文丨杨奎松
采访丨严飞（《清华社会学评论》执行主编）
严飞：在您看来，潘光旦最优秀的学术研究是哪一方向？直到今天社会影响最大的学术研究又是哪一个呢？
杨奎松：潘光旦在学术上有不少头衔，如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等，但和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不同，他是理科训练出身。他先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生物学，取得学士学位；接着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动物学、古生物学和遗传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他虽然较多地转到优生学、社会学，注重性、婚姻、家庭、教育等问题的研究，但他的这些研究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离其生物学及遗传学的训练及其视角，主张“以生物为体，以社会为用，采遗传选择之手段，以达人文进步之目的”。
几乎所有研究潘光旦的学者都会对他回国后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办刊物、写评论，以及承担大量教务工作，未能充分发挥他的专长，感到遗憾。因为以他的训练基础和在学术研究方面表现出来的深厚功力，他无疑是可以在某一方向上成为学术大家的。对于他目前留下来的研究成果，以我的知识背景，是不足以评价他最优秀的学术研究具体是在哪一方面的。但就我个人关心的问题而言，读他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人文史观》，结合他战后所撰《派与汇》等论文，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他力图突破传统人文思想，以人为本来创建新人文史观的雄心和努力。可惜这一进程很快就被打断了。
严飞：从1922年到1926年，潘光旦在美国留学四年，所学的内容均与生物学有关。回国后，潘光旦大力向国人普及优生学，引领了一场“民族卫生”的思想运动。潘光旦的思考不仅涉及文化对人类演化的作用、文化自身的演化和选择过程，还探讨了文化与生物的协同演化。潘光旦在去世前两年还集中翻译了达尔文的名作《人类的由来》，可以说，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背景对于其世界观的塑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杨奎松：潘光旦是1922年到美国留学，1926年拿到硕士学位回国的。当时优生学在美国还有相当影响，他回国后热衷于优生学的推广和研究，显然与他急于想用西方科学的思想和方法，逐渐改变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积贫积弱状况的心理有关。当时是进化论的时代，生物进化讲的是遗传、变异、选择的规律。因此从生物学的角度看问题，他显然认为，一个民族人才的多少从根本上取决于良好的遗传。从生命科学的角度讲，遗传从根本上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性和婚姻的选择，对民族优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好的性和婚姻，理应是让自然特质比较优秀的人口逐渐增加。而要想达到好的婚配，就必须要创建一种良性的选择环境，要强化社会的作用，即通过社会环境、制度、教育等因素来影响婚姻与家庭。
但颇为不幸的是，优生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在欧美就备受争议。最早提出优生学这一概念的英国人高尔顿，基本上是着眼于优质婚配和计划生育的。问题是，19世纪末正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乃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候。因此，优生学很快就在一些国家成为政府推行有组织地消灭劣等人口的一种科学借口。美国首先推行这一举措。从1884年到1924年，美国已经有16个州通过了强制性绝育法，规定对智障者、残疾人、精神有障碍者，乃至社会下等阶层的人繁殖人口必须加以限制，劝说无效者可以由政府强行执法。希特勒及其德国法西斯所采取的种族清洗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源于美国的经验。
因此，潘光旦主张的优生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众多欧美国家的抵制，在中国自然也颇受争议。尽管他基于中国的国情和人权平等观点，对他的优生学主张做了不少修正，包括公开改称之为“民族卫生学”，但在中国也没有获得推广的条件与可能。他在这方面的投入，显然也使他耗费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
严飞：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先生有什么独特的教育思想呢？而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其教育观点和教育实践需要是否存在张力？他又是如何取舍的呢？
?杨奎松：潘光旦提出过的教育主张很多，在我看来，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健全人格的教育主张。所谓健全人格，就是要使受教育者在意志、情感、理智三方面能够共同协调发展。单纯开发某一方面，人格教育的结果一定是失败的。一个健全、完整的人，必须能够认识自己，并不断战胜自己；必须学会分辨是非真伪和善恶美丑。因为人的价值意识完善了、增强了、发达了，既是人成熟的表现，也是人能力提高的反映。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弱，之所以会被日本入侵，之所以形不成团结一致的抵抗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教育失败。
严飞：潘光旦先生在1941年的《青年志虑的问题》中批评当时学生对个人生活算盘越打越精，缺乏大志，缺乏热情；但同时他又对学生的社会行动并没有那么热衷，在其中您觉得有没有矛盾呢？在潘光旦先生的叙述中，他很强调学生自我的反思、慎独，那么，他当年心中期许的学生应当具备哪些特质呢？
杨奎松：我倒不觉得中间有多大的矛盾。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阶段后，许多学生的政治热情开始低沉，被迫为稻粱谋；另一些学生把政府视为一切挫折的根源，动辄即高调抨击政府，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必然。作为西南联大教务长，他既看不惯学生沉迷于个人生活，也不能不担心学生太过政治化，也是他职责范围中之事。潘光旦一贯主张民族国家至上，他对学生的期望，自然是学生也能够成为一个在做人和爱国的问题上，像他一样的人。
严飞：阿伦特对知识分子曾提出“对人的关怀和世界公民立场”，在您看来，对于潘光旦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种合适的道德要求吗？
杨奎松：“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概念，从其形成于德雷福斯事件本身就可以看出，它是以争取对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的发言权为基础的。也因此，它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物。我们都清楚，在法国大革命前，伏尔泰介入卡拉事件，靠的还不是公民权利平等，而是他的良知和特殊身份。但法国大革命发生后，在人权和公民权利已经受到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左拉和大批知识人“公共”介入德雷福斯事件，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时代转折点，使介入公共事务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权利甚至是责任。由于人权本身的超国家性质，也就使对人的关怀具有了普世性。
阿伦特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强调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世界公民”的立场，即不仅关心本国本民族的人，而且应该关怀世界范围内的人。就这一点而言，20世纪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他自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一员——都应具有这种基于人的关怀的立场。事实上，我们从潘光旦的教育思想及其相关言论中，都不难发现他理智上也曾经是高度关注人，并以“人”为前提来设想种种社会改造和建构的。当然，对于落后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来说，真正要想做到像阿伦特所主张的那样，是很难的。
严飞：您曾经指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做“社会的良心”。正是因为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良心的职责与使命，所以他们首先应该是也必须是“人”。然而作为个体的“人”，我们也看到人性的挣扎与选择。经历多次思想改造运动后，潘光旦与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成了时代大潮中的“选择者”和“挣扎者”。他们的勇气和脆弱、理想和矛盾、坚守和痛苦糅杂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写照。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杨奎松：我的《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一书的增订版中加写了一个“余论”，就是想要把我做这一个案研究的主要心得稍加归纳并略做分析说明。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渐进的，人的思想意识乃至价值观本身也不能不随着时代变化及环境变化而变化。由于生产力发展及其生存条件的局限，自古以来个人都是依赖群体来延续生命的。因此，早先是爱“族”，之后是爱“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个人的生活空间和生存能力大不同于古代，人权、自由、平等意识开始萌芽，爱“人”的观念才逐渐生长起来。
但是，因为不同民族进入现代世界的方式及先后大不相同，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知识分子，甚至同一民族和国家中反映着不同阶层情感和利益的知识分子，在爱“族”、爱“国”还是爱“人”问题上态度变化的先后与程度，也会各不相同。不了解这一点，无视历史发展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造成的差异，简单化地基于当今通行的“政治正确”的标准来批评指责不同情境中知识分子“政治不正确”的表现为“软弱”、为“背叛”，甚至指斥其人格，在我看来，都是过于武断和片面的。
以潘光旦为例，他是留过美的，他的思想言论中有很明显的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意识，因而他在20世纪30年代人权、宪政问题上的主张，基本上是合乎欧美主流社会通行的政治原则的。但是，他学的是生物学，痴迷的却是优生学，原因就是他一心想要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方法，利用社会干预（社会选择）的手段，以改善中华种族（民族）之体质和智力，从而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他所主张的人文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建立在“种族绵延”基础上的，他固然重视“个体”，同时更强调“群体”。在这个以“个体”和“群体”为两纲的理想架构中，“个体”是起点，“群体”则明显是目的。
我在我那本书的“余论”中特别举了由美国归国的北大教授傅鹰的一段话，在相当程度上恐怕可以拿来解释潘光旦，乃至费孝通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当年有过的那种心态。他的原话是：“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
本文摘自《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一辑第1~7页，内容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