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5日美国旧金山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枪杀案件，美籍华人作家江南（本名刘宜良）在其住宅车库遭歹徒伏击不幸遇害。消息传开，海内外华人社会大为震惊。因死者生前著有披露国民党内幕的《蒋经国传》，此案遂被疑为政治谋杀，台湾当局因此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舆论焦点；一些在美国的江南生前友好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专门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强烈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公布真相，是为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
江南，江苏靖江人，1949年去台，先后在台湾“国防部政治部干部训练班”及“政工干校”受训，后进入新闻界担任记者。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派驻美国，以“江南”笔名发表文章，打开美国华人圈，1974年加入美籍。在美期间江南写作出版《蒋经国传》，引起海外华人社区很大反响，但在台湾因“对政府及领导人的负面形象报道”而被列为禁书。1983年7月，美国《加州论坛》开始连载修改的《蒋经国传》，台湾方面为此动用多方关系加以劝阻。1984年夏，江南发表访问吴国桢的访谈文章《吴国桢八十忆往》，并有写作《吴国桢传》的进一步打算。由于吴国桢与蒋家父子在1950年代的矛盾关系，文章内容自是对小蒋有负面的评价。台湾有关方面对江南的不识抬举与忤逆大为恼怒，台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决定加以惩处，选择并亲自授意黑道竹联帮头领陈启礼执行这一任务。选择竹联帮，是因为竹联帮在美国发展有组织，行动方便，万一失手，可脱离干系。
1984年9月陈启礼衔命潜往美国，经密谋策划，指派属下吴敦和董桂森具体充当杀手。吴、董行凶得手后，陈启礼向台湾电话报告任务完成，汪希苓要三人立即返台。陈担心回台后被杀人灭口，录下两卷录音带叙述事情经过，嘱吴、董两人交给在美信任的人。10月22日，陈启礼三人回到台湾，两天后汪希苓约见陈启礼，并拿出两万美金作为奖励，陈予以婉拒，表示自己不是职业杀手，纯粹是为国家效劳。此后不久，台湾安全部门统领的警署展开旨在清除全台黑帮的一清专案，即“打黑”行动，陈启礼与吴敦先后落入法网，董桂森则逃匿他国，陈被捕时声称自己乃情报局秘密特务，并出示证明，但与情报局多有过节的警署不予理会，坚持将陈捕押，警方同时在陈家搜出陈在返台机上所写的此次行动报告，于是得知陈启礼等涉及江南命案。蒋经国得悉陈启礼等涉及江南命案的报告，极为震怒，认为“太不可思议了”，下令“依法办理！”
美国的竹联帮人员对陈启礼的被捕大为不满，向台提出以录音带作为交换条件，换取竹联帮分子在“打黑”行动中的一些特权，被台安全部门首脑汪敬煦拒绝，于是便将录音带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汪希苓等人直接涉入江南案的证据便落入美国手中。美国朝野一片哗然，媒体开始大肆笔伐台湾政府，对台湾情报部门公然在美国枪杀美国公民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怒，国会议员对台湾当局的作为也大为不满，甚至要求根据美国有关法律条款停止向台出售武器。台湾形象因此蒙受重大打击，美台友好急速降温，双边关系岌岌可危。
台湾情报部门涉及海外谋杀，且发生在关系最为重要的盟友美国，蒋经国感受到了此案的极为严重性，将此一事件与数年前美台断交相提并论，对党内高层沉重说道：“中美断交我处理，现在刘宜良案我亦负责处理。中美断交错在美，吾人理直，而刘案理不直，处理事难上加难、痛上加痛、苦上加苦”。下令将涉入此案的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情报局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三人解除职务，交军法侦办，并成立由党、政、军高级别人员组成的五人专案小组，负责调查江南命案，随时向他报告进展。与此同时，海内外媒体不断报出蒋经国次子“太子党”蒋孝武涉案的传闻，蒋孝武则极力予以否认。
1985年1月27日五人专案小組决定起诉汪希苓三人。五人小组力图将政府责任与此案切割撇清，对外宣称，卷入江南命案是情报局“个别官员的独立行动”，也就是一起“孤立事件”，台湾当局并未参与暗杀。把汪希苓等人的作为定位在刑事被告，课以个人的刑责，而不是职务所为，这就需要一个私人的动机，汪敬煦最后颇为牵强地采用了一个说法，称汪希苓在美国作特派员期间干了很多狗皮倒灶的事情，刘宜良准备搜集资料把它写出公之于众，如是，汪希苓难免要倒楣，以此来作为汪希苓犯案的动机。汪希苓本人对此说则感到又恼又气，认为他如是因了私人因素而派人杀害刘宜良实在是对他人格的污蔑。但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党国形象，也只好忍声吞气，忍辱负重，独自揽下责任，而不再向上发展，牵涉他人。
1985年2月27日，台北地检署对陈启礼、吴敦、董桂森提起公诉。法庭公开审理，《联合报》把录音带内容予以全文刊载，让民众得以知晓案发全部过程。4月9日，法院做出如下判决：陈启礼、吴敦均以共同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同案犯董桂森在逃，缉获后另行审判。4月19日，台国防部军法局高等审判庭做出宣判，汪希苓假借公务员职务上之机会共同杀人，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胡仪敏、陈虎门两人帮助杀人，各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震惊海内外的的江南命案就此告一段落。但它给台湾的政治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美国外交家陶涵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指出：“在台湾内部，刘宜良命案却产生深远、持久的冲击。李登辉、钱复、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岁的自由派人士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党和政权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绝不是他们当年选择投效国民党的初衷。”从而意识到这样的党已到了必须加以改革与改造的关头。
另有评论认为，这一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党外人士则利用这一事件争取到了民主的空间，并且让蒋经国“父业子承”的可能想法化为无形。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经国不得不公开宣布，蒋家第三代不能也不会进入“接班”人选。翌年春，蒋孝武被外放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权力中枢。
但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是，江南命案使蒋经国再一次沉痛认识到，权力尤其像情报部门这样拥有无边权力而没有限制与制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由此引起的国民党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以及危机带来的政治改革的紧迫感，于是，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对情报部门进行了大力整顿与改组，削减、限制了其权力，同时加速了民主改革的步伐。此后不出两年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而正式开启民主化转型的大幕。
2012-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