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有关特殊历史时期如何称呼的字词之争，在台湾延烧数月，引发了台湾各界的史观博弈，更隐示出台湾如何看待日本，又如何界定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1895年至1945年，是日本占领台湾的历史时期，在台湾素有两种用语指代：“日据”与“日治”。传统上，在台湾光复后的四十多年里，一度居于主流地位的是“日据”的用法，含有“台湾是被日本从中国占据而去”的潜台词，更认同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一脉相承的国族立场。相对而言，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大部分的公文、教材、出版物和影视音作品里，多以“日据”时期，作为称呼日本殖民五十年期间的提法。而这一提法，至今也仍然是大陆提及台湾此段历史时期的标准用法。
然而自1997年李登辉执政后期，台湾教育部开始在中学的历史、地理和社会课，启用官方编纂的《认识台湾》系列教科书以来，相对而言更形承认日本统治合法性的“日治”一词，就取代了 “日据”，成为教科书上的主流提法，影响也扩及社会其它层面，日渐成为当前台湾社会的主流称呼。这一称呼是“日本治理”或“日本殖民统治”的略称，使用者除了挑剔“日据”一词的敌我立场鲜明情绪化特点，同时表达更深一层的立场：挑战甚或否定“台湾本应属于中国”的认识框架，并透过更进一步地承认日本统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来显示台湾迥异于中国大陆的历史经验和国族情感。
2007年，在陈水扁政府执政的尾声，当时的台湾教育部，还曾经颁布过一份《海洋教育与教科书用词检核计划》，要求编写教材的民间出版商“参酌使用” ，并正式将“日据”一词归类为“不客观历史价值判断、刻意褒扬或贬抑的非中性词汇”。 自此之后，负责于民间所编的各版本教科书出版之前，审查教材内容的台湾教育部“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均以“日治”的提法为圭臬；若民间出版社再使用“日据”一词则会被要求修改，否则该教材不允许出版，各级学校也不得选用。
2013年6月24日，台湾学者、“两岸统合学会”祕书长谢大宁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披露该学会成员自编历史教科书的波折际遇，反对“日治”的提法，引发论战。
谢大宁回顾，教育部所遴聘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委员，在审查其所编纂的教材时明白指出，“你要用‘日据’，我们就不准”。但谢大宁却认为，既然自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已经正式放弃自《马关条约》以来从中国所侵夺的一切利益，为何还非得要承认日本统治台湾的合法性不可？谢大宁在文章中说，其所自编的教科书没有依照台湾教育部颁定的《课程纲要》用语使用“日治”一词，而迳改为“日据”，这是照顾“中华民国的国格尊严，也符合一字褒贬的春秋大义”。
谢大宁的文章一出，质疑声骤起。身处立场拉锯另一端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审定委员会”(下称“审定委员会”)召集人，同时也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黄克武则在接受《联合报》采访 时表示，学术场合使用“日治”和“日据”的都有，但教科书需要统一，“沿用‘日治’的社会成本最低。 而同样反对“日据”提法的还有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周婉窈，她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文章《“日治”到“日据”再到“日治”──一份公文所揭示的历史事实》，拿出一份1951年台湾省新闻处所发的公文为证据，意欲论证“日据”的提法系为国民党党国体制强加的产物，而原先“世俗每称”、乃至要被这份公文通令矫正的“日治”，才是当年台湾本土社会在战后惯用的说法。 此外，还有一些支持使用“日治”提法的学者也认为，“日据”意味着暂时性的军事占领；但日本殖民统治的五十年显然不仅仅是“暂时性的军事占领”，而是在甲午战争后，透过完整的国际条约所履行的主权和领土之转移。
随后，台湾主流媒体之一、国族认同立场倾向于国民党的《联合报》，在一篇社论中斥责前述的意见。该报社论说，“用侵略战争以不平等的勒索条款佔据他国领土，尚不准谓其为‘日据’，请问：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有几个如此谄媚侵略者的‘历史学家’？”
随着这场论战升高，正反意见不断在报刊上涌现，台湾总统马英九终于在7月18日，出席由退伍军人协会主办的“纪念抗战76周年大会”时表态：“我从小到大都用‘日据’，但是我并不反对有人要用‘日治’”。马英九认为，人们对历史有不同的看法和记忆，确实可以容许有讨论的空间，“不宜硬性规定哪一个不准用，这样才能让不同的看法出来。”
在马英九亲自表态后的当天，台湾教育部才终于对这场延烧近月的论战做出正式回应时间。宣布教育部将会协调教材出版商与“审定委员会”，在“课纲容许的范围内，给予最大自由度”。随后，主张使用“日据”提法的教科书遂得以出版，与其它使用“日治”的版本在市面上并陈。教育部还决定，将另在课本中以名词解释的方式，向学生介绍“日治”和“日据”的立场差异与演变过程。
随后，台湾的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还对这场论战做出了更大动作的回应。在马英九出面表态的四天之后，台湾行政院7月22日发出新闻稿表示，基于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开放民间编写教科书的立法意旨， “在教科书审查上，行政院尊重教育部同时接受‘日据’及‘日治’用字的决定”。但是，台湾行政院称，“从维护中华民国国家主权及民族尊严的立场而言”，未来该院处理公文时，将统一使用“日据”用语，“并通函中央及地方机关查照转知所属遵办”。 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在接受《中国时报》采访时则进一步说明道，韩国称呼日本统治时期时也使用“日本强占”或“日帝占领”的提法。因此，政府的公文书使用“日据”称呼，是“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都应该要使用的方式。”
即便如此，仍有反对之声。在行政院做出于公文书上采行“日据”提法、并要求各级行政机关遵照办理的决定后，与台湾中央政府同属国民党执政的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等地方政府，随即响应，表态愿配合执行。 然而，根据“中国评论新闻网”的报道，在由民进党所执政的历史文化古城——台南市，一向不讳言其台独主张的市长赖清德则在市政会议上公开表示，行政院的指示“没有必要性，也没有正当性，徒增困扰”，而从教科书争议衍生出对行政、公文用语的规范，更令他感到“错愕和不解”，他还指示台南市政府所属的行政单位，对于行政院的规定“不必拘泥”。
这场“日据”与“日治”之争虽然各方坚持己见，但仍反映出近年来台湾人历史观的变化。
随着台湾本身的历史在教学中日益受到重视，这十余年来教科书中对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叙述不断细化，加入了更多内容：除描述日军进占初期的武力镇压、日台种族间的差别待遇之外，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投资、基础建设和社会风俗秩序的现代化改造，与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开始接触西方近代文明，同时又被卷入日本对外征战的军事动员，以及台湾在二战中遭受同盟国军队轰炸等环节，都被正式列入台湾教育部所颁布的用以指导民间教科书编纂的《课程纲要》当中。 一些日本人也逐步为台湾年轻一代熟悉甚至缅怀。例如在台湾西南平原修筑“嘉南大圳”的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改良台湾稻种“蓬莱米”的农学家矶永吉，都成为教科书上相对正面的形象 。即便在教学上，教师们或许还是会说明：日本对台湾农技改良的研究、水利设施的肇兴，根本目的还是要服务于巩固殖民地统治的大局。
同时，“日治”史观也是一些持台独立场者，论述何以台湾不同、也不应属于“中国”的张本。在“日治”史观下，日本统治台湾的五十年，相对于由汉人建立政权的明郑时期，或与隶属于中原王朝的“清领”(意谓“清朝领有”，亦为台湾教科书用词)时期，并没有在道德上或合法性上略显亏损，只不过是台湾历史身世中又一个不请自来的统治者罢了，何况在这段时期里，至少还为台湾全岛的现代化，与“台湾人”集体认同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当然，既然日本殖民地官僚、清朝皇帝、郑式父子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教科书上均能够无分亲疏、不论族类地等量齐观的话，这也昭示着“日治”史观的根本立论：即台湾这片土地自古以来，从来没有理所当然地，必须属于谁过；而此一立论主要针对的目标，不言自明，当然也就是“中国”——不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
这一次“日治”与“日据”论战所触发的政策转折，也可视为马英九执政路线和意识形态立场的一次政治宣示。继他在2011年春节与内阁首长聚会时，主动要求台湾各部会在今后提及对岸时应称呼其为“大陆”或“中国大陆”，而非民进党执政时期所称的“中国”之后 ，马英九政府再一次从提法、称谓的角度入手，试图将民进党执政时期由台独观念所影响的政策遗绪，拉回较为偏向国民党所主张的主权观念与国民党式国族认同的轨道。
根据台湾官方通讯社中央社报道，马英九曾表示，2013年12月，台湾会扩大庆祝《开罗宣言》发表七十周年——宣言是二次大战期间由盟国领袖蒋介石、罗斯福与邱吉尔达成共识，宣布台湾、澎湖应归还予中华民国。 今年6月间，马英九还曾在一场与台湾媒体主管的茶叙中，感性、兴奋地谈论《开罗宣言》的历史意义和“台湾是怎么来的”。根据“中国评论新闻网”的报道，在引述《开罗宣言》中盟军要求日本归还自中国窃取之所有领土的原文表述时 ，马英九说，“我第一次看到有条约用‘窃取’这个字”，“而且还写明是要还给中华民国，简直是为我们量身订制的” 。对于这份至今仍被部分持台独主张者视为不具国际法效力、不足以片面决定台湾主权归属的文件 ，马英九则用了一个英文字，来表达自己对《开罗宣言》旗帜鲜明的正面情感——“Amazing！”
对于马英九政府愿意就“日据”提法做出明确表态，并愿意郑重看待《开罗宣言》“使台湾回来”的历史意义，一向反对台独主张、对日本殖民台湾亦持全面否定批判立场的北京当局，应是乐见其成的，甚至有可能将之视为台湾方面进一步夯实两岸政治互信的积极举措。
即便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主任张志军，曾在5月间接受《联合报》采访时直接地说，“要大陆接受中华民国，无论从哪个角度，也不可能。” 但对于马英九所采取的批驳日本占领合法性的史观立场，以及他认为中华民国政府原系于1945年代表中国收回台湾这块前朝失土，并且在1949年后仍然有效统治、延续至今的主权伸张，作为对手的北京当局哪怕实难全盘买帐，但面对这位仍愿意在历史与文化层面保有若干中华民族情感的岛内政治领袖，或许应亦已不忍批判，乃至在某个程度上还要暗感欣慰了。
这回在台湾延烧数月的“日据”和“日治”之争，人们口中论的虽是日本，但心头真正计较、以至在提法上必须寸土必争的，却仍然还是“中国”。更精确地说，台湾人正是借着“要如何看待日本”的争论，意图用自己的方式来界定“中国”，并诠释中国与这座岛屿的关系——究竟中国应该是台湾理所当然的归宿？或者仅仅是台湾自我特殊身世下的其中一抹色彩？对于这座命运摇曳、几经易手而人心敏感的岛屿，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