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所作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1953—1986年，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暗税方式为工业发展汲取了大量农业剩余。

“剪刀差”概念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20世纪3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并针对中国的国情被发展和广义化。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剪刀差”是指在工农产品交换过程中，工业品价格高于 其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由这种不等价交换形成剪刀状差距。从新中国成立到九十年代，国家工业建设逐渐从依靠农业剩余转向依靠工业剩余，但是，工业化究竟从农民身上汲取了 多少农业剩余呢？采用严瑞珍的比值“剪刀差”动态变化相对基期求值法，1952—1997年的45年间，农民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12641亿元，平均每年 274.8亿元。自1993年起，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相对量逐渐下降，到1997年已降到2.3%，但绝对额仍高达331亿元。

2.农民对国家建设的廉价劳动力贡献

1978年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外出就业农民数量从1983年的约200万人增加到2008年底的1.3亿人，25年增长了65倍，年均增长18%左右。

进城的农民工处于就业末端，大部分干的是最脏、最累的工作，工资水平普遍较低，且增长速度慢，而平均劳动时间却大大高于城镇职工。从农民工的工资及其增长情况来看，农民工的典型 贡献在于其“廉价”性，在于多付出少索取。

以城镇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参照，假设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与城市非农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之比是1∶1.45，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结果，2007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24932元，那么当年农民工应得的年平均工资应为17194元。实际上，2007年农民工的实际年平均工资为11000元左右，即一个农民工一年只拿走了11000元，剩余的6194元就都留给了城镇。如 果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取1.3亿，则2007年农民工仅工资差额一项就留给城镇8052亿元资金。若按改革开放后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9.6%计算，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以工资差额的方式为城镇经 济发展节省成本达85495亿元。

此外，2007年末，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14.2%、24.1%、8.8%和30.6%，那么，仅节约社保成本这一项就为城镇经济发展节省成本达2880多 亿元。简单地按每年9.6%的增长速度计算，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城镇经济节约社保成本至少30576亿元。综合来看，农民工通过工资差额和没有强制规定上社保的方式为城镇经济发展积累 资金达11.6万亿元。

3.农民对国家建设的土地贡献

农民的贡献还表现在为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1949年以来，尽管进行了大规模垦荒和复垦，但工业化和城镇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全国耕地面积由1950 年的10035万公顷减少至1995年的9497万公顷，减少5.36%。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2003—2006年，每年实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600万亩 左右，2007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568.4万亩，2008年降为548.2万亩。根据陈锡文等的资料，1961—2001年的40年里，国家共征地4530.19万亩，并且自1983年起每年的征地规模都在110万亩以 上。

从我国的征地补偿标准来看，无论是根据目前依据农业产值来计算的征地补偿标准，还是考虑土地从农民手里到最后的资本化开发所获得的增值收益，农民出让土地所获得的补偿都非常 低。2005年全国共有偿出让土地165584公顷，取得土地出让收入5883.8亿元，每公顷土地出让金收入355.3万元；出让金纯收入2184亿元，每公顷131.9万元。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在土地用 途转变而发生的增值收益中，地方政府大约获得60%—70%，村级集体组织获得25%~30%，真正到农民手里的已经不足10%。

据专家估算，1978—2001年，中国城市化建设明显加快，国家通过地价“剪刀差”的形式，为城市建设积累了至少2万亿元的资金。也有学者大胆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农村征用 了1亿多亩耕地，若按每亩10万元计算，高达10多万亿元，但征地补偿标准较低，地方各级层层扣留，真正到农民手中的不足7000亿元。我们在一项调研中注意到不少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 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35%，还发现某些经济发达省份部分地区征地补偿费仅占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的2.5%，高的也仅为26.7%。因此，我们不妨从各年的地方财政收入粗略估算农民失地为工业 化作出的贡献，估算方法如下：根据1987—2007年各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总额按35%的比例算出各年的土地出让金，然后取征地补偿费占土地出让金的比重为10%，则土地出让金的90%就是农民失 地的资本贡献，最终的估算结果为44235亿元。

上述三项合计约17.3万亿元。

除此之外，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亚地缘”战略地位，其发展进程更易受到其经济上的“宗主国”所主导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遂使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追求工业化，一般都会因国内资本和技术稀缺而陷入“外资依赖”，其主权债务主要是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形成的。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可能是大祸临头的开始——不仅无法如发达国家那样向外转嫁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更严重的是，一旦国际地缘格局变化下其外部投资援助中断，国内 不仅往往会爆发经济危机，更有可能蔓延成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甚至发生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亦即陷入各种“发展陷阱”。

2.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在于外资和外援中辍后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没有中断

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进程，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至21世纪的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深受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1949年之后当代中国发生的两轮工业化，都因处于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传统产业转移的国际大潮之中，而获得了空前机遇。其间的重大转折在于：中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因朝鲜 战争承接的是苏联的军重工业转移，而七十年代以后向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开放，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美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霸导致中国在亚太领域中的地缘战略地位上升的机会，完成了对 以往“偏军重”的产业结构的调整。

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工业化的独特性在于，当20世纪五十年代末第一次外国投资中辍，中国并没有如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工业化完全中断；虽然诱发人道主义灾难，但也历史性地实 现了“去依附”——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投资国的经济和政治依附——主要靠内向型积累，边推进工业化原始积累，边还债。这就是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

由此，本书对中国的发展经验的研究，就多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思考角度——既然中国也同样发生过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何以能在危机发生时避免了各种政治或社会问题的集中或连锁爆 发，而免于堕入“发展陷阱”？

尽管，在世界“大势”上西方与东方的判断异曲同工——像沃勒斯坦这样的西方学者关于“核心、半边缘、边缘国家”之间成本—收益分配的理论解释，和东方世界的毛泽东六、七十年 代所作的“三个世界”的判断，在本质上基本相同，都是对发达国家可以借由主导制度建构而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这个规律的实事求是的描述和概括。不过，在一任又一任的东方政治 家的政治实践中，有一个要点很少被西方主流学者纳入研究视野，那就是中国如何依托国内的二元结构——因城乡差别而客观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来为弱化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向农村转 移危机成本。

因为，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城乡不同利益主体各有自己“难念的经”，都需要在政府中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只不过，任何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追求工业化的后 发国家都不得不采行事实上的“亲资本”政策。长期以来，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利益代表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远大于乡村。即使个别时候中央政府的乡村政策取向是积极的，也会在各种 部门利用改革机遇已经公开、半公开地代表产业资本集团利益的制度变迁的客观约束下，很难落实。

如果人们以世界城市化率平均50%作为中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标志，那么，当中国城市化率实实在在地突破50%的时候，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不能再依靠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条件， 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资本经济危机代价的标志——表明中国此后的城市危机只能爆发在城市，并且危机代价也集中在城市“硬着陆”……

诚然，人们——无论多么伟大的政治家、深邃的思想家——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只能是在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下随着经验教训的不断增加而逐步深入。如果说，在工业化初期 阶段（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那几十年里，人们对于危机的发生规律及化解还属于被动应对、简单认识的话，那么最近的2008—2009年危机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主动推行惠农政策的同时 ，加大投入财政资金，有可能将农村打造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有鉴于此，中国对经济危机从被动到主动的应对，以及“三农”的作用及其受到的影响，是本书所要重点分析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