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治国口号、一项政治任务，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政治和谐、社会和谐与经济和谐互为条件、互补共存。近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都形成一套把社会裂痕用经济方法熨平、把经济危机用政治手段化解的治国方略。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之所以在这些国家没有敲响，关键就于在此。反观南美某些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危机互为因果、彼此放大，其主因也就在于缺少推动政治、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机制。
中国目前处在发展的关键时刻，既保持经济崛起的旺盛势头，又暴露出种种问题和矛盾。诸如三农问题、内需不足、贫富差距、卫生教育住房难题、人民币汇率、行政浪费、社会腐败、环境污染以及某些地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形势严峻等等。由于这些问题分属不同领域，专家们往往会按不同学科原理给出相应对策。我却认为，上述多数问题其实彼此联通，是可以连带解决或缓解的；社会原本就是系统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事倍功半。拙文无法充分阐述这一观点，只能简要论述我提出的破解路径。这一路径就是，政府采用积极稳妥的财金政策与行政措施，从尽快缩小四大“剪差”入手，推进和谐中国建设。
这四大“剪差”是：城乡收入增长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企业退休与机关退休职工待遇“剪刀差”、GDP增长与工资所占比例“剪刀差”、税收增速与GDP增速“剪刀差”。需说明的是，这四大“剪差”有些典型、有些并不典型、甚至正在形成中。但防止它们“典型化”、造成社会断裂，对建设和谐社会而言，可能更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一、解决城乡收入增长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无庸置疑，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城乡贫富差距，而且，有资料显示，近十年来城乡收入“剪刀差”还在不断扩大。造成这种“剪刀差”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国内工农业产品价格比的巨大“剪刀差”。这一点我是通过出国考察体会到的。在西欧，经常会见到卖1欧元1个的苹果，他们的蔬菜水果按“个”、“只”出售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如果把蔬菜或水果做等价物，人民币与欧元的比价不是10:1,而是1:1或1:2。中国的多数农民，如果把他的产品放到西欧出售，其生活质量几乎可立刻改观。撇开汇率，完全按实物比价，中国的农副产品（不包括大宗可贸易类粮食畜牧产品）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只有西欧同类产品的1/5—1/10。譬如，西欧农民用5千斤水果蔬菜可换1辆普通轿车，中国农民则需要5万斤才能交换。因此，即便目前工农业结构不变，如果农副产品对工业品的购买力能提高3-5倍，“三农”问题就可破解了。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的农业发展指导思想进入一个误区，坚信“无工不富”，千方百计招商引资，村村办厂，处处冒烟，结果是低效益高污染，得不偿失。必须扭转这种趋向。农村就是农村、农业就是农业，农民就应靠农业致富。我在荷兰、法国乡村旅游，发现他们田野里的电线杆比我们东部农村少得多，更没有工业项目。中国解决“三农”问题要走正路，必须在农言农，把工作着眼点放到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上。
那么，怎样才能缩小这个“剪刀差”呢？靠市场调整是个办法，但短期难见成效。因为农副产品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决定其价格升降的，不是高收入阶层，而是中低收入阶层。因此，眼下应采取积极措施，大幅增加农民工、城市普通职工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这对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可起立竿见影之效。此外，便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进口工业品大幅降价，带动国内工业品降价，农副产品的比价就可相对提升，所谓“剪刀差”就可缩小。
二、解决企业与机关退休职工待遇“剪刀差”
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包含范围很大，其中，当然包括享受低保家庭、也包括失业人员。但对年轻失业人员大幅提高救助金，脱离国情，也不利于促进就业。目前最应优先解决的，除低保家庭的生存困境外，就是约5千万原国企退休职工退休金过低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由“退休职工双轨制”造成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剪刀差”问题。在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全国企业职工的退休金以年均6.31％的速度缓慢增长，而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增长速度分别是13.45％和11.67％。
这个问题之所以应优先解决，是因为它已成为一个影响数亿人利益的严重社会不公问题，也是一个严重影响党群、政群关系的政治问题。国有企业老职工，为国家建设和国企改革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现在，他们的退休工资却仅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1/2—1/4，这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并不大，只要政府下决心，按每人每年增加5千元计（人均年退休金增加到约1.3万元），每年拿出2500亿就可基本解决问题。这2500亿从哪里来？
其一，从行政开支中节省1000亿。目前，行政支出高浪费已是各界批评的对象，有人估计，2005年政府用在公款吃喝、盖豪华办公楼的财政支出便在1万亿元以上。其实，各级政府之所以能如此豪华开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钱。减少行政事业经费，就可迫使政府节约，公车浪费、公款旅游等问题都可部分解决。
其二，从国企红利中支出1500亿。国有退休职工原本就服务于国企，用国企红利回馈他们，属“正当防卫”。
其三，如以上路径不通，则完全从国债中支出。严格讲是国家借债发放退休金，将来由国家偿还。把国债用来搞基建，会导致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成为受害者。把这笔钱让城市低收入家庭消费，只能拉动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即便这将造成通货膨胀，农民却是收益者，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生活也不受影响。
必须看到，无论这笔钱出自何处，只要投放给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其消费拉动的边际效用最大，发挥的经济乘数效应最大，对解决住房教育卫生难题的作用最大，其综合经济社会效益绝对高于资金“跑冒滴漏”严重的豆腐渣工程。
三、解决GDP增长与工资所占比例“剪刀差”
造成中国城乡收入“剪刀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与城镇工“同工不同酬”，同类工作岗位的月工资可差500至800元。如果加上城市的各种社会福利，差距更大。南方一些城市，20多年来，当地人工资上涨十多倍，农民工工资却长期“稳定”。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它涉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同时，在城镇职工工资总水平偏低的情况下，即便实现“同工同酬”，农民工也难以改变城市边缘人地位。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居于城市的民工二代，是绝不会像他们父辈那样，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打工20年再返乡的。如果他们不能接受良好教育、不能在城市获得有尊严的生存空间，那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成为社会隐患——目前大城市犯罪成员身份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务之急，是普遍提高我国企业职工工资总水平。城镇工人工资大幅提高了，农民工工资便也有了上涨空间。而这就要缩小GDP增长与工资所占GDP比例“剪刀差”。
有资料显示，我国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这两年虽略有反弹，但并没有改变下滑的局面，而在美国，据说工资占了GDP的50%。这个问题，同样也关系到经济稳定。中国经济要持续高速发展，靠外贸、靠投资拉动，都非长久之策，惟有扩大内需，才是永恒驱动力。而扩大内需，归根结底，就要靠提高职工收入水平；如果我国工资占GDP比例的增幅超过GDP增幅，逐渐缩小这一“剪刀差”，那么，即便外贸、投资疲软，中国经济也可持续增长。
那么，如何大幅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呢？其一，是较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线、并严格依法保障执行。需提请注意的是，中国是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市场调节失灵状况将长期存在。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中国职工的低工资状况长期内难以改变。因此，强制性提高工资水平，“看得见的手”必须出手。
其二，是支持工会组织通过谈判提高工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做法是很正常且有效的。特别是对外资或民资企业而言，健全工会机制，维护企业和工人双方利益，可获得多赢结局。
其三，还是人民币稳步升值。由于中国涉外企业比重甚大，人民币升值，可直接、间接提高职工工资。这里涉及到汇率问题。汇率问题，往往被经济学家搞得非常神秘。其实，撇开投机因素，从本质上讲，汇率反映的是两国经济效率。今天，人民币被严重低估，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效率已大大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保持低汇率，是等于我们以透支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把廉价的劳动或财富让渡给西方国家。因此，我主张人民币在不给金融投机家机会的前提下，持续稳步升值，直至外贸平衡为止。
内提工资、外升币值，这会不会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工人工资是西方的1/20，只要我们工人素质和生产效率持续提高，即便与西方工资水平比例缩小到1/5，还是有竞争力的。那么，这会不会影响扩大就业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制造工人低工资、高就业的纯粹外向性经济，绝非良性经济结构。制造工人工资大幅提高，即便就业人数减少（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搬到越南），但他们自己可购买产品、购买服务，这就也可以扩大二产、三产就业，并提高全社会的生存质量。这种能形成良性循环的经济结构，才是良性经济结构。对此，我们绝不能短视。特别是对农民工而言，只有其工资能解决其教育住房医疗需求，才能城市化，三农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城市安全才有保障。
四、解决税收增速与GDP增速“剪刀差”
近10年以来，中国税收增长太快。据数据显示，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已相当于GDP增长的两三倍。譬如，1995年税收年增长17.8%，2004年增长25%左右，2006年增长22%左右。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种情况很不正常。尽管税务官员给出种种合理性解释，但这种持续扩大的剪刀差毕竟不合理，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并不利。个中道理，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拉弗曲线”已给出解释，此处不论。鉴于内外企业所得税率统一后，内企税负将下调，所以，目前不存在调整的问题。但有一块税负，我认为应该大大减免，这就是个体户（或小企业）的实际税负。
这是因为对个体户（或小企业），基层税务部门往往都采取定税办法。由于事关地税收入，许多地方都把提高个体户户均税负水平作为突出政绩；又由于定税和税收过程不透明，结果往往是老实人税负最重，善于主动、被动腐败税务人员的纳税最轻。最终的结果，便是个体户不堪重负干脆歇业，导致全国个体工商户总量1999年到2004年，6年间减少了810万户。如果按每户2个从业人员计，这意味着1600万人加入失业大军。同时，如果个体户生存环境宽松，6年中没减少反而净增800万户，则可解决1600万人就业。如此一合算，就意味着全国每年可减少530万人的就业压力，而这与国家制定的每年解决500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指标正好相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个“剪刀差”，个体户生存环境宽松，国家早放下了这个大包袱、社会也解决了大难题。
反之，竭泽而渔，干个体不如吃低保，国家收上的税，不够社会保障的开支，最后，还得政府花钱“买岗位”，安排再就业，这才叫得不偿失！因此，我认为应大幅减轻个体户税负，同时透明定税，一定5 年，减少腐败滋生空间。对于小本经营者，失业人员或大学生自谋职业者，只要能给自己投保，也可一律免税5年。当然，大中城市应该恢复夜市、早市，给个体商业户以经营空间；建设文明城市，不应做表面文章，市民安居乐业、和谐共处才是真正文明。
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2007、3、9，发表时略有删节。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