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正义荡然无存，人类在这世界上生存，又有什么价值。”

对20世纪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这句名言，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主要中文译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非常认同。在何怀宏看来，“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良序的最重要标准”。

何怀宏认为， 正义在社会的价值序列里，既优先于高效和稳定，也是高效和稳定的前提。因为只有一个社会里面的多数人认为这个社会是公平的，是基本符合道德的，他们才愿意维护和支持这个社会。

“大家对正义的渴望是有共识的，分歧在于这正义的某些内容和如何实现正义。”何怀宏反复对本报记者强调，“我们要通过比较开放平等的对话，提供开放的舆论空间，允许各种意见讨论，以此来影响旁观者，推动共识的凝聚。”

《21世纪》：在你看来，哪些要素对于我们评价一个社会的发展状况是最重要的？现在评价社会的指数当中，“物质”方面的比重过大。对此你怎么看？

何怀宏：评价一个社会发展的状况，排在前面的指标肯定有物质类的，而不能仅仅靠“你幸福了吗”的那种主观感受。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类指标可以量化，是必要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指标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硬性指标。所谓社会正义的物质生活指标，最重要的是使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不是温饱就够了，而是要达到人之为人的、符合人的身份的那样的体面的生活。如果说所有人都同等富裕实际不太可能，那么，要让即便日子过得最差的人也可以过得相当不错。从罗尔斯的观点来引申，所谓“基本善”主要是指作为公民或社会成员的一些基本权利，其中也包括能够生存或符合人的身份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或财产。

但是，对一个社会的发展评价指标而言，也不仅仅只有物质类的，还必须包涵每个公民的尊严，即得到他人承认和尊重的内容。就提升公民的尊严而言，在当下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官本位的问题。不止在官场，上级对下级官大一级压死人，谁都想升迁，整个社会对官员也都是“羡慕嫉妒恨”。权钱名三者之间交易频繁，往往合流，而且是以权力为中心和关键。这中间有许多不当的交易，有权就有钱、有名，达到某个权力职位，钱就会有人送上门，也很容易得到学位。我觉得应该淡化官本位，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让权钱名分流，杜绝权钱、权名交易。这很重要，要让不同的职业都有各自的尊严。越是权大就越应该限权，防范权力越界，避免赢者通吃。还有阳光法案，我们稍稍看一眼世界就可知道：官员要公布财产是大势所趋，是一定要做的。在今天的中国，掌握资源的人太容易得到不当财富了，必须对其进行控制，这个是很要紧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度上努力，采取实际的措施。

《21世纪》：那么，您如何看待“正义”在社会中的意义？

何怀宏： 评价社会有几种方式，比如人们常常采取的是高效、稳定这两个标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正义，就如罗尔斯所说的，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优劣最优先、最重要的标准，一个社会是不是正义，就和我们衡量一个理论体系是不是具有真理性一样头等重要。

正义的根基在于制度的公平和合理，能否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能否让最不幸的人也能过得上体面的生活。实际上，古代传统的社会正义观，特别注重两端，你看《礼运》中关于小康社会的描述，一端是有才能的人能够得其所用，充分发挥，另一端是鳏寡孤独者，这些人社会要特别关怀，不能按有多少贡献就给你多少收入，而是作为同胞和社会成员，就必须去关怀他们，甚至是最关怀他们。

而且，正义也是经济高效与政治稳定的前提。只有一个社会里面的多数人认为这个社会是公平的，是基本符合道德的，他们才愿意维护和支持这个社会。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会真正稳定，运作效率也会提高。当然正义本身也需要效率和稳定秩序的支持，正义本身也要包含一种激励机制，对做出大贡献的人给予更多的回报，这也是正义的应有之义。

通过公开讨论去影响旁观者

《21世纪》：您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对何谓正义是否存在共识？

何怀宏：我认为无论是知识界还是社会各界，分歧很大，甚至有一些极端的现象，尤其和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因为意见分歧大家动之以拳脚都有，但是实际还是存在共识，因为有些基本的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些共识还潜存在人们心里，还没有凝聚起来，如果追问的话，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有一些基本的共识还是有的，比如大家对于腐败和官本位都不满，甚至对言论自由、司法公正都有自己的追求，只是追求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21世纪》：既然存在对正义的渴望，我们应当如何使这种渴望凝聚成共识吗？

何怀宏：换句话说，大家对正义的渴望是有共识的，分歧在于这正义的某些内容和如何实现正义。我个人的判断是，在道路的选择上，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冷静的思考，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

“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良序的最重要标准”

同时，我们要通过比较开放平等的对话，提供开放的舆论空间，允许各种意见讨论，哪怕无法互相说服争论的双方，但大多数人可以通过旁观者的观察，看谁说得比较有道理。以推动共识的形成。

《21世纪》：在构建正义观的过程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有哪些比较好的切入点？

何怀宏：首先，要有言论自由的舆论空间。有人说现在有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微博，一个是官方媒体。微博里比较开放，但也确实有明显的谣言，有人身的攻击和谩骂，需要一定的自律。而对于官方媒体来说，重要的是不要说空话、套话和假话，要接近真相的陈述。还有人说，有三个中国，一个网络舆论中的中国，一个是官媒中的中国，还有一个是只关心柴米油盐的群体眼里的中国。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办法，让这“三个中国”比较接近。

其次，要有结社的自由，我认为，目前这甚至应该放到言论自由的前面。如果只有新鲜活跃的思想和观念，而其实践的尝试都受到压制、就可能导致一味激烈的批判。仅有新观念而无组织与规矩的训练，这对社会其实是更危险的。所以，应当加强各种组织、规则、纪律的公民训练，可以考虑从放开民间公益团体、慈善组织、行业协会开始，制定有关团体的法规，且一旦制定就严格按照法规行事

同时， 经济方面，从发展效率来说，民企对保持经济的活力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现在民企的空间受到挤压；分配方面，如何关注民生，关注最弱势者，等等问题都是改革的切入点。

期待“三纵三横”合流

《21世纪》：你对中国未来的正义观有何期望？

何怀宏：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是在“三纵三横”的前提下创造我们新的历史的。我所谓的“三纵”，一是指中国“三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观念是强调尊尊、亲亲、贤贤、应得、学优、卓越、劳心、和解，最后达到的是政治入仕的机会平等与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并存，一人统治和少数治理并存）；二是指 “百年启蒙和革命的传统”（主导观念是强调平等、自由、博爱、救亡、国家、斗争、革命、专政，最后达到的是社会的相当均平和政治上的一人统治）；三是指“近三十年的全球化下的市场经济发展传统” （主导观念是强调经济、市场、民生、科技、法制、改革、开放、全球，等等）。

首先我们要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我比较看好三千年传统和近三十年的汇流，因为中间隔着近代，我们对三千年的文化传统认识不足、缺乏记忆，而近三十年则是走向世界的，让历史和世界拥抱，同时，近三十年温和地吸收了第二个百年传统中，民主、自由的启蒙因素。因此这两者合流的空间很大。

在“三纵”之外，所谓“三横”是指不限于大陆，而是就当代华人社会的经验教训而言，也包括三种：一是新加坡经验，可总结为“蕴含发展的秩序”；二是香港地区经验，可总结为“蕴含自由的法治”；三是台湾地区经验，可总结为“蕴含传统的民主”。在构建中国未来正义观的过程中，也应将这些观念考虑进来。

其次，就大陆而言，我们也还要考虑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不同经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差异的大国来说，全面的正义观将无法回避族群的正义问题，不可能没有族群正义的地位。而且，如何处理族群的问题，对中国的民主转型是否能够成功将至为关键。在这方面，我暂时只提出一个有关精神或宗教信仰的问题。现代的正义观的确是与一种固定的宗教信仰趋于分离的，要想寻求足够广泛的社会共识也不能不如此。但信仰与正义之间又毕竟存在着某些复杂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两者更是难分难解。这些关系是什么或应当怎样处理？如何正视而又不强化族群差异？如何既尊重各族群的信仰和文化差异，同时又坚持某些基本的平等正义原则？总之，近年民族方面出现的问题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完全不懂得信仰、不懂得超越的精神生活，也就不可能完全地理解和恰当地实行正义。

来源:《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