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先生的《一派胡言》是一部海外演讲集，收录了20篇演讲稿，字数不多，只有10万言，可是读起来却一点也不轻松，许多言语都有一种直击内心深处的力量，所遭受的震荡迟迟难以平复。
每个写作者在写作之前都有一个问题，即我为什么要写作？阎连科先生谈道：“作家是那种无论生活多么幸福，他都在内心充满焦虑和不安的人。作家是那种世界上最爱自寻烦恼的人。没有焦虑，没有烦恼，就没有写作。没有焦虑与烦恼，也就没有小说的存在。之所以要写作，就是因为内心充满了焦虑和烦恼……最初的情况，是作家在为某一事件而不安，为某一场景而焦虑，为某一时刻突然走入脑海的一个想法和念头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烦恼无边，等焦虑到一定的时候，烦恼到一定的阶段，他就只能坐下写作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阎连科先生在演讲中举出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拉美国家100年历史，充满了动荡和不安，只是这毕竟是过去的事情，然而马尔克斯却不这样，当大家都觉得过去的历史与自己无关的时候，他却坐卧不安、辗转反侧，直到开始写作《百年孤独》为止。有一天，马尔克斯驱车途中，忽然想到“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忆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后，连忙返身回家，坐在书桌前写下《百年孤独》开头的这两句话，内心才得以回归平静。第二个例子则是莫言写作《红高粱》的缘由。莫言曾说他脑子里突然有一天看见了铺天盖地的高粱在风中起伏荡漾的画面，从此就有了写作《红高粱》这部小说的驱赶不散的情绪和人物，他为此焦躁、烦恼，直到可以坐下写作为止。
阎连科先生所言，于我心有戚戚焉。且以自身为例，记得我在写第一本集子的时候，完全就是个意外，因为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竟然有朝一日还会写作，而之所以最终付诸文字，则是为了回答一个缠绕我多年的问题，那个问题让我充满焦虑和不安，一天没有想通，心里一天就不爽，虽然有时候玩闹过程中会暂时忘却，可是一旦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各种烦闷就会袭上心头，不得不自言自语，心中战火连绵，直到我把所有疑惑都付诸文字，内心得以出奇的平静。
那本集子里面有篇文章叫做《民主是中国未来的出路》。记得那天上午我本来打算在自习室里面学习，可是刚进去没多久，思路一时大开，大脑有种想要爆炸的感觉，内心更是起伏不平，又激动又难受，激动在于构思好几天的文章终于有了眉目，难受在于内心被思虑堵塞，有一种窒息的冲动。当即，我放下手头的东西，迅速赶回宿舍，打开电脑，不停地敲打着键盘，文字不断从脑前流过，一直写着，没有中断，后来晚上宿舍停电，不得不转战到自习室继续写，直到写完初稿才去睡觉。第二天下课后，我又急不可待地打开电脑，把昨天写的初稿修改两个小时，最终定稿1万4千字。幸运的是，后来正是把这篇文章寄给茅于轼先生，从而得以在北京拜访到他老人家。
这只是我个人的写作感受，没有什么了不起，此处之所以写出来不过是为了印证阎连科先生的那段话，而且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很多写作者在写作之前都会有这种焦虑和不安。但是，有焦虑和不安，不一定就能写出好作品，这里还有个人文字才华和思想高度在里面。同样有这种焦虑和不安，在马尔克斯和莫言等人手中，文字可以化为经典，让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为之痴狂，可是在我手中，却难登大雅之堂，只能聊以自慰。而且焦虑和不安还会分为多种情况，有思想的焦虑和情感的焦虑，思想盖过情感的焦虑，一般会化成思想文字，成为思想家的一家之言，而情感多些的焦虑，则会成为文学，直逼人的内心深处。
写作只不过为了释放心中的某种焦虑和不安，从而获得一种满足和解脱，正如高行健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所言：“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人把感受与思考注入到语言中，通过书写而诉诸文字，成为文学。当其时，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甚至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得以发表，却还要写，也因为从这书写中就已经得到快感，获得补偿，有所慰藉。”因为这个原因，写作最开始往往都是一个人的声音，无关他人，无关社会，只是一颗孤寂的内心在诉说。高行健在演讲中还特别谈道：“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著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
可是，人类因为存在某些共性，包括心灵、情感、思想，所以使得优秀的作品可以穿越地区、语言的障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共鸣。优秀的作家能够完美地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焦虑，而这种焦虑是世人皆有的，于是文学作品既可以称之为个人的，也可以称之为人类的。
苏联文学大师索尔仁尼琴先生在《为人类而艺术》中谈到：“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值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良的人们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我们不致再眼花缭乱，让不同的价值标准得以调整；使世界各民族能深刻而正确地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深受；让我们能感受他人的痛苦并以之为借鉴避免重蹈覆辙。同时更以之演化成一套世界观：像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样，把目光贯注在附近的变化而眼角却同时收揽世界各民族的远景。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观察并创造世界共同的水准。”
索翁的观点，非常精辟，不愧为世界级大师，其视野皆是从整个人类的大背景着眼，带有浓浓的普遍的人类关怀之情，而这也无怪乎他的作品中每每总能感受到伟大的良知和伟大的灵魂。
在这里，我还想发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就是写作与现实关怀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则是因为写作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现实关怀的写作，另一种是非现实的，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索翁谈到的写作是第一种，而这也正是时下中国社会所缺乏的。
当然，我不是主张写作都要有现实关怀，作家都要有良知，而是说一个社会的众多作品中总要有一些对现实的关怀和追问。倘若一个社会的作家，在面对时代的矛盾和现实问题方面集体缺席，那就很不正常。时下中国社会就是如此，缺乏一些有力的现实主义作品。提出这一点，不是为了批判作家，也不是为了要求大家都去写现实主义作品，相反一个作家究竟写出什么样风格的作品，由他个人决定，无关乎他人，无关乎社会。而之所以要提出来是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肯定会有些作家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不可能在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无动于衷，内心肯定有许多东西要写，可是结果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阎连科先生在书中这样回应：“就写作而言，中国作家所面临的写作环境，既不是灵魂完全自由的广阔天空，也不是许多西方人想象的如10年‘文革’那样的‘暗无天日’。中国作家所面临的写作环境不是压迫，不是铁笼，而是‘约束和想象的软弱’。这种约束和软弱，在我写完在中国还没有出版的《为人民服务》之后，我深有感触地体会到了，它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出版的纪律’；二是作家灵魂的自我约束；三是作家自身完全丧失了灵魂的爆发力和想象力。”
出版纪律对于作家的摧残，不用多说，想必大多数人应该听说过，只要那家刊物敢于发表某些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作品，往往都要受到严重处罚，乃至吊销资格。对于作家而言，他的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写作，出版自由之于他的重要性，就如同水之于鱼儿，没有了自由，写作往往难以维持下去。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因为严格的出版纪律，让作家不得不习惯在规定范围内写作，长期下去，就会出现阎连科先生所言的后两个问题，轻则丧失灵魂的爆发力，作品缺乏直逼内心的力量，重则投入权力的怀抱，为少数人服务，成为作家中的奏折派、论证派和阐释派。
阎连科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承认，因为我们一代一代的作家，都在某种或强或弱的约束中写作，长期如此，10年，20年，30年，50年，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因为长期在写作上的自我约束，终于就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地大多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独立的个性表达，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写作方法，也形成了无意识的思想上的‘自我管理’。”
说来说出，实际上只说明一点，当代中国之所以缺乏一些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于写作的控制，让作家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心中最真实的想法。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有人反对，他们会说，为什么在苏联控制时期苏联却有像索翁那样富有良知的作家呢？照这种逻辑推下去，最终会得出结论说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作家自身。不能否认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只是倘若按照这种逻辑，那么我们就会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而过往历史无不说明这一点，由于我们常常只顾着反思国民性或者文化弊病，使得真正的凶手一直作威作福。在我看来，中国作家确实是有自己的原因，这可能是我们民族知识分子缺乏欧洲知识分子那种为真理为自由而献身的精神有关，但这也不完全是，因为虽然许多作家都已经在权力面前缴械投降，可是仍然还有不少作家在坚持独立写作，而这个人数和比例不比当年欧洲少。毕竟，在强权面前，坚持下去的人本来就不多，放在哪个民族，无不是这样，所以也不要过多责怪国民性，而是应该把矛头坚决指向真正的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