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化战略的主要特点及其未能及时退出的后遗症。工业化战略退出的延误不仅带来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结构的失衡，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问题，而且埋下了未富先老社会危机的隐患。中国经济转型迫在眉睫，需要在未来10年加速推进。本文进而探讨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规定性及其对行政垄断型金融体系向市场化、现代化金融体系转换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工业化战略 经济转型 年轻化产业 金融转型

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采取了极具扩张性反危机政策。虽然这些短期政策开始生效，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复苏，但是发达国家政府债务风险和新兴市场国家资产泡沫的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正在上升。全球经济中长期的变化趋势在于：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移；伴随贸易保护主义复兴和贸易增长的减速，世界经济也将从不平衡走向相对平衡。但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更高通货膨胀目标的定位和央行承担更多提供流动性的职能无疑会产生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利的外部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在此种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制造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战略风险。危机平息后，中国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并且要求我们力避战略决策层面的失误。本文的目的在于强化经济转型的紧迫意识，并指出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金融的转型。

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支柱：廉价劳动力与廉价资本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的巨大成就。但是，其负面效应和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因为这种高增长是通过劳动和资本要素大规模投入制造业的工业化战略实现的。在前30年，工业化战略主要通过“价格剪刀差”，即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工业部门生产的农用生产资料的销售价将农民的剩余产品转移到工业部门，并通过工业利润的全部上缴形成国家的资本积累，快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新中国面临西方封锁的背景下，此项工业化战略无疑是合理而成功的。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慢慢显现出来。那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与三农问题的恶化。三农问题使占比70%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消费仅占全部消费的1/4左右，严重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拓展。另一方面，农村的低收入和低消费水平也造就了农村廉价剩余劳动力的持续供给。制造业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由农村的平均收入加上城市的额外生活费用决定的，因此城乡的巨大差距保证了中国制造业持续的低成本国际竞争优势。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通过制成品的出口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除了农村廉价剩余劳动力的支撑外，中国行政垄断型的金融体系也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廉价的资本供给。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金融业从无到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金融业的行政垄断性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主要表现为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管制、证券市场融资的发行审批、新业务新产品开发的审批、利率、汇率等金融价格的行政管制和政府对银行贷款发放的行政干预。官方利率持续控制在市场均衡水平之下，证券发行审批更是通过融资规模的控制将发行市盈率保持在国际水平的1-2倍之上。通过价格管制人为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通过股票发行审批和信贷干预将廉价资本导入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产业。这些金融管制政策对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些政策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度管制抑压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创新的空间和活力，使金融业的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给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瓶颈制约，抑制了本国居民通过消费信贷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并且几乎消除了本国居民通过金融投资分享经济高成长成果的可能性。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紧迫性

工业化战略未能及时退出，一定程度上埋下了社会发展危机的隐患。政府行政主导型工业化战略的惯性延续（源自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而未能适时退出）已使制成品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面临重大的战略风险。[2] 五大压力体现出中国经济转型的紧迫性。

首先，中国相对低端和低效率制造业的过度扩张已面临资源环境的巨大瓶颈。

表2.1列出了美国苹果公司iPod产品在世界各国产业链上工资所占比重，反映出中国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制造加工环节的低附加值性质。

表2.2 对12个国家人均的投入、产出和生产率进行了国际比较，显示出中国制造业的人均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是相当低下的，仅比印度略好，与韩国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

图2.1给出了2007年国际能源署关于全球能源需求的预测。这项根据本世纪中国能源消耗的增长态势对中国2030年能源需求所作的预测与2002年的预测相比提高了79%，从21亿吨石油当量提高到38亿吨。并预测那时中国将占全球能源需求的22%，超过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的总和。由此产生了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和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

图2.1 国际能源署关于能源需求的预测[3]

其次，制造业生产在原材料供应和产成品销售两头产生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已造成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国家利益的流失和外部市场收缩引起的产能过剩。

国内学者陈长缨对1993-2008年中国贸易条件的研究表明，以1993为基期，1997年我国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09，得到9%的改善; 而1998-2008年间贸易条件持续恶化, 降至0.786,与1997年相比恶化28%。[4] 图2.2更显示出2010年以来贸易条件的严重恶化。商务部指出近期的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由贸易条件恶化引起。

图2.2 中国贸易条件恶化:进口价格快速上涨、出口价格处低位

另外，随着金融危机中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需求萎缩中国制造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例如2009年粗钢生产能力达7亿吨。而市场需求仅5亿吨，过剩产能达2亿吨。

第三，上世纪50年代与70-80年代出生的两代人创造的剩余产品或国民财富面临储存或投资的战略风险，在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方面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各国人口结构的差异和劳动力不允许跨境流动。青壮年占比高的中国有更高储蓄和更多贸易顺差。10余年来，我们期望通过制成品出口和持有西方发达国家金融资产，来实现现期生产能力向未来消费能力的转换。但是由于西方经济实力的下降和货币的贬值，我们所持有的外汇资产面临市值下降的风险。这将使我们通过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和国际市场将今天的生产能力转换成未来消费能力的计划受阻或落空。中国的高储蓄如果继续转化为制造业的投资和出口，中国很可能面临重大的战略风险。

国民财富面临战略风险主要是因为国民财富更多掌握在政府手中，更多以官方外汇储备的形式储存。据陈志武测算，2007年中国民间资产约为27.6万亿元,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约为88万亿元,合计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但是民间资产占比不到1/4。多达76%的资产掌握在政府手中。[5] 据中国外汇管理局2010年5月初披露，至2009年末，中国整体对外金融资产的数额为3.46万亿美元；其中，中央银行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达2.451万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1%。2009年末官方外汇储备达2.399万亿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30.7%。其中2/3都以美元资产或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未来10年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周期步入衰减阶段，经济增长低迷，主权债务风险大幅度上升。即使美国不再发生伯格斯坦所言的金融危机或硬着落式的美元危机，[6]美元相对亚洲货币和资源出口国货币的中长期贬值趋势几乎也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国家财富更多掌握在政府手中，更多以官方美元资产形式持有，不仅资产收益率极低，而且流动性差，贬值风险巨大。

第四，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滞后使得10年后的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潜在社会危机。

图2.3给出了跨世纪的100年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如果在横轴的时间维度上向前推移30年，中国人口结构与日本的人口结构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图2.3 1950-2050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

图2.4是以人口抚养率的形式对中日两国人口结构进行的比较。2010年是中国人口抚养率最低从而人口红利最大的一年。这种人口红利的优势要比日本80年代大得多。但是2020-2030年间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变得十分严重。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因为这一年中国的人口结构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1990年相同，并且此后人口结构将以比日本更快的速度恶化。如果2010-2020年间中国不能将投资的重点从低端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投入型转向效率增进型转换，不能实现行政垄断型金融体系向市场化和现代化金融体系的转换，不能将社会高储蓄导入高成长产业并高效积累起更多社会财富，中国经济将可能步入长期衰退，并可能面临发生社会危机的高风险。

图2.4 中日两国人口抚养率比较[7]

第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金融开放与稳定的“两难”。

过去的三十年中，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迅猛增长，其中以追求流动性和短期利润的证券组合投资和对冲基金的比重也日益增大。金融危机以来以及金融危机平息之后的一定时期内，主要发达国家仍存在失业和通货紧缩的压力，并且有着调高通货膨胀目标，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在需要，金融危机平息后全球将面临新一轮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拉美、中东等资源输出国家都将面临热钱流入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投资者对这些国家货币的需求还会导致这些国家货币的升值，后者进而会造成他们经常项目的逆差。此外，由于资本流入国家内部的金融体系欠发达，如金融市场狭小而脆弱，银行体系的金融中介和资本配置功能弱小，从而未必能够管理好大量涌入的资本。因此在未来亚洲地区的资本盛宴中是资本输入国和国际资本的双赢格局，还是国际资本成为赢家，资本输入国在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中败下阵来？这是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未来3-5年内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经济转型对金融转型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面临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大趋势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的加剧，中国需要顺势而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步伐。经济转型将涉及以下重要领域：

1、经济转型要求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比例，并按照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大力发展作为经济增长核心要素的劳动者自身年轻化的产业。

笔者提出年轻化产业这个概念或产业领域，具有四层内涵：其一、一国居民的最终消费水平的高低是一国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的终级目标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体现。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产业的发展需要围绕本国居民最终需求来推进。其二，消费与投资并非对立，与人力资本投资相统一的消费存在严重不足，需要重点鼓励。消费中“衣食住行医”的重要经济功能在于劳动力这种核心生产要素的再生产，低收入阶层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于劳动力体质和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而“教科文体娱”等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需要通过扩大供给来促进消费。其三，普遍提高居民消费比例的过程中需要通过税收与补贴对居民消费进行引导，鼓励有助于劳动力年轻化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消费，避免对环境产生压力的奢侈性物质产品的过度消费。其四，提高劳动者自身生产能力并延长其生产周期的年轻化产业需要政府采取鼓励政策加快投资和发展。

如前所述，2020年前后中国将面临人口结构不利变化的挑战。虽然我们并不排除通过鼓励生育调整人口结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考虑到过大人口基数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以及经济、非经济因素对人口增长潜能的限制性影响，更为合适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创造全新的投资领域，即有助于延长现有和未来劳动者工作年限的年轻化产业。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随着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更多地向服务业转换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现有劳动力延长10年工作期限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此，现阶段社会资本需要更多地投入有利于现有劳动者生产能力和服务供给能力的保有和储存的年轻化产业，即发展更多降低劳动强度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多与产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教育和培训；通过优惠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鼓励人力资本的更多积累；更多更好地促进健康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其他消费服务业的发展等等。通过生育政策的适当调整和年轻化产业的发展，中国有望减缓和或平滑现有人口结构对经济的不稳定影响，促进中国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2、经济转型的核心任务是实现行政垄断型金融体系向市场化、现代化的金融体系的转换。

以人为本的消费增长和年轻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内在要求。后者要求中国的产业从大规模、标准化的制成品生产体系转向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大生产与小制作并存、现代化农业、工业与服务业平衡发展的复杂生产体系转换。与此相适应，中国的产业组织需要从中央国企的行政垄断和竞争性行业的无序竞争的两种极端状况转向与复杂社会分工体系相适应的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平等发展、有序竞争的格局转换。这种复杂生产体系和有序有效的产业组织只有具有多样性的、多层次的、灵活的、市场化和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才能提供与之相适应的有效金融服务。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未能有效发挥其金融中介与资源配置的功能。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是持续下降的，未能显现稳步上升的金融发展特征。2004年与2006年第四季度以来出现较为明显的实际负利率。实际利率是筛选或淘汰低效率投资项目的门槛，利率水平的稳步提升表明真实投资收益率和整体效率的提高。反之，实际利率下降使得低效率项目有能力参与竞争数量有限的资金或社会稀缺资源，在政府行政干预和金融寻租背景下，社会生产资源有很高的概率被低效率配置或滥用。另外，实际利率为负意味着本国居民很大程度上丧失了通过金融投资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权利。

其二，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从1995年的1个百分点扩大到1999年以来的3.6个百分点。存贷款利差实际上是银行业发挥金融中介职能时自身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利差越大，表明金融中介效率越低。我们以存贷款利差与贷款利率的比例作为金融中介的社会成本指标，这个比例已从1998年的31%上升到2006年的59%。目前中国银行业存贷款利差比国际水平高2个百分点，这是存款人给银行业的补贴。政府最初实施利差补贴的意图在于帮助国有银行消化政策性不良资产。由于政策补贴与银行信贷规模成正比，这使银行业不思进取，盲目实施信贷扩张。银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让外资银行分享了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利润和利差补贴，而没有引入有序的竞争。银行业成为从前期股份制改革中获利并阻碍下一步利率市场化和市场准入改革既得利益集团。2009年银行信贷规模达40万亿左右，行业利润约为8000亿元，如果取消2百分点的利差补贴，银行业整体处在零利润边界，如果考虑信贷规模扩张中不良资产快速形成，银行业又将陷入整体亏损。

其三，金融业过度的行政保护和行政管制，导致金融机构创新不足。2007年6月金融机构按基准利率和下浮10%发放的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从2005年6月的40%提高到56%。这表明贷款进一步向国有大企业倾斜。国有大企业大都属于重化工业，而中国的重化工业很可能已经过度发展。因为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在发展顶峰时期占工业比例为65%，而我国目前重化工业占比已达70%。2008年上半年，银行业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有所增加，主要因为信贷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发放中小企业贷款可以大幅度提高贷款利率，进而提高相同信贷规模下利息收入。由此可见，金融机构的开拓能力和进取心都是存在的，需要的只是一些压力。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上，商业银行的避险倾向有所加强，2009年信贷规模的巨额扩张中，银行贷款更多都流入了地方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小企业的经营环境严重恶化。另外市场准入和金融产品开发的严格审批制度也限制了金融创新的空间。金融创新不足与资本市场融资的准入限制，使房地产市场和政府投资领域的泡沫膨胀与产业发展资金不足同时并存，流动性洪灾与旱情同时并存，既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又限制民营经济和新经济的发展。

其四，中国金融体系的地方政府干预和中央政府担保已造成一个以金融体系为中介的社会资源耗散系统。笔者2006年在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这一概念，用来解释前10年银行体系问题对社会的影响[8]。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一轮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的背景下，这一概念的解释力仍将有效并可能得以加强。由于资金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社会资源的耗散反映为国家垄断经营的金融体系的资产损失。这种耗散从外部原因来看，主要包括贷款企业的道德风险导致的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政府对银行信贷活动的行政干预导致使资金及其所支配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和浪费，以及政府对银行体系的高税收，抽取了大量资源。内部原因主要是银行运行低效率和道德风险。为了缓和资源耗散对我国银行体系可持续性的威胁，保证银行体系的偿付能力，政府又将社会资源通过以下四种方式注入银行体系：（1）财政注资；（2）中央银行再贷款；（3）外汇储备注资；（4）存贷款高利差补贴。社会资源隐性地持续地通过金融体系不断向外流失，并通过政府担保和主导下的阶段性注资, 形成以金融体系为中介的社会资源耗散系统。它所产生的影响表现为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部分资源被少数人侵吞或被地方政府浪费在大量的政绩工程上，而民众不得不以其税赋为此买单。

其五，出现中国这种低收入国家援助发达国家高消费的斯蒂格里茨怪圈（Capital Doubtful Recycling），导致国家利益的流失和转移。怪圈表明，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相当于卖方信贷，把钱借给发达国家，让后者购买本国商品。以高成本引进外国资本，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等低收益形式把引进的资本再借出去。斯蒂格里茨怪圈是中国经济两大重要特征在国际金融关系上的反映：其一，外汇储备的结累是在国内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中央政府通过将汇率固定在低水平、并将汇率风险从企业转移到自身身上，以维护出口制造业竞争力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结果。其二，外资在中国享有超国民待遇，反映了政府和较多行政管制的（或国家垄断型）金融体系对国有经济的倾斜抑制了民间有效率企业组织的发展，使非国有经济对外部资本和外资企业产生过度依赖。其影响在于：导致财富的国际转移或社会福利的流失；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减值或购买力损失；派生出升值压力、通货膨胀压力、结构恶化和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两者反映了中国社会资本配置的结构性失衡：相对国内外市场需求而言的标准化低端制造业产能的过剩；相对民营经济金融中介不足而言的储蓄过剩；相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的公共产品、消费者服务、生产者服务和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

因此，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国家经济战略作出调整，并推进深层的体制变革。一是对现有财税和金融政策进行梳理，将工业化倾斜政策调整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平衡发展政策；二是探索修正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干部考核和选拔制度的变革，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避免建立在个体理性基础上的集体非理性在地区经济发展上造成的负面影响；三是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健全自由创业制度、市场信用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培育更多企业家人才和有效率企业组织；四是加快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开放，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

3、经济和金融转型要求加快金融服务业的改革和开放。

中国金融处在过度管制状态，加快金融的改革和开放已是中国实现社会资源市场化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取消利差补贴政策和实际负利率政策，取消存款利率限制，完成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对内和对外双向开放和有序竞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逐步形成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机制，实现政府担保的退出；放宽审批制度，促进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发展；完善社会信用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会计审计制度；健全金融监管制度、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有效保护债权人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金融开放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资本帐户开放或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完全可兑换，也即允许国际金融资本没有限制地大进大出；第二是金融服务业开放，主要是允许外资金融机构独立注册子公司来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在确保金融安全前提下的金融开放有一个路径或次序上的要求。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先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再开放资本市场。

目前发达国家希望我们金融全面开放，特别是资本帐户的开放。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经济低速增长并可能全面步入衰退，因此他们规模巨大的养老基金和各类投资基金急切希望进入高成长发展中国家分享高成长成果。如果未来仅有的十来年高成长成果更多地让国际资本分享，而本国居民因为没有本钱，或因为本钱不多而没有机会分享本国的高成长成果，那么十年后巨大规模的老龄人口（2020、2030和204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分别是2.43亿、3.47亿和4.1亿）的养老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资本账户开放在次序上应放在人民币汇率充分浮动之后。这是因为，维护本国独立的货币政策需要这样做；在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情况下，允许外国资本流入，意味着贱卖国内资产。资本账户开放的必要条件是具有稳健的国内金融体系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目前国内银行体系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由于利差补贴和经济周期下滑，高盈利状态是难以维持的。宏观环境方面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当前首要任务是加强外汇管制，而不是放开。

另外，中国人均收入很低，居民抗风险能力很弱。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中国老百姓是不堪承受之重。开放过程中的金融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国际金融领域的系统风险已高度积累。全球金融资本也正在寻找避风港和投资出路，大规模资本流入中国，而中国再大规模对外投资，必然会面临国际市场崩溃和美元贬值的双重风险。

因此，笔者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未来10年间中国资本帐户全面开放的条件是不完全成熟的。当前对中国特别有意义的金融开放应该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目前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主要表现为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因此有必要通过引入更多的外资银行、外国投资银行和外国基金管理公司开设更多的分子机构直接给中国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扩大整体的金融服务供给。其促进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促进金融业的竞争，大幅度提高金融服务的性价比，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和居民的金融服务需求；促进金融人才的集聚和全面的金融创新，并激活国内金融机构创新动力机制和进取精神。总之，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虽然它不利于国内金融部门获取行政垄断利润。两者相权孰轻孰重，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1] 本文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5期。

[2] 业内人士用形象语言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正在将天空染黑，将河流染黑，将地下矿藏掏空，以换取并保有美国政府开出的白条。

[3]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07年世界能源统计与供求差额”，“2007年世界能源展望”。

[4] 参阅陈长缨(2009) “尽快调整导致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外因素” www.10jqka.com.cn

[5] 参阅陈志武“国民财富纵横谈”《上海证券报》2008年3月24日B6版。

[6] 按照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有可能大幅度恶化，经常项目逆差将从相当于GDP6%的先前记录增长到2030年的15%（每年5万亿美元），对外净债务会从如今的3.5万亿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30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40%和并超过出口额的700%)。那时美国每年需要将相当于经济价值的7%（2.5万亿美元）支付给外国人。该所所长认为，这对美国具有三大威胁：1、如果其他国家再度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融资，危机条件再现，发生灾祸的风险卷土重来；2、外国投资者不再满足美国增长的融资需求，美元严重贬值，造成硬着落；3、即使美国足够幸运地避免了再一次危机，日益增长的对外还本付息仍将严重侵蚀美国人的生活水准。参阅Bergsten, C. F., “美元与赤字：华盛顿如何才能防止下一次危机”，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第三季度8卷第6期，2009年11/12月号。

[7]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署。

[8] Pan Yingli, (2006), Liberalization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with Intrinsic Defects, an unpublished paper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