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的新书《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的主旨是要追溯那导致在二十世纪的主干不仅统治了俄国，也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尤其深刻影响到中国——的“红轮”是怎样成型、为何能以压倒一切的气势碾压过来。但这自然不是全面的追溯，看俄国的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是怎样分化和反省的，这种观念的原因到底占何种位置，原因的原因又是什么等等。
全书的结构也是“倒叙”的写法，我们可以将其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二十世纪，或者说最近的一百年来。作者选取了三个主要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和群体：第一个是早年参加卫国战争，后来被打入劳改营，复出之后又被驱逐，流亡多年，万年终于回到祖国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第二个是出身贫寒、但在沙皇时期就获得文学生命，后来对列宁发动的革命做过“不合时宜”的批评，但在万年则成为斯大林“第一红色文豪”的高尔基。第三个则是更早在1909年出版的《路标》文集所代表的那个对1905年革命，以及此前俄国的一系列社会和思想变化过程进行自我反省的知识分子群体。
第二部分主要是讲19世纪，作者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新颖划分，即将俄国知识分子分为三种：一种是主要出身贵族的“狐狸”型知识分子，他们多倾向于温和、包容的自由主义改革。一种是主要出身僧侣阶层的所谓“平民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倾向于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如果说“狐狸”和“刺猬”这两种知识分子还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类型，因为柏林在《俄罗斯思想家》里就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划分（虽然他并没有将这两种思想类型与两个社会阶层如此明确地联系起来），那么，作者还区分出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即“工蜂”型的知识分子。这一种知识分子是过去人们常常忽视的，因为他们所重视和致力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活动或者才华横溢的创作，而是“做小事”、“干实事”，试图渐进地、自下而上地建设一个公民社会。而其实他们后来形成了很大的力量，具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在地方自治方面娶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一战时期，甚至嫣然成了另一个真正的“政府”。当然，在后来战争引起革命的风暴面前，他们很快黯然失色，而且说没有了，也就没有了，许多人甚至遭到了人身消灭。
以上三种划分自然不是绝对的，作为最具个性和分化可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每个人本身的思想与个性都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和自己的社会出身的联系也相当复杂。比方说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究竟属于哪种类型，就还需要仔细分析。但是，这一划分还能给我们许多启发。另外，我很赞赏作者在即便是主要探讨知识分子和精神观念的历史时，仍对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社会出身和生活环境保留一种密切的注意。比如她分析到僧侣阶层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在社会上没有良好的职业前景而带来的“愤青情绪”，这使他们容易走上激进之路。不过，我更注意的还是该书所揭示和强调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宗教信仰和精神渴求的方面。这也就是涉及该书的第三部分，即作者对十九世纪以前俄罗斯宗教中的“分裂运动”的追溯，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溯知识分子的史前史。
读了这本书，将这一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分析追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历程做一对照是很自然的，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作者一个深深的问题意识。如果接上“士大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甚至其性质更为单纯——更集中于“文化知识”，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更为突出。虽然二十世纪的恶果知识分子也是命运多舛，而且，对最后年岁他们的那一雷霆万钧的巨型“利维坦”，他们中的不少人其实还参与了“打造”，但是，命运与俄罗斯的同行相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很难说就表现出了比俄罗斯知识分子更强的“风骨”，或者说对世界做出了更大的思想和一书贡献，相反，可以看到，在独立性和坚持性方面，我们可能还大大不如。这方面的原因可能主要由二：意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没有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不少是出身于贵族（而且还往往是军功的贵族，有尚武而非仅仅习文的传统），尤其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更缺乏自己独立自主和优裕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具有某种深刻的宗教精神信仰的特质。
我这里主要想谈谈第二个方面。我想，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超越的存在有一种执著的精神信仰，甚至只是有一种精神的渴求或者敏感，他就较有可能不会被世俗的权利或者大众的压力（不幸的是，在二十世纪，由于一场精巧的动员技术，权利和大众这两者还经常结合在一起）完全压倒，因为，他心里还有一个超越的存在，他相信还有一种永恒的评价，他就不会太功利，不会太计较外在的成败、太注意外界的舆论而仍然在巨大的压力下坚持自己的观点，也在孤独清冷中坚持自己的工作。这方面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索尔仁尼琴，他在国外流亡的二十年间，几乎完全是避居一隅，继续写作他的巨著《红轮》等作品。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工作。《红轮》可能是有史以来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它一共有二十卷，每卷二至四步，每部四十至七十万字，总字数应有数千万之多。作者从1914年8月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写起，一直写到1945年二战结束为止，深入全面地反应俄国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看来即便是处于对这样一个作者的敬意，我们也有理由试着去读这部小说。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宗教信仰，以及这种信仰所携带或支持的悲悯的人道主义传统，所以，即便在“红轮”碾过的最压抑的时代，不仅始终有像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一旦释放就将奔涌的文学潜流，有写出像《一个人的遭遇》这样充满同情心的作品的肖洛霍夫这样的犹疑者或摇摆者——高尔基也曾一度犹疑，而他也有过“寻神”的阶段，甚至在那些完全被视为官方的“桂冠作家”乃至“死硬派”的作者如柯切托夫那里，也还能见到有人道主义的痕迹和审美的感情，而不是像现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一度呈现的那样，比如像“文革”中出现的文学作品如《虹南桥战史》、《征途》、《决裂》等，几乎完全被政治及政治运动所裹挟，被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对“领袖”的颂扬所充斥。
中国近代的知识启蒙，似乎走了一条比较特殊的道路。它不仅常常是反传统的，而且常常是反宗教的。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甚至多次建立反宗教的大同盟，发起反宗教的社会运动。他们相当崇拜科学，而实际是崇拜一种“唯科学主义”。这样，当一种批评的社会理论以“唯一正确的科学”之名出线的时候，他们往往就很容易失去辨别力和抵抗力。对于他们不能体验和理解的一切，他们往往就简单地视为“迷信”。而由于“信仰”的对象并不完全空缺，人们就开始信仰一种人间的天堂（不像宗教徒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画有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崇尚世俗的成功，甚或完全膜拜起一个政治领袖，而自然的是，所有这一切世俗的崇拜，在今天新的形势和条件下，也很容易转变为对金钱的膜拜。
相比于处在“西方的东方”的俄罗斯，处在更东方的中国有过更厉害的“红轮”。在开始“建党伟业”和“建国大业”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曾像小学生一样“以俄为师”，那么，现在我们或许可以“以俄为镜”，观察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激越和反思过程，也反观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们对自己的心灵史的确需要比此前更深度的反省。但我也认为我们并不需要自卑，不需要自惭形秽。我们还是可以或应当有隐忍的坚强和生长的自信。中国的知识分子近百年来的答卷的确不是很好，但这也是因为遇到了个人相当难于抗衡的“极端年代”或者说“乱世”加“乱世魔王”。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努力获得有助于自己的经济基础，但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具有精神深度的自我反省与追求。
《倒转红轮》对激进主义有一种深刻的反省。这里的“激进主义”是有特指的，是专制那一导致最后是斯大林专制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我们今天也重新面临一个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的“激进主义”的问题，虽然这种“激进主义”现在主要是作为一种变化了的结果出现，而维护者的观点表现得倒更像是一种政治保守主义。我们虽然要对此保持警惕，但可能也还是不宜以激进主义来反对激进主义，以破坏对破坏，以打碎对打碎。破坏是容易的，它只需要不多的几个口号加愤怒和激情，而建设或重建则还需要清明的理性和百倍的坚韧。
在新的世纪预防上以世纪出现过的社会大动荡乃至流血是有充分的道德理由的，因为它将伤及保存生命的基本道德原则。而在这方面，我们有望得到“千年传统”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支持。从孔子到梁启超，其实还始终是一种温和与中道理性的精神占上风，包括所推崇的人格也是如此。但这一精神和人格榜样在二十世纪中叶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但我想，这一悠久的“千年传统”还是有力量、有生机的。尽管知识分子中较趋极端的思想者，其思想还是具有一种意义，也有可能和其对立的极端敲好形成一种有益的客观平衡，但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流我想还是应当具有那种中道理性与温和坚定的品格，而我们所最推许的知识分子人格也不宜是那种思想的狂人或者极端主义者，而是期望出现伟大的综合者或平衡者。思想狂人有时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可能会及其激烈和张扬地反对一个专制者，但也可能会因此又匍匐在另一个专制者面前。
然而，对于深化和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对争取一个较好的社会来说，仅仅借助于我们以前的文化传统肯定是不够的。出了其他方面的借鉴，我想我们也许还需要对宗教信仰有一种敏感。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成为某一宗教的信徒，那是和个人的命运与缘分相关，而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在对宗教持一种排斥的态度，甚至也不只是口头上理解和尊重，而应有一种力图深入地区体验和领悟的态度。在反省二十世纪的教训方面，我想宗教精神至少有助于我们体会到两点：
第一是敬畏或者说敬慎。我们需要深刻体会到人的脆弱性和有限性，体会到尘世的制度肯定有较好和较坏之别，有比较合乎正义与不合乎正义之别，但再好的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不会有人间天堂。这样思考也许就不会想去动辄打到一切，就不会想去建立一个全新的理想世界，或者不惜血火试图将人类改造为全新的人类。即便是对我们向去争取的较好的社会与制度，最好也不抱太高的、一劳永逸的期望。我们尤其对它的建立过程和时间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越是较好的制度，其实越是可能需要一个发育生长的时间。所以，我认为对一战后的德意志“魏玛共和国”的批评是不公平的（类似的有对中国民初的批评），不能以出现某些软弱或“乱相”就否定整个民主共和制度，就认为这证明了自由民主的失败。德国在二战后其实又回到了这一制度并且长期稳定和走向繁荣了。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应当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努力，应当给宪政民主充分的时间发育成长。
第二是悲悯。即我们的正义感主要是对事而非对人。对人还是要有一种悲悯。这种悲悯是对所有人、所有生命的悲悯。但尤其是对弱者的悲悯。即便是对犯罪的人，敌对阵营的人，就像俄罗斯宗教濡染的那些普通母亲一样，同时也把他们看作“不幸的人”。持有这样的精神，参与社会竞争甚至政治斗争也就不是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就不会轻易去诉诸暴力，更不会动辄就想去清除人，乃至肉体消灭。甚至我们目前的政治争论也可能还是既应有一种执著，又要有一种超脱的精神。不是一定要事事己方取胜，或者如何压倒对方，而死要努力做对的事情、做正义的事情。
的确，《倒转红轮》中的一些观点是可以讨论和正义的。我存疑的两点是：作者是否高估了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及其客观上“引发革命”的意义，而我认为，一战所带来的危机可能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甚至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回国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另一点是：我也怀疑作者是否过于强调了1918年初政变的历史转折意义。如果是不顾一切地夺取政权，也就会不顾一切地保住政权，这也不过是夺权者的政治逻辑使然或者本性显露。但无论如何，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贡献，贡献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甚至更广大范畴内的中国近代史，从而看到我们历史的特点和心灵的缺失，而是否能够意识到这一缺失，对可能将面临又一次社会变动的我们相当重要。
来源: 《读书》杂志2012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