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反思给人们造成了一个普遍印象：俄国知识分子狂热追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

作为十月革命后移民西方的俄裔，英国思想家伯林对西方的这种“成见”很不满，于是写成《俄国思想家》一书辩解：对绝对价值的渴求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并非俄国知识分子独有；俄国的历史困境导致他们同时具有一元和多元两类价值观，这种“刺猬”与“狐狸”（狐狸多知，刺猬只知晓一个大的问题）的冲突使得他们充满自由的洞识。

由于伯林的巨大影响力，一时间，俄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像翻烧饼一样，让人困惑不已。天使抑或魔鬼？如果仅仅是通过个案来反映，双方都可以找到佐证自己观点的例子，这也是历史研究里枚举法的弊病所在。因此，对于俄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必须要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同情之理解”的心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因应读者这一需求，中国学者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一书真可谓“解渴之作”。

“长时段”光照下的俄国病

金雁此书采取的是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她分析了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俄国知识界为什么总发生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震荡轮回？这是金雁思考的核心问题。应该说，金雁在书中的解释基本是成功的，但限于章节体和史家克制的美德，她的解释缺乏逻辑的统贯。为了深化读者的理解，笔者认为，有必要借助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框架，将金雁的解释整合阐发。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有三种时间：短时段是表现事件的个体性时间，处于历史表层；中时段是表现局势的社会性时间，如人口增长、利率波动等；长时段是表现结构的地理时间，如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社会组织等。

那么，“长时段”因素对俄国知识分子造成了什么影响呢？在很多俄国人看来，俄罗斯西部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没有天然的防卫屏障，以至经常要为安全性困扰，因此，俄国的国家战略目的指向相当明确——不断把边界推到远处以保证国家安全，所以，建构一支有能力使俄国不断扩充版图的军队是重要国策，这就使得俄国成了一个以军事手段进行管理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对个人自由和社会力量进行压制也就天然合理，个人服从集体的国家主义因此成为民族需求。

而“中时段”因素的作用更明显。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为什么激进，以至被人称作“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一代人”？这与社会经济因素有很大关系。尼康宗教改革后，为防止分裂教派的混入，政府对神职人员的选拨进行了严格审查。他们薪酬不如贵族，还不允许经商，人口增长又较快，就业也就越来越难。僧侣子弟在没有别的出路、唯有传统教育优势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读书改变人生。于是，到19世纪50年代，各大学挤满了僧侣子弟，他们成了“平民知识分子”主力。这些人与贵族青年的思维有很大差别，他们扎根于俄国传统，较少受西方自由习气的影响，却受到上下两层的“夹板气”，对前途毫无把握的失落感严重，出人头地的欲望和叛逆意识尤其强烈。

“短时段”因素则是“长时段”、“中时段”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偶然表现，因此反倒具有迷惑性。典型如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他能读一些法文，但不懂德文和英文，所以经常要通过他的贵族朋友来熟悉外国哲学和资料。这种教育背景和文化水平的不同使别林斯基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挫伤。但他心底却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该死”的家庭出身，是不平等的社会造成的。所以他有时会以极端的言行来发泄心中的郁闷，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神经质”，其实这只是荣格所说的“转移爆发”罢了。

“文学政治”现象及其后果

尽管俄国知识分子里也有赫尔岑、路标派文人、工蜂知识分子这些异数，但他们对社会进程的影响较小，因此，难以改变俄国知识分子整体的“罪”（存在性的“欠然”）—这首先表现为文学政治。

“文学政治”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总结提出的。法国大革命前的政治教育工作主要由文人从事。他们不执政，但说话有极大的权威性。他们不与实际的政治事物接触，只从事抽象的政治理论研究。他们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

与法国相比，俄国的“文学政治”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索尔仁尼琴的《红轮》中充斥着大量枯燥的历史、哲学思考？伯林认为，这是“狐狸”想当“刺猬”。金雁的解释更深入，历史上的俄国文学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学科，历史学、政治学都是从中分化出来的，以致文学成了“思想的引领者”。加之沙俄时期，政府不允许知识分子讨论哲学，文学杂志是唯一可以公开讲话的地方，不少政论家、哲学家都只能在文学领域迂回表达政治异见。

“文学政治”在俄国知识分子里有几种表现：1.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喜欢指导民众。贵族知识分子抛出老爷式高高在上的素质论，“群氓的解放会给社会带来灾难，给粗鲁无知的人自由，就等于给儿童刀子代替玩具”；而号称“人民之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经常表现得像“人民之父”，认为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人民，代表人民的利益，组织人民起来革命。2.个体服从整体。托尔斯泰为了社会和谐提出“勿抗恶”，激进知识分子则认为，为了高尚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行为只要有利于大多数人就是正义的。3.唯我独尊、缺乏逻辑。受东正教神学唯我独尊且逻辑性差的影响，俄国知识分子常以“掌握绝对真理”自居，还形成了神秘而浪漫的、着魔般的跳跃思维方式。4.道德主义催生“建构的保守主义”。路标派文人认为，19世纪后半叶以来知识分子过于功利导致了道德虚无主义和政治专制，因此他们强调自我道德完善和传统文化，一度还想把“英国政治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校正价值观”树立起来。可这套基于人性善而设计的哲学，既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又怎么操作呢？说白了，英国保守主义的要义不在于是否拥抱传统，而在于是否从现实经验入手，告别建构主义思维。5.弥赛亚主义导致对西方的“怨恨式学习”。俄国知识分子既倾向西化，又厌恶资本主义。他们认为，科技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只是加大贫富差距，西方人被商业化的铜臭所腐蚀。而俄国的传统村社则显得更和谐、美好。因此，俄罗斯民族比其他民族都更能实现社会主义。这大大满足了俄国人的弥赛亚主义情结，也使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宪政制度的学习一直缺乏耐心。

“代言式知识分子”的衰亡

俄语中的“知识分子”，指的不是“有知识的人”，而是“思想独立，持有某种信念或价值观，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人。”也就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代言式知识分子”和“普遍型知识分子”。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工业革命造成了农业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知识的增值使得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自然垄断加强，在前民主时代便具有了为公众代言的价值。但这种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

1906年，高尔基去了趟法国和美国，他对前者印象很好，对后者却很不满。为什么？原来，法国是文学性浪漫国度，他在那里受到追捧；而在美国，“社会良心”更多由直接抨击真人真事的记者、政论家、思想家，而不是借助文学形象曲折阐发思想的作家来代表，况且富豪才是平民眼中的成功者，他因此受冷遇。

高尔基“贬美尊法”与托克维尔“贬法尊美”是相反的，这其实也预示着“法俄知识分子”和“英美知识分子”两种知识分子传统的对峙和角力。应该说，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深化，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知识差距被拉平，社会更尊重专业化发言，那种以文学方式讨论一切社会事务的“代言式知识分子”越来越惹人反感了。

而互联网兴起对“代言式知识分子”冲击更大，因为几十年来的互联网发展正在造成工业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尤其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贬值”。互联网使知识更新加快，知识传播的数量大增、成本大减，知识的价值大减。它还使大部分知识的表现形式更通俗化、简单化、公开化、获取知识不再需要漫长的时间、专门的训练、特别的环境（大学）。既然知识和知识传播方式和渠道都在贬值，那么，以知识的占有、传播和出售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自然要贬值。现在又有了媒体2.0平台，非知识分子的知识人（比如普通大学生、白领）可以不经过传统媒体的势利审查就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来，这种即时、贴切的专业表达，将通过网络自由转发达到局部均衡，降低“公知”的“代言”价值。因此，法俄式知识分子将在互联网的兴起中加速消亡—是为“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