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个封闭压迫性的社会，知识份子的反抗义务不会比一般公民少，可是也不会多于一般公民。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所谓"有机知识份子"的特殊地位。在汉语世界，公共型知识份子的出现和成长，就还是一个亟待努力促成的理想。这个理想，由于关系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民主化，重要性并不亚于任何体制的改革、或者是民主的巩固。
在一篇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文章里，张灏先生谈到了知识份子的类型问题。他认为，在大家较熟知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传统型"与"有机型"知识份子之外，还应该分出一种"公共型"的知识份子。确实，"公共型"知识份子的概念，近年来时见使用（特别是在美国）。虽然这个概念的来源与精确意义不容易考订，不过它似乎确实带出了知识份子的某些特质，值得我们思索。
近代政治思想所谓的"公共"，指的乃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形态，特色在于其间既充满差异、而又必须藉非权威的方式求取共识。让我们对这个说法做一点概念分析。"差异"指的是利益、认知、身份与信念、价值观各方面的差异；一群人如果相互没有差异可言，那是一种同质统一的状态，称之为有机的共同体可以，无足以构成公共生活。"共识"指的是能够接受经营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规范与权利、义务关系；人们如果不求取共识，无异是说他们没有共存合作的需要，这样的一群人称为偶然的萍聚可以，无足以构成公共生活。所谓"非权威"的方式，指的是这种"接受"缺乏一个先在的目的或者价值标准，足以提供无庸争议的理由；如果共识可以由权威的方式达成，那表示权威之所以为权威，在先已经有了共识；这种团体具有其他的特定属性或者特定目的，却无足以构成公共生活。关于"公共"这个概念，我们都有一些直觉的理解。稍事反思，我们会发现，这些理解都预设了"差异"与"非权威的共识"这两个侧面。
公共生活的这两个侧面，乃是现代知识份子得以取得形貌与角色的社会基础。在今天，知识份子的特色，当然不会在于他的知识、专业技能或者职业分类。在学者、专业人士、官僚、作家等等身份之外，需要另立一个"知识份子"的范畴，说明了直觉上知识份子是另有其特质的。或许我们可以证明，这种特质，正是"公共"这个概念所企图捕捉、表达的。
知识份子的特质，大抵有两方面。其一，知识份子理应以宽容开放的说理与沟通来探讨议题；这意思是说，知识份子探讨议题的时候，不能诉诸人格、身份、学术、专业、传统、信念等等权威。这种以说理途径处理议题、却不能诉诸特定领域之权威的情况，乃是公共领域的特色；抹杀这种特色，我们就离开了公共领域，回到了教室、工厂、军营、董事会或者教堂。当然，这不是说公共的说理毫无依据可言；经验与逻辑都有遵循参考的必要，可是它们不是足以判定正当与否的权威。这个说理概念，罗尔斯（John Rawls）曾经以"公共理性"名之。
其二，所谓没有可以直接诉求援引的权威，意思不啻是说，进行公共说理的时候，不能不对所面对的权威有所质疑和反思。为了贯彻公共的说理与沟通，知识份子不得不以怀疑与反思的态度，面对现存的事实、规范与价值观。换个方式说，现存的共识，本身对于公共性便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为这种共识可能绝对化，成为拒绝接受说理考验的权威，也就是成为阻碍公共生活的因素。
以上所言，显示知识份子的特质，在于以开放而平等的方式针对议题进行说理。这种开放与平等，当然不是单纯的道德理想所能产生，而是反映了现代社会里"藉非权威的方式在差异之间形成共识"的结构性的基本需要。这种需要，促使公共型的知识份子扮演他们的角色。如果他们充分发挥了这个角色，社会议题就能获得比较开放而合理的陈述，也为社会提供了较多的说理与讨论的资源。对社会的民主生活，这可能是知识份子所能做的较大贡献。
这里有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如果社会还不允许差异存在、不容许非权威的方式形成共识，知识份子该怎么办？我想，除了协助差异性的论述出现、协助非权威性的说理方式出现之外，并没有甚么事是一定需要知识份子做的。换言之，面对一个封闭压迫性的社会，知识份子的反抗义务不会比一般公民少，可是也不会多于一般公民。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所谓"有机知识份子"的特殊地位。问题在于，由于知识份子的职业本能是进行开放的说理和对权威的质疑，往往他们会与压制势力直接冲突。权威与反权威的冲突，最后演变成道统与政统的冲突。身为道统的承载者，知识份子会取得道德的地位，一则形成保护伞，再则也维系、号召一般人的反抗意识。就后一点而言，知识份子成为"传统型"知识份子，往往被视为社会良知，是有道理的。
这就联系到了第二个问题：知识份子自己是否愿意接受差异、接受非权威的共识之路，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准绳？以我个人的有限经验来观察，汉语世界的知识份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警觉与自惕还不够。不够的基本原因在于，汉语世界一般而言，社会分化程度与宽容异己的程度都较为有限。不够的徵候很多，其中之一是喜好用道德语言进行公共论述，另一就是喜好用学术权威干预公共讨论。
用黑白善恶的语汇描述社会现象、区分不同的立场虽然是人情之常，却也是知识份子应该避免的廉价武器。这不是说我们可能放弃道德观点，而是说在从事公共性的论述说理之时，以普遍与平等为念的道德要求，应该节制发自实质价值信仰的道德裁判、发自道德优越感的谴责和傲慢。前者维持了公平与平等，后者则注定会伤害公共领域的差异与共识原则。道德优越感如果进一步蔓延，僭称自己为清流、为社会良知所在，认为自己所支持的立场站在正义的一方，他人则甘于沉沦、甘为鹰犬，自然就更有藉道德口实裹胁公共论述的危险。
另一方面，学术知识应该只是公共说理时运用的资源，而不应该（韦伯[Max Weber]会说不可能）成为社会做决定时依循的权威。知识份子追求学术独立不遗余力，却往往会忘记学术还有维持中立的必要。"学术独立"是为了保障学术领域的自主，"学术中立"则是为了保护其他领域━━尤其是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共领域━━的自主，不要让学术权威干扰了其他领域的运作逻辑，尤其是公共领域中平等说理的规范。这个道理，当年韦伯曾经致意再三。不过，这种激进的多元论的意义，在一个结构性的分化还不算很深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可能是不容易体会的。
知识份子一本公民本分，进入公共领域发挥他们的说理本业与文化素养，为公共论述提供亟需的理知资源与说理典范，构成了公共型知识份子。如果以上的观察不算无的放矢，那么在汉语世界，公共型知识份子的出现和成长，就还是一个亟待努力促成的理想。这个理想，由于关系到社会生活的公共化、民主化，重要性并不亚于任何体制的改革、或者是民主的巩固。在今天，《二十一世纪》几乎是唯一一份有心照顾整个汉语世界的知识份子刊物，用以上的一点反省纪念这份刊物十年的努力，或许也有前瞻的意义吧。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页7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