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易暴和成王败寇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说是从黄炎培开始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他曾经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访问过延安，和毛泽东有过一番著名的“窑洞对”，提出了历史“周期率”这个话题。黄炎培当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的这个“周期率”可能还是比较感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阐述，从大的角度来说，综观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周期率”，实际上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个就是我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部以暴易暴的历史，第二个就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我们一而再地陷入以暴易暴、成王败寇这样一种恶性的历史循环之中。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把前朝的历史重新复制一遍。张家王朝衰落了，起来一个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但是李家王朝并不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也不会有新的文化因子出现，它跟前朝照样是换汤不换药，继续先是兴、再到衰、再到亡这样一个“周期率”。
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陷入专制王朝循环之中的民族，要跳出旧的格局，确实非常困难。我们早就形成了两个“统”，一个叫做“政统”，一个叫“道统”。这个“政统”是什么呢？所谓“政统”其实很简单，谁当了皇帝谁就是谁说了算，这就是“政统”。刘邦当皇帝，那么就是刘邦是正统，同样如果是陈胜、吴广当了皇帝，坐了天下，照样，陈胜、吴广就是正统，所以所谓的“政统”就是谁的力气大谁就是正统。也就是吴思讲的“血酬定律”，谁用血去拼，拼出来的江山就是谁说了算，谁就是主子、救世主。那么“道统”是什么？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以儒家的那一套东西作为中国的道统，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儒家的这套东西，儒家的这一套只是用来作为表面文章的。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写过一句诗叫做“百代都行秦政制”，“秦政制”是什么东西呢？它的核心就是一句话，外儒内法，表皮上可能有一点儒的东西，实际上讲的是法家。所谓“法”不仅是指法家那一套，它一方面是严刑峻法，另一方面这个法就是阴谋诡计，就是权术谋略。而中国人恰恰最喜欢这个东西，作为上层来说，玩政治就是玩阴谋、玩黑箱，底层社会来说，老百姓最喜欢什么，《红楼梦》前面有两句诗，好象是袁子才写的，叫做“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这两句诗就集中概括了中国底层社会的所有学问，这个学问是“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他们要教一个人成年以后学会什么？就是学会世故，学会圆熟。所谓的世故圆熟，就是要让人把自己装在一个壳子里面，而不是用真面目去见人。实际上跟上层政治里所说的外儒内法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诸子百家，所有的家，根本上都没有超越对现实功利和狭隘政治的集中关注。所以几千年的中国，一言以蔽之，我们整个民族，社会的重心始终是在狭隘的政治这个层面，我们的整个重心，都在帝王这里，在帝王将相这里。再扩大而言之，到了七品芝麻官，到了县一级，就是当官的人和当皇帝的人，他们掌握了整个社会的所有资源，从物质资源到精神资源，几千年都没有变过，社会的重心始终在这儿。所以我们中国要打破这个历史的“周期率”，走出一条新路子，毛泽东回答了黄炎培，“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民主”，黄炎培听了很舒服很高兴，其实黄炎培有点天真，有点书生气，为什么说他天真呢，他不知道毛泽东讲的“民主”这个概念跟他理解的概念可能不是同一回事。毛泽东讲的这个“民主”，可能不是他理解的人民自己起来作主的“民主”，而是我为你作主的“民主”，是“民之主”。所有的“民主”旗号都是谁打出来的呢？都是高高在上、掌握了天下的人（或企图夺取天下的人）打出来的一种旗号，就是我为你做主，是民之主也，而不是人民自主。黄炎培听了舒服，但是实际上这条新路还是没有开出来。这条新路开不出来，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不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有很多文化根底上的因素。包括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始终在观念层面上超越不了道统和政统。所以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树立起一个能够跟近代文明相吻合的新的道统。新的道统，它必须是以人为根本，以每一个个人的觉醒为根基的，类似于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所理解的人，而不是我们中国理解的人。我们理解的人是什么？我们理解的人就是顺民、臣民，是皇帝治下的一个小民、草民，所以我们把当官的人叫做什么父母官，这是和“子民”相对而言的。有时候看起来皇帝还能够对老百姓不错，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私有财产，所有老百姓正是他之所以能当皇帝的基础。他要把这些人当作他的子孙、当作他的子民，这样来看待。父母官也一样，从县一级到更高级官员，也把他自己地盘上的人当作他赖以做官、赖以捞取好处的资本，是一种做生意的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连“人的发现”都还不能说已经完成，要在这样一种土壤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现代文明制度，真是谈何容易。
两个阳光人物
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试图在政治层面之外，开出许多社会的独立道路。比如说在科学领域来说，1915年，一批最优秀的留学美国的留学生，包括胡明复、胡刚复兄弟，包括任鸿隽、秉志、杨杏佛，还有竺可桢后来也参与了，他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办了《科学》杂志，一直到1949年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团体，是一个绝对民间的、没有官方背景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产生的影响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有很多后来开创了各个学科的人都来自于这个社团。在一个祖祖辈辈都把权力、把皇权看得重于一切的中国社会，他们这些人的选择，在我看来，就是开出了一条新路，这是在科学方面。比如说在出版领域，以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出版人，他们创立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包括后来叶圣陶他们办的开明书店，完全独立的民间出版机构，那都是完全可以跟世界上第一流的出版机构相媲美的一些近代出版机构。再比如说在新闻领域，从1872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始到1848年12月24日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在上海被蒋介石下令查封为止，这个七十几年时间，在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上千种独立的民间报刊，这些民间报刊就有可能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近代文明的新时代。但是他们的使命没有完成。这里头有非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因素，但是我们这个文化当中存在着一些杀伤性很强的、很难接受异质文明因子的排斥性基因，也起了一些破坏性的作用。
当然，仅仅就政治层面来说，我们中国近代也产生过两个阳光一般的人物。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一个政治人物，往往是一团漆黑的，一个心不狠、手不黑的人是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成功的，因为旧式的传统政治讲的就是阴谋，就是权术。我们把权术看得高于一切，不会耍权谋，连小官都当不了，不用说当大官，更遑论成帝王之业。但是在近代中国，由于中间出现了一次社会转型，中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包括出现了孙中山这样的人物，尽管孙中山有自身的局限性，他身上也有东方的一些落伍的东西，还不能说是一个完全近代化的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孙中山的同时代人当中，诞生了两个阳光般的青年人，一个是宋教仁，另一个是蔡锷，他们都只活了30多岁，这也是老天爷对中华民族特别不公。宋教仁几乎是同盟会当中唯一一个真正懂得西方民主、懂得宪政这一套运作程序，对西方的法律、西方的制度了如指掌的一个人。他留学日本期间，当其他人都忙于造炸弹、去从事暗杀，包括汪精卫也要去炸摄政王，他们都是要通过暴力手段去改天换地的人，走的还是传统的以暴易暴的老路。但宋教仁就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非常自觉，他认为如果我们大家都去忙于造炸弹，都去搞暗杀，等到中华民国建起来了，谁来搞建设，怎么样搞中华民国？所以他很早就注意到了制度建设。
到了武昌城头一声枪响，一场纸糊一样的革命，就把大清王朝267年的江山给颠覆了。这个结果是谁也没有预料的，历史永远有其偶然性。曾经席卷大江南北十四年的“太平天国”都颠覆不了的清王朝，被武昌新军工程营的几个小青年就颠覆了。遥想当年，洪秀全从金田村杀上来的时候，到了南京已拥有几十万大军，但是洪秀全走的照样是传统的老路，也是要取而代之也，他如果取得天下，也许还不如满清。跟阿Q在土谷祠里想的一样，要的是美女、金钱，还有秀才娘子那张宁式床，洪秀全最喜欢的就是这些，当然其他人也不例外，李自成进了城也是如此。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共性，不是人性来决定的。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种子，要改变这个状态必须引入新的异质的文明，到了宋教仁身上，就隐约看到了希望。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以为大功告成，要去搞铁路去了，他要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这在当时是一种空想主义。那么宋教仁怎么想呢？他说，以前是革命时代，我们的党是革命党，那就要拿出铁血的精神跟满清去拚，现在共和告成，我们这个党就应该转变成一个民主时代的政党，要拿出政见跟政敌去较量，让民众来比较，我的纲领好，还是你的纲领好，所以他对他的政敌始终没有敌人意识，他对袁世凯至死都抱有幻想，抱有谅解和宽容。从今天来看，你也可以说是他很幼稚、很傻，其实就是在他的这个幼稚和傻里面，恰恰包含了一种新的文明心态，他不是把袁世凯看作一个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把袁看作一个对手，政治上的对手，是可以展开竞争的，在宪政和选举的框架下，袁世凯可以做总统，我可以做总理，在政治上是可以竞争、较量、制衡的。所以他的这个幼稚里面恰恰是有新东西在里头，他就是这样一个阳光一样的人物，他的所有东西都是透明的，他的想法是透明的，他的手段是透明的，所以很容易在中国这个黑箱的政治当中被阴谋手段给戕杀，现在有人考据说不是袁世凯下令，可能是别的人自己擅自作主张，这些其实都是次要的，反正宋教仁被杀了，中国再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独一无二的优秀的人往往只出现一次，不能复制。
另一个人蔡锷，他跟宋教仁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军人，但是在近代的职业军人当中，只有蔡锷是最富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假如蔡锷活着，那么民国军阀混战的格局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所具有的那种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全国性的声望，他手里所掌握的基本部队，都足以让他在民国的纷争格局当中发生重大影响。但是他只活了三十多岁就病死了，所以天不假人，没有办法。我之所以说蔡锷是一个阳光一样的人物，是因为他跟袁世凯有很深的交情。他能够到日本留学是袁世凯资助他去的，他年轻时候跟袁世凯有过这样一层关系，至死他对袁世凯都怀有感恩之心，但是他还是毅然地站起来，拿起枪反对袁世凯称帝，为什么这么做？不是为了要取而代之，更不是为了打败袁世凯之后，我蔡锷要分更多的地盘，要做更大的官，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是不值一提，他说过一句话，“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这句话的分量在近代史上非常重，应该进入思想史，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思想史的人似乎还没有重视这句话。当然这句话也要进入言论史，这其中所包含的新的文明因子足以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自古以来当兵的带兵的，打仗厮杀都是为自己获取更大的利益，或者为自己的某一个效忠对象卖命，而没有人说我这样做是“为国民争人格”，而争下人格之后干什么呢，他说得很清楚，他跟他的老师梁启超事先有一个约定，如果事成那么我们一起隐退，如果事败一死了之，一不逃入租界，二不逃到外国，让人看不起、看笑话。结果袁世凯的洪宪王朝被他打倒了，事成了，事成之后，他实现自己的承诺，宣布辞职，然后去日本治病，结果就死在日本。
蔡锷和宋教仁，这真是两个阳光一样的人物，他们都是湖南籍的，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按照他们当时的观念来改造中国，或许近代的中国会有很多的转机，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就是历史，它是发生过的事，不是我们可以去假设的，所以说地上不能造天国，乌托邦永远是乌托邦，因为历史不是在小房子里虚构出来的，无论多么伟大的人，托马斯·莫尔也好，康帕内拉也好，你的《太阳城》、你的什么《乌托邦》，还有更伟大的人构想出更伟大的社会，那都是一种虚构，哈耶克不相信这些东西，波普尔也不相信这些东西，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近代以来，包括胡适到后来的顾准、李慎之在内，也最终都不相信这些东西，因为这是书斋里构想出来的东西，它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只有从地上长出来的东西才是可靠的，你虚构一套想法，再按这个模式到地上去建，这毕竟不像造房子，社会还是有它自身的规律。中国要跳出历史“周期率”，一方面是要寻找跟人性相吻合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新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必须把社会从国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自从近代以来，喊过很多的口号，比如说个性解放，思想解放，这些口号本身都很好，都没有错，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喊过社会解放的口号。最近有一本书在民间流行，是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崔卫平教授她们翻译过来的，在这本书翻译完成以后，崔卫平经常跟人讲一句话，我们中国过去有个性解放、思想解放，而没有社会解放，米奇尼克的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或者说核心的东西就是倡导社会解放，社会的自我解放。我前面讲，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一个重心，社会的重心始终在皇权这里，在官家这里，整个社会是臣服于权力之下的，只是一个附属品，没有独立的空间，如果说我们要跳出历史的“周期率”，社会必须有自身的空间，自主的空间，只有这样，社会解放才有可能起步。在这个社会解放的过程当中，新闻自由是一切自由当中先行的自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前提，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一切都免谈。
新闻纸的出现
近代中国之所以跟古代有了一些区别，有了一些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也是跟我们有了新闻纸有关。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说什么东西都是古已有之，所以当连英国人李约瑟搞一本《中国科技史》，洋洋几大卷，里头讲什么东西中国古代都发明了，中国人就特别开心，觉得这东西很过瘾，满足了我们的一种民族虚荣心、民族自大狂，中国的学者在研究学问的时候更是如此，什么东西都要说我们古代就有了，你西方什么时候有了，我比你更早，你比如说报纸、新闻纸，报纸在西方可能就叫新闻纸，那么我们的学者就要皓首穷经，去考据、去寻找，要找出我们在唐代就有了报纸，在敦煌的卷子里面发现了，我们的报纸比人家西方要早了好几百年。所以我们的新闻史往往要从古代写起，我们有“中国古代新闻史”，这不是荒唐吗？中国古代哪有什么新闻史，你所谓的新闻，你的这个报纸是真正的西方意义上说的新闻纸吗，其实那可能是传单，可能是文件，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我们往往惯于这样类推。现在有一个专门做新闻史的山东学者叫陈玉申，他写了一本《晚清报业史》，第一章开宗明义就否定了这个观点，他说新闻纸就是舶来品，就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通过传教士过来的，我们的第一份中文杂志是在马六甲诞生的，那是传教的产物，人家是传播基督教的，那当然不是新闻意义上的，但是这种形式就是从这里开始。要说真正是中国人创办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第一张成功的就是《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办的。在本土的有上海的《申报》，那不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是外国人办的，但是他聘用的全是中国人，主笔都是具有秀才头衔的人，而且它也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来编排的，它办了七十八年，一直到1949年才停刊，这个报纸的影响远远在王韬的《循环日报》之上。由于《申报》只是外国人在中国租界办的一个报纸，所以王韬办的那个报纸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报纸上，王韬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轮全新的跋涉，这个跋涉的意义超越了中国几千年读书人功名科举的考量。本来王韬也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也有过秀才的头衔，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本来无意当中化名给太平天国的李秀成上了一个折子，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够被太平天国采纳，因为他的家乡跟这个地方比较近，他当时又在上海工作，结果这件事被清朝给破获了，所以他只能化名潜逃，然后在香港定居，开始他新的生涯。他办报的意义在我看来就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模式，因为按旧的习惯，在中国的传统格局下，一个读书人不通过科举功名的办法，考上举人、进士，那是不可能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向上的通道只能是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路，“学成文武艺”，要“卖于帝王家”，否则就是一分钱不值，除非是极个别的，象陶渊明、严子陵，去做隐士，但这些隐士往往都是因为有特殊的身份，已经在社会上有了声望，然后再去隐居，后世的人才知道他，要不然老早就被淹没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王韬在无意识当中的一个选择，就开始了一种近代的转型。我觉得知识分子的名号如果说在中国出现，最初的第一个人，不是魏源，也不是龚自珍，或者徐继畬，当然更不是林则徐，这些人基本上是幕僚或官僚，而应该是王韬，王韬的社会身份非常单纯，就是个职业报人，终其一生没有做过官。从王韬开始，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可以不走科举仕途，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关怀社会，批评社会，通过报纸刊物的新型载体登上历史的舞台。
“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
本来沿着这条路走下来，我觉得我们的路应该是很顺的，应该是可以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之外，形成社会的自主空间，形成社会自身的独立解放力量的，最终朝廷是朝廷，社会是社会，朝廷只是我们社会纳税给他来为我们服务的机构，用通俗的话来讲，也可以说是一个物业公司，政府就是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我们都是业主，我们业主出钱，雇他们来给我们办事，因为我们有别的事要忙，不可能事事都自己去做。当然，这只是在拥有健全的舆论空间前提下才有可能。这个舆论空间，在近代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靠报刊，王韬开创的这条道路，在他之后，我们知道出现了梁启超、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一直包括胡适在内，包括“五四”时代的陈独秀在内，一直到后面的傅斯年、储安平、王造时、罗隆基这些人都是在这条路上，他们最起码在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曾经是以言论报国的、以文章报国的。《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讲过一句话，他生平所怀的志愿是什么呢，就是“文章报国之志”。所以叫他当官，他说我不当。几次三番蒋介石派人来也好，陈诚派人来也好，送这个聘书啊，送钱啊。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司马迁的话，叫“戴盆何能望天”。意思说他头上戴了一个盆，这个盆是什么盆，就是新闻记者的盆，我戴了这个盆，天看不见了，所以我就不要别的了，官就免了，不当了。保持这个独立的身份，我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批评革命党。所以他对国、共两党可以左右开弓，都可以批评。当然两方面都不舒服，国民党说你王芸生批评我们，那么你肯定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共产党说你批评我，你王芸生是国民党的走狗，你对国民党的批评也不过是“小骂大帮忙”。
在我们近百年的言论史上，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报刊构成的壮丽画卷，今天回过头来看，它是完全可以跟世界报业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一幕幕相媲美的。《纽约时报》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就是它敢跟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抗衡，跟美国国防部打官司，而且最后他们独立的司法审判结果，就是报纸赢了。在中国的百年言论史上，我们也出现过很多可以跟这样的故事相媲美的事，比如说有一个叫成舍我的报人。他二十六岁，以几百元大洋的小本钱，在北京开创了著名的“世界”报系。办了三家报纸，先是《世界晚报》，然后办了《世界日报》，后来办了《世界画报》。三个“世界”之后，他在上海办过很有名的《立报》，小报大办，名声显赫。在这之前，他在南京办过《民生报》。在南京办《民生报》的时候，得罪了他的亲戚，这个人叫彭学沛，是当时行政院的行政处处长，看起来官不大，但是权很重，他们俩是亲戚，但是彭的贪污腐败的行为被他们的记者抓住了，那个记者问成老板，要不要登。他的回答是，只要你调查的事实是真的，当然登。登出去，首先就得罪了彭学沛，第二个得罪了彭学沛的上司，因为这有损于行政院的形象。那是1934年，汪精卫是行政院的院长。你想一个报人得罪了一个行政首脑，这是什么滋味，当然一开始是打官司，在民国的格局下还有一些司法独立。这个官司打下来是不了了之，叫他们庭外和解。所以彭学沛怀恨在心，汪精卫也怀恨在心。接下去就是找一个借口，一个借口是很容易找的，你在办报，你在做事，哪一天哪一条消息觉得有一点问题，都可以找你的麻烦。果然没多久麻烦就找过来了，成舍我被抓起来了，报纸被封了。成舍我关了四十天之后获释。
1934年9月1日，他一出狱就表示：“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有人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他坚决地回答：“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他列举的“四大理由”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最后的结局当然已注定——“《民生报》永远停刊”，成舍我“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
“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我们可以理解这句话的分量，虽然他的报纸被封门了，但是这句话在本质上，在精神层面上，就是说不惜牺牲一切，也要说出事实的真相。
夹缝中的空间
这样的故事在百年言论史上发生了很多，当然我们不能说北洋军阀是好人，国民党是什么好蛋，都不是。甚至连跟随孙中山出生入死、鞍前马后的那些革命党人，在民国元年的时候，象陈炯明、陈英士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人，照样是杀气很重。民国元年首先对报人开杀戒的，就是广东省代理都督陈炯明，他杀了几个职业报人，为什么杀他们，因为他们批评我，批评我，我就要杀他。他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你批评我，我就要杀你。没话说，没道理，这里头没道理，因为我掌握着刀把子，你就被我按在这个刀把子之下。这个恶例之后，连接着的是一片血光，整个民国元年到民国二年，我们中国本来出现了五百多家报纸，热闹得很，因为共和了，所以报纸就多了。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百多家，很多报纸关门了，很多人被杀头了，很多人坐牢了，很多人干不下去了。陈英士在上海也曾经跟新闻界有过很大的冲突。
但是那个时候的言论空间始终没有被封死。民国一开始，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就颁布了一个《报律》，舆论一片大哗，包括章太炎等在内，纷纷批评“杀人之律未定，先定报律”，什么政府，什么共和。话都说得很尖锐，连刑法都没定，杀人之律都没定，先定报律，报律不就是要约束我们的嘴巴吗？当然经过新闻界的抗争，在民国初年，起码在名义上没有否定老百姓有自行创办报纸的权利，有自己随便说话的权利。特别是当时上海等地还有租界在，租界是个悖论，一方面租界对我们这个民族尊严来说是个伤害，他在你的这个国土上搞了一个国中之国，不受你本国的法律约束，跟你这个朝廷是不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整个中国近代很多好的东西，恰恰是从这儿来的，是从租界里生长出来的，是租界保护了很多新生的事物。包括很多人办报纸，像于右任三次办报，三次都被禁掉了，但是他能够关了再开，你再关我再开，就因为他是在租界，租界这个空间提供了他说话的机会。后来著名的戴季陶，那个时候还不叫戴季陶，叫戴天仇，当时只有23岁，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通篇都是“杀”字，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财政总长熊希龄，还有章太炎，他在这些人名字后面都带“杀”字，带感叹号，他的文章很短，一共就几十个字，这样写评论，租界当然不能不管了。管他这件事不怪，怪的是他喊“杀”的人居然为他辩护说话，最后是以罚款了事。这个事就有意思了，谁为他说话呢，当然不是袁世凯，袁世凯可能巴不得杀掉他，是唐绍仪，唐绍仪是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接受了许多近代文明观念。他所以为戴天仇辩护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言论自由，载在约法”，约法就是当时民国的宪法。他认为我要为他说话，因为他有言论自由阿，他说我要杀，这只是写在纸上，没有用枪打我，所以唐绍仪以堂堂国务总理的身份，发电报到上海的法庭，要为一个说他可“杀”的人辩护。这里头就有让我们后人值得深思的东西，这是发生在民国初始的事情。
“开天窗”
蒋介石时代跟北洋军阀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蒋介石对言论的钳制要比北洋军阀更厉害了，他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条文、条条框框，对新闻界进行钳制，《申报》这么一张老报纸，在蒋介石来了之后，短短一年就开了九次天窗，那个时候的报纸很有意思，新闻检查通不过的新闻就开一个缺口，空在那儿，所以读者就知道今天那些新闻被查了。比如说 “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之后，有一天，北京的报纸，有一些是整个版面是空的，有一些是整个版面上大部分空的，读者一看就知道被查扣的新闻很多。《申报》九次开天窗，实际上也就是九次抗议，发生这些事，到后来是蒋介石紧张了，他传了一个命令，就是不允许开天窗，必须填上内容，这个天窗一开不是明摆着不满么。“皖南事变”发生以后，重庆《新华日报》的新闻被扣了，周恩来写了四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就是为了补天窗，因为天窗不行，天窗不能开，那就写几个字吧，但是这个字一写，比这个天窗还要有意思。蒋介石的手段肯定要比北洋军阀更加严厉，但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已经看穿蒋介石，他说了两句话，“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老蒋就这么个人。胡乔木晚年写了一本书，叫《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句话就是当年毛泽东亲口对胡乔木说的。也正是由于蒋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所以他的言论空间没有最后封死。他砍掉一家报纸，人家换一个名字又办起来，所以他怎么弄都弄不掉，怎么掐也掐不掉。他封掉一家报纸，人家会再去办一家报纸，一直处于这么一种状态。当然有一些报纸是一直生存下来了，比如《大公报》、《新民报》，这些都是老牌的报纸，都办了很长时间。
“署真名、负责任”
我们看一件事可以检测蒋介石时代的言论空间，1928年，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这么一帮真正的书生，纯粹的书生，受过西方教育的书生，没有政治的阳谋、阴谋，也没有政治的企图，不想当官发财。这批纯粹的教授、读书人，他们在上海办了一份自己的同仁刊物《新月》杂志。这个杂志本来是一个文艺刊物，是发表诗歌、评论、散文、小说等，跟政治是没有任何瓜葛的，但是他们也看不惯蒋介石当时的一些施政作为，看不惯他对人权的压制，从1929年5月起胡适忍不住写下了一篇文章叫《人权与约法》，向蒋介石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从此一发不可收，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从胡适到罗隆基、梁实秋到后期的王造时，主要是他们四个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非常锋利的政论，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横独裁，呼吁人权、以宪法治国。蒋介石是怎样对待他们呢？他照样不会有好果子给他们吃。对胡适，先是把他的中国公学校长想办法给弄掉，第一次还没把他的校长撤掉，先由蒋梦麟当部长的教育部给他来了一个训令，训斥一番，意思说你身为中国公学的校长，你怎么可以发这样的文章批评我们的政府呢。胡适的举动很有意思，他将训令装在一个信封里原件退还，说你这个东西不通，我这个校长不是你任命的，我也不用接受你的训令。后来的结果只能是把他的中国公学校长拿掉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方面，特别是上海市党部，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党部，都是雪片一样的电报申请，要求把这个胡适抓起来，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他后来对罗隆基就敢抓，对胡适他不敢抓，胡适的影响要比罗隆基大多了，他是轻易不会去动的。另一方面，比如说鲁迅，他的态度也很有意思。鲁迅认为你们只不过是贾府门前的焦大，你不过是说主人啊你身上的衣服不干净，你应该去洗洗啊，你骨子里还是很爱你的主人，还是愿意做奴才的。我不知道鲁迅的逻辑是怎么推出来的，怎么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怎么知道人家就是一条心，当时还有一些比鲁迅更左的，就是完全左翼的文学杂志，躲在胡适他们背后放冷箭，也是冷嘲热讽。
胡适跟鲁迅，这两个人都是以言论、思想名垂青史，都留下了很多文章、著作，但是他们俩写的文章很不一样，我不讲小说了，因为鲁迅的小说是另一说，那是文学。讲批评，他俩的批评就是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格。鲁迅的风格是什么风格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石头下面弯曲的生长”，什么是在石头下面弯曲的生长？就是在许多时候常常是曲里拐弯，隐晦曲折，或者是含沙射影，冷嘲热讽，这是鲁迅开创的现代杂文传统。胡适的风格是什么呢？就是把话说明白，没有一丝的含糊和隐晦，不仅话要说明白，而且用要“署真名，负责任”这六个字。“署真名、负责任”，千万别小看这六字真言，它在言论史上实在是太重要了。当然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起个笔名的自由，鲁迅因为“鲁迅”的笔名字写小说出名了，再来批评社会，署名“鲁迅”也挺好，也没问题。但鲁迅经常不署名“鲁迅”，他在《申报》写了一年的文章，用了几十个笔名，有时候写一篇换一个笔名，也许他有他的理由，国民党不让他的文章见报，他们怕“鲁迅”这个名字。当时的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事实就是他用了很多的笔名，满天花雨般的笔名，来跟国民党展开壕沟战，而不是肉搏战，胡适的方式叫肉搏战，肉搏战就是许褚赤膊上阵。不但鲁迅，后面跟鲁迅学的人很多。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论风格，放在百年言论史上，我们来比较那一种更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更有利于把话说明白，把事说清楚，把理讲明白，应该说基本上是清楚的。当然，鲁迅也有直截了当地写下《纪念刘和珍君》的时候。我对鲁迅依然充满敬意。
胡适以及赞同胡适的人，在百年言论史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是占主流的。那些跟胡适做出了同样选择的人，有很多是当年言论界非常重要的重量级人物，比如说当时几家非常重要的报纸，主持笔政的人，像《大公报》主持笔政的，张季鸾，以及第二代的王芸生，办《观察》的储安平，大部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包括傅斯年等人。当然，张季鸾他们在《大公报》的社评是不署名的，这是他们复刊时定的一条规则，《大公报》社评例不署名，为什么不署名？他们认为拿笔杆子的人，要他不好利可以做到，但要他做到不好名很难，所以他们在新记《大公报》1926年复刊的时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以后我们的社评，大家都不署名，不管你写还是我写，我们几个人都不署名，要为后辈树立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既不求利，也不求名。所有以社评面目出现的言论，都由报社负责。其实读者还是知道这些文章是谁写的，因为由哪些人执笔写社评不是什么秘密。
“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
有时候我会感慨，回顾历史，鲁迅在1936年去世之前的中国，他的言论影响并不大，真正影响大的是哪些人呢，是张季鸾他们。张季鸾，不说他1926年之前的事，那时候他已经很有影响了，1926年到1941年，他主持《大公报》的笔政15年，大家都知道《大公报》是当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是真正的民间报纸，蒋介石也要对它让三分的，蒋介石对他让三分里面没有虚伪的成分，因为蒋介石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民间报纸来了解一些社会信息。他知道这样的信息在他们国民党自己办的党报《中央日报》里是了解不到的。《中央日报》肯定要取悦于他，不会跟他说真话，就像袁世凯当皇帝，那《顺天日报》还有两个不同版本呢，他儿子专门办了一个版本，给他一个人看的，每天就印一份。这一份说什么呢，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舆论，都是支持他称帝的，直到有一天，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发现家里的《顺天日报》和外面的不一样，同一天的报纸，他一看内容完全不一样，包括日本人都是反对他称帝的。蒋介石对《大公报》向来是当作一种参考资料来看的，所以他是每天必看，张季鸾他们的社评也是每天必读，他要从这里面了解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有哪些最新动态，各方面有些什么想法。
其实蒋介石跟张季鸾是有仇的，但是他不记前嫌，既然蒋表示大度、宽容，张鸾也就原谅了蒋，所以后人看来他俩似乎变成了密友。其实，当初蒋介石刚刚上台的时候，1927年，张季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过非常严厉的社评，题目叫《蒋介石之人生观》，但是蒋介石后来还是跟他有了非常好的交情，把他看作国士，张季鸾身上也有中国传统知恩图报情结，所以他对蒋介石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基本原则。《大公报》的基本原则一共是四条，就是四个“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我这个报纸是独立的，不隶属于某一个党派，随你什么党派。“不卖”就是说你给我，我是不要的，我不接受任何的经济资助，不管来自哪方面，政府的还是民间的都不要，我就自己私人资本注入，办得下去就办，办不成就拉倒，不要外来资金，所以叫“不卖”。“不私”就是我们不把这张报纸看作我们几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一个公众说话的天地。“不盲”就是说既不依附于权力，不媚上，也不随大众、流俗的意见而意见。就是这样一个四项基本原则。蒋介石跟张季鸾，关系归关系，张季鸾对自己的四“不”方针始终还是恪守的。所以他写的文章对国民党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放弃过对国民党的批评。
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也有过几次容忍不了《大公报》的时候，这样的事更多是发生在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执笔政的时候，比如说王芸生写了一篇特别有名的文章，叫做《看重庆，念中原》，里头就讲，中原的老百姓连树皮都没的吃了，观音土都吃光了，还要去抽苛捐杂税，看看重庆的这些肠肥脑满的大亨们，那些富得流油的权贵们，整天还溜着狗呢，他们的购买力还强得很，还要玩这个花样那个花样，消费通过驼峰航线用飞机空运过来的奢侈品。（大意）这篇文章一出，可想而知一定是洛阳纸贵，但是蒋介石勃然大怒，写下了“勒令停刊三日”这一行，这还是轻的，停刊三日，三天以后就可以再复刊。
从1926年新记《大公报》复刊到1949年，这二十多年间，上至蒋介石、下至华北的最高长官宋哲元之类，《大公报》跟权势的较量始终没有断过，一直就是不断的较量。《季鸾文存》虽然是一部传世的经典，但张季鸾他们写的那些文章我们现在已经不太容易看到。当年他每天在这个报纸上写文章，评论国内外的大事，包括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之所以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这里头有很多原因，包括斯大林要求共产党释放蒋介石，包括宋美龄他们去作工作，包括张学良对蒋介石还是有割舍不断的感情，这些因素都存在，另外还有一个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就是张季鸾的一篇文章《致西安军界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大公报》的一篇社评，宋美龄大喜之下，请他们加印十万，用飞机到西安的上空去散发，遥想当年十万份《大公报》飘落的情景，那是一个怎样的场面。据说这封公开信在东北军将士当中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对于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张季鸾还有一篇文章叫《最低调的和战论》，这篇文章是在南京即将被日本人攻陷，他在武汉《大公报》写的一篇社评，在这篇社评当中，他提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当时德国驻南京的大使出面斡旋中日争端，要逼蒋介石和日本人在南京签订城下之盟，也就是签定一个屈辱的条约，允许日本军队进来，然后国民党政府做傀儡，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人中有犹豫、有动摇，至于普通的老百姓，在这些事上面并没有发言权，态度也是非常分化的，有些人这样想，有些人那样想，总之是无所适从。张季鸾的文章里头就把利弊讲得特别清楚，他用裹脚布一样的白话文，他使用的虽然是白话文，但还是裹过小脚的，在当时那样的民族危机关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很骄傲。
张季鸾有两个最心爱的传人，一个是王芸生，另一个是徐铸成。他曾经对徐铸成说过一句话，“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对他的这句话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可以证明。“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华民族到了存亡危急之秋，《大公报》不过是一家小小的地方报纸，当时它只有一个天津版。第二天，他们《大公报》的几个巨头，胡政之、张季鸾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郑重其事的召集了全报馆的编辑记者来开会，这在《大公报》是很少有的，他们一般不开会的。他们在会上庄严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了国难阶段，我们《大公报》要有所作为，什么作为呢？做两件事，一，设立一个新的栏目，这个栏目叫《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因为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发生关系，到“九一八”为止，正好是六十年，这中间发生很多事情，包括甲午战争，包括中日朝鲜的争端，包括“二十一条”，一直到“九一八”，但是真正把这六十年的历史，恩恩怨怨，非常仔细的清理一遍，这件事没有人做过。政府没有这么做，历史学界没有这么做，一家小小的报纸要主动去承担这么一个重大的课题，这是一个举措。这个举措他安排了两个人：高松年，王芸生。这时候王芸生刚刚出道，还没名气，一个小青年，只有二十九岁，高松年很快就觉得自己吃不消，他觉得干不了，这是很辛苦的工作，要整天跑北京，跑故宫，查很多的档案，要去调查很多的史学家，当事人，外交官。所以他就说，王芸生你一个人干吧。王芸生就一个人干了。没想到，一干就成了，两年时间就写了二百万字的著述，把这段历史基本上清理出来了，当然他没有理到1931年，他只是理到1919年，1919年后最终都没有完成。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成了一个日本问题专家，不出两年，连蒋介石都觉得王芸生了不起，成了中日问题的权威了，请他到庐山去讲“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第二个重大举措是什么呢？就是创办一个新的周刊，每星期一期的《军事周刊》，这个《军事周刊》，就是教育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包括军事知识，包括救护知识，怎么样躲避飞机轰炸，怎么样拿枪干等等，一家报纸要承担起这样重大的使命。请什么人来主持呢，当时请的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他在留学日本的时候，曾和蔡锷一起被誉为中国的“士官三杰”之一。
“我愿抱独身主义”
所以一家小小的报纸，在国家危难时刻，它是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一个新闻记者的作用，有时候往往在一个政治家之上，政治家是一时、一地的，如果是民选的，那还有任期的限制，而新闻记者是可以干一辈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包括我没有讲到的，像林白水、邵飘萍，他们被杀害了，这些人都是非常有才华的新闻记者、报人，他们的一生当中，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升官发财。当官从来都是中国最好的出路，在中国这个传统社会格局当中，因为这个重心始终在权力这个层面，权力代表一切，主宰一切，一个普通人选择社会出路的时候，他往往选择做官，做官比做报人、做学问轻松多了，学问是很苦的，要皓首穷经，熬断青丝，做报人要熬夜，要跑腿，而且有风险，做官是不费吹灰之力，每天坐在哪儿，跳跳舞，陪陪客，喝喝酒，主要是应酬，做官在中国是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因为中国的政治从来不是责任政治，他没有责任，只有好处，当然那要在权力舞台上确保不能失败，要永远是赢家，赢家通吃，一旦失败了就什么都不是，而且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那他就完了，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么一种状态。
许多报人本身都是很有才华的人，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出路，中年时候因为出了名，也有很多出路，就是说当官的机会是大大的，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机会。你比如说陈布雷，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报人，当年，他年轻轻就在上海《天铎报》执笔论政，呼唤辛亥革命，一举成名，后来在上海主持《商报》笔政，呼唤北伐战争，那时蒋介石都对他的文名闻名已久，所以蒋才会请他到南昌去见面，同是浙江人，就以老乡的情分，以礼贤下士的虔诚，再三的恳求陈布雷帮他做事，陈经不起这种恳求，居然答应了。所以中国报业史上少了一个叫“畏垒”的报人，中国幕僚史上就多了一个悲剧，他最终的结局是吃安眠药自杀，他的死也同时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性事件之一。
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经常想拉一些很优秀的报人，像徐铸成，也有意让他们走他这样的路，徐铸成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对陈布雷说：“我愿抱独身主义”。他认为自己做报人就是抱定一个独身主义，叫他加入国民党那就是失身，所以他不愿意干。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报人要保持自己的无党无偏之身，保持独立人格。没有这样的独立人格，他要去批评别人，要批评这个社会，那恐怕他是没有这个底气的，他也没有这个资格。
正因为我们曾有过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事，就构成了我们在20世纪前半叶一个相对微弱的舆论空间，在这个舆论空间当中，一个脆弱的民间社会本来是可以形成的，一个独立于朝廷之外的，在皇帝的餐桌之外过自己日子的，按老百姓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从这条路走下来，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进程会大大加快，我们在唯一的权力重心之外，另建一个新的社会重心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换言之，社会跟国家分离，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将永远走不出以暴易暴的循环，走不出成王败寇的旧框框。看一部中国史，我们从来都看不到用和平的手段实现制度转型，看不到用和平的手段实现朝代更迭，没有看到过。辛亥革命是唯一的一次，用一种新的制度去取代旧的王朝的一次变动，但它也是用暴力完成的，虽然这个暴力不大，但是这个暴力不大，后遗症很大，后面接着就是军阀混战了。正因为它前面折腾得不够，后面的症状就更可怕了。假如说他前面是血流成河的，是死了千千万万人造成的。那么辛亥革命以后可能是一个太平天下，因为他建起来的世道是他一家说了算的，完全能够掌控的，但辛亥革命不是这样，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党人毕竟追求创立一个新的民国，他们虽然使用了暴力，但自身没有那么强大的暴力，所以很快就被更有暴力的人给取代了，最终还是要进入血的轮回。北伐战争，蒋介石用黄埔缔造的军队夺取了天下，跟袁世凯用小站练的兵夺取天下道理是一样的。每读中国史，我们总是看不到社会的进步，能够用流血之外的办法加以解决，历史的“周期率”还是没有跳出来，黄炎培的高兴还是早了一点。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