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中国现代政治元年权力结构党内竞争如果在二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今天的十八大，那么届时人们很有可能把十八大视为是中国现代政治的元年。为什么可以这么说？现代中国政治和传统中国政治有什么样的区别？

用政治方式产生第一代领导人

简单地说，规定中国传统政治的是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现代政治则意味着党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必须协商、谈判与妥协，在竞争的基础上实现合作。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主要是因为今天中国政治的结构产生了两个方面的质的变化。

第一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即从强人政治转向了后强人政治。这种转型对中共政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从一人政治或者个人专制转向了多人政治。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党内严格地说没有任何政治。毛泽东是中国政治的主导者，决策者，而其他所有领导人都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在“一人说了算”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任何政治。到了邓小平时代，尽管邓小平没有了毛泽东那样的绝对的权力，但邓小平（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党内的“婆婆”。邓小平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听取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考虑他们的政治利益，但其还是最后的决策者，没有人可以否决邓小平的决策。但是现在则不同了。在多人领导体制（或者集体领导体制）下，不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客观的现实是，“没有人可以说了算”。

其次是利益分布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经济结构单一，社会普遍贫穷，利益分化不严重。在政治领域，尽管有不同政治力量的存在，但毛泽东本人可以超于所有政治力量。对毛泽东来说，不同政治力量（无论是“党外有党”还是“党内有派”）都必须从属其政治意志，是其政治工具的一部分。毛泽东本人可以选择支持哪一种政治力量和反对哪一种政治力量，但他本人并不属于任何政治力量。到邓小平时代，如果他要做一重大决策或者执行一重大决策，他开始需要获得党内一些政治力量的支持。但尽管这样，邓小平时代党内还是能够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但现在则不一样了。经济结构复杂，社会贫富差异巨大，各种利益高度分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必然反映在党内。党内多元利益化已经是常态，并且没有一种利益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领导人能够超然于各种利益之上，平衡各种利益，并获得不同利益之间的共识。简单地说，如果毛泽东时是独裁政治，邓小平时代是共识政治，那么今天就是利益政治。

再次，随着政治强人的过去，接班人产生的方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强人政治时代，接班人是非常传统的“指定方式”。毛泽东实行的是帝王般的“指定方式”。一旦他指定了一位接班人，没有其他领导人可以加以质疑。邓小平时代有些变化，尽管也是指定方式，但有了些“协商”的意味。在“选拔”其接班人的时候，他必须参考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但邓小平之后，没有人可以指定接班人了。江泽民本人由邓小平指定，但他自己并没能指定其接班人。胡锦涛的情况也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大产生的一代领导人是第一代用非“指定”的方式产生的领导人，也就是用政治方式产生的第一代领导人。

第二个结构性变化就是党内政治竞争开始。从个人专制到多人政治必然导致政治竞争的产生和发展。党内政治竞争实际上在邓小平之后就开始了。不过，从90年代到现在，尽管时间并不长，党内竞争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在90年代，没有人可以敢于想象竞争党内的最高权力，也就是说，所有政治人物都接受（无论是自觉还是非自觉）政治强人已经指定好的接班人。但是，现在就开始有人也敢于做这样的想象了。这也正常，因为接班人既然已经不是用指定方式产生，那么其产生接班人的方式是否合理就变得重要起来。党内一些不接受这种产生方式的人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挑战。再者，由党内多元利益而导致的内部多元主义已经开始促成党内利益从“互相容纳”转型到“互相竞争”。“互相容纳”意味着大家都接受对方的利益，和平共处，但“互相竞争”则意味着大家都想获取更大的利益，体现出强烈的自私性。

党内竞争必须是有限的

政治结构的这两大变化促成中共向现代政治转型。这就是中国的内部多元主义政治，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主导下的有限竞争性政治。

这里要强调的是内部多元主义而非外部多元主义。外部多元主义体现为多党政治。一旦一个政党不能容纳一种利益，此种利益就可以组织自己的政党。在西方民主国家，也就是多党制国家，外部多元主义主要依靠一个已经成长起来的强大的中产阶级来维持政治稳定。不管哪一个政党掌握政权，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谁忽视中产的利益，谁就要失去政权。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达程度还没有导致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往往体现为社会的高度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外部多元主义经常导致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各派政治力量竞争各种资源，资源如果过于奇缺，竞争过于激烈，各派间无法达成妥协，那么政治竞争甚至会演变成为内战。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都有这样的案例。

中国实行的是内部多元主义。内部多元主义意味着党内竞争必须是有限的，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造成党内的分裂。例如，党内各种利益必须在“意识形态”或者“指导思想”上保持基本一致，对国家的发展总方向具有共识。如果利益的不一致上升到对不同意识形态的认同，那么党内的团结就会出现大问题。再如竞争的对象不可以是已经确定的接班人。接班人已经通过非“指定”的方式而产生。产生程序的合理性、制度化程度、透明化程度等等方面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才趋成熟。在现阶段，接班人一旦产生，其他政治人物尽管可能感到不满但也必须接受。这是因为所产生的接班人已经超越出他们本身的利益，而关乎于整个体系的利益。如果所产生的接班人也受到挑战，那么整个体系就会出现不稳定，也就是说，会倾向于产生外部多元主义，从而超出内部多元主义制度的限度。又再如竞争的方式必须符合目前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容许的方向和范围。政策层面的不同、实现同一目标的政策手段的不同、根据不同情况而灵活解读既定的政策，这些都是内部多元主义所许可的。但如果政策竞争演变成对既有政策的否定，那么就会趋向于外部多元主义了。

从这些层面来理解今年发生的薄熙来事件就比较容易些。当然，薄熙来事件并不仅仅是政治利益的问题。这个事件已经涉及到政治道德甚至是法律问题。但即使没有政治道德和法律问题，这个事件也已经远远超出了内部多元主义所能容纳的程度。无论在意识形态、政策路线和政治执行手段等等层面，都已经超出了底线，也就是说，这个事件不再是政治利益之间的竞争问题，而是涉及到这个制度的整体利益问题。

党内政治结构的变化表明党内民主和竞争已经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支撑党内民主和竞争的制度建设水平仍然很低，在很多方面的制度甚至还没有到位。这促成了十八大之前所呈现出来的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至少从海外看来是这样。

从今年年初开始，人们不难发现中国政治展开的两个阵地，即海外和海内，折射出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在海外阵地，政治竞争有两条主线。第一是一波接着一波的谣传，主要是围绕着高层人事安排问题。不同利益之间不断较量，不断传出不同版本的人事安排问题，形成了在海外所谓的“气球政治”，各种力量拼命根据自己的利益偏好把消息放出国外，再传入国内，试探各方面的反应。结果，造成了谣传满天飞。第二条竞争主线是围绕着是所谓高层领导层的腐败问题展开的。这方面的谣传到现在为止也已经有几波了，几乎涉及到所有领导人。这种做法很类似于民主国家选举过程中的负面竞选运动，即为了打击政治上的对手。

对发生在海外阵地的这些事情，执政党高层似乎没有任何有效的回应。实际上，政治竞争在国内阵地似乎更为激烈。围绕着十八大的人事班子、路线和政策，党内各种利益纷纷出台。尽管内部多元主义表现为一种开放政策，容许不同利益有不同的声音，但人们很容易感觉得到这些不仅仅是不同声音的问题，而是不同力量之间的激烈较量和竞争问题了。

顾名思义，接班人问题是现有领导人和未来领导人之间的事情，现有领导人通过各种方式来选拔未来的领导人。不过，现实是，在很多方面，现有领导人的权力受到太多的内部制约。如果现有领导人拥有理论上能够拥有的权力，那么他们能够掌控大局，不致于造成不确定性的局面。

中国还没有建立政治退出制度

对现存领导人的内部制约大多来自于几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中国政治给人的感觉是那些退休下来的领导人仍然在继续主导接班人问题。退休领导人、现任领导人和未来领导人，这种多角色的高度互动使得中国政治异常复杂，而现存的党内民主制度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

在制度化高的国家，个人和个人所谋求的职位是可以明显加以区分的，例如总统作为个人和总统作为一个职位是不同的。只有当一个特定的个人取得了总统这个职位之后，才谋求总统的职能。一旦失去这个职位，这个个人就不再享有和总统这个职位相关的权力。尽管退休总统可以用其他非正式的方式来继续其政治影响力，但其不再是正式体制的一部分。这就是政治退出制度。

但在中国则不然。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向就是职位的个人化，即使一个特定的个人离开了职位，仍然有很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途径来继续行使其权力，继续扩张着其权力。一个干部退休之后，自己也不认为自己已经退休了，其原来的权力关系网也仍然把他当成长官。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建立政治退出制度。一些退休领导人并没有退出政治，而是通过各种方法来干预政治。每当关键时刻，他们都会主动或者被动地出现在公众场合，以表示他们政治影响力的存在。这样，他们的存在很容易演变成代表一个利益链，作为利益链来影响政治。有人甚至说，中国各级政府中实际上存在着“影子政府”，甚至“影子政党”。台面上，实际的政党和政府只有一个，但有太多的力量在试图影响和主导这个台面上的政府和政党。

围绕着十八大政治，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这个局面是后强人政治时代政治利益多元化的必然产物。执政党要在这个全新的政治环境生存和发展，就需要新的制度体系。目前的情形是，正式制度体系缺少变化和改革，但各种利益都在推动着非正式的制度的快速成长。很显然，正式制度体系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而非政治体系是为一些具体的利益服务的。当非正式体系开始支配正式体系的时候，危机就变得不可避免。这就是为什么正式的制度体系需要新的顶层设计。正式的制度体系如何重新设计顶层，这是中国下一步政治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