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到天则所来跟大家讨论，非常感谢张老师的邀请，也非常感谢秋风老师的开场白。说实在话，在座的都是思想家，而且不少是很有名的，所以我其实也就是班门弄斧。不过我们讨论的问题，确实如秋风老师所说，意义很大，但也是一已之见吧。我想把它打在银幕上，一方面听，另一方面，大家也看一看，会更加清楚。
我提出了几个小标题，第一个是“普遍主义对特殊主义”，其中主要是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内容；第二个是“特殊主义与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上根本创新”，第三个是“强国的‘精神独立’和民族主义”，最后我想谈一谈“复杂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复杂就是说有不同的成分，我主要想讲一讲所谓政府形态的和大众形态的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普遍主义，英文是Universalism，特殊主义，英文则是Particularism，这确实是两类基本的思想方式，而且确实是彼此相左甚至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不管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二者各自都有深刻的文化根源、文化内涵。
先来看普遍主义，毫无疑问，首先是宗教来源。从宗教来源和宗教含义来看，是这样一种观念或性质，也就是不管千差万别，都是Universalism，即任何人类个体或群体，不管所处的文化、文明、具体生存环境和所具的生理/心理特质有何不同，都与单个和同一的但无所不在的神或上帝关联，都要在本质上顺从神和神意；真宗教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普遍价值；人类个体和群体生活的应有要义在于将普遍的宗教原则贯彻于所有具体情势，以求与神的调和。在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普遍主义信条或思想学说强调人的本质属性和人类行为的本质动因普遍同一，规定社会行为方式的原则因而也是如此，不管具体的人和人类群体所处的文化、文明和具体生存环境有何不同。有如普遍主义宗教的典型是世界各大一神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更早的犹太教，普遍主义哲学和社会思想的现代典型包括16和17世纪自然法观念、18世纪启蒙思想和亚当?斯密经济理论、19和20世纪期间的科学主义。它们推出的主要命题和原则都是普遍的和被认为可以普遍化的，因而富含永恒和绝对色彩。
与普遍主义相对立的视野或思想方式是特殊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它变得昭彰夺目大概远晚于普遍主义，而晚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要达到较自觉、较系统的特殊主义，就须挣脱非常悠久的对“普遍最高存在”的迷信，不管那是神性的还是自然的或人性的，同时生成一种哪怕是雏形的历史主义意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特殊主义看来起自17世纪初的黎塞留。黎塞留1624年开始任法国首席大臣或宰相，在这位大国务家及其幕僚那里，有了对具体情势中一个个具体政治实体（国家）的特质的理论性探究，它们基于对其内外形势与其行为方式的经验性观察。中国人也讲究调查研究，黎塞留及其幕僚强调事物个性、新鲜经验和创新实践。“对国家最危险的”，黎塞留在其流传最广的《政治遗嘱》中说，“莫过于那些希望按照他们从书本里搬来的原则统治王国的人……为什么最危险？因为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大不一样。”
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这就是特殊主义的真谛或灵魂。思想史一方面是连续的特点，另一方面往往是跳跃式。经过300年，出来一个大东西，也就是民族主义的哲学基础。文学上被称为浪漫主义，因为黎塞留之后有一个大的时代，叫启蒙时代，那时候确实是普遍主义大流行的时代。跨过这个时代，出了一个德意志的历史主义，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就是兰克。德意志大思想家和历史主义泰斗利奥波德?冯?兰克将特殊主义提升到哲理和历史哲学高度。兰克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就在于将民族国家主要视为“个体，每个都与其他相似，但本质上独立于其他”。兰克有大量这样的言论。这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仍然是突出“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同样重要的是与18世纪末的英国大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伯克的“性情保守主义”(The temperamental conservatism)“相信社会是个有机体；习俗、传统和习惯是这有机体的首要驱动者；成功的政府体制从每个民族的独特的道德和社会制约网络中逐渐成长出来……怀疑依据抽象真理解决问题的想法”。在这里决定性的，仍然是人类事务的由“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导致的高度的复杂性和不定性。
从一个视角来看，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就是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普遍主义强调世界在本质上的同一，同一的世界有同一的法则和同一的“绝对命令”，其普遍应用和贯彻势所必成和理所当然，按照具体情势不得不做的修改和变通只是一个枝节问题而非原则问题。诚然，普遍主义有它的真理方面，因为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有其异于非人的某些一致的本质秉性；各不同文明一般确如自然法观念坚信的，有大致同样的一向支配它们的某些根本伦理原则；现代人世确如启蒙思想断定的，应当并可以贯彻五大理念——理性、自然、快乐、进步和自由；人类所有成员也应当确如《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开篇宣告的，被认为有其“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但是，面对特殊主义强调的至关紧要的情势性要素，普遍主义不免显得苍白、空疏和简陋。在道德领域，普遍主义容易导致可能以灾难告终的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导致拒不承认道德两难，从而无缘于深刻认识人世和公允对待人世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在利益领域，它可以像乔治?凯南在告诫美国对外政策时说的，意味着严重的自损自败。
另一方面，特殊主义可以说无异于相对主义，或者容易流于相对主义。它可以有如来自古希腊智者派普罗塔哥拉的最早的相对主义命题，坚执在每人恰巧看来的之外，不存在独立的或客观的真理，总是重复流俗的黑格尔格言“存在即合理”。确实，相对主义有其长处或正确性，即与世界的内在复杂、多变和自相矛盾吻合的种种特性，一般体现了甚于普遍主义的智识深度和道德谦逊。然而，它也确实包含思想史研究泰斗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说的一种危险：“放任不羁地授予……每一个别生命倾向它独立的自由天地。这种相对主义领会一切，原谅一切，但最终也会让一切处于一种‘价值混乱’”。在政治和文化实践中，双方共同的相对主义立场虽然或许一般有助于互不干涉，平安共处，但它们同时消减了真正深入的沟通和追求共同利益的可能性。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它还可以像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那样，在漠视所有“古老淳朴”的极端强权政治观驱使之下自奔毁灭。也就是说，我的情况只有我掌握，我的真理是高于一切的，我可以随心所欲，按照我的需要搞强权政治或其他。
第二，我们看一下特殊主义与现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根本创新。这里就要说到中国，我个人认为，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现代从鸦片战争开始，当代可以从1949年开始，也可以从1978年开始），非常丰富、激荡、内部有无数争辩及其演变的现当代中国思想史，如果说单独一个创新，也是作为现当代中国伟大变革（不管是中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改革）的最重要思想底蕴的创新，是一种特殊主义。它最初是来自毛泽东，然后由邓小平创造性地予以继承。为什么来自毛泽东？毛泽东曾长年坚持、倡导和教诲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坚持抵制共产国际及其言听计从的中国代理人将莫斯科的“普遍主义”加诸于中国共产党。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巨大意义，而且在19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和精神史方面有巨大意义。实际上，中国最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思想者认为中国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中国输掉甲午战争的时候。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中国快要完蛋了。这时候很有些人就开始着急了，赶快要救国。显然，要到哪里去找帮助？先前的两千多年的那个不行，因为已经被正确地理解为是中国积贫积弱、要亡国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源。要找，就到伦敦、华盛顿去找，也可以到莫斯科去找。出息小的，还有人去柏林、东京找。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毛泽东第一个说，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中国人依靠自主的实践，能够找到拯救中国的道路。这就相当于鲁迅先生所言，路是人走出来的。毛泽东在这方面给邓小平等人作了准备，这准备是如此深刻和有效，以致邓小平及其党内主要支持者在改革开放初期，以一种与毛泽东先前使用和教导了几十年的根本思想方式甚而论辩话语，去纠正毛泽东本人在建国以后的革命“普遍主义”，从而开启和发展了当代中国改革这伟大的中国创新。
现当代中国对世界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最重大作用，大概在于通过在毛泽东领导下成功的革命，通过在邓小平领导以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巨型中国、从清朝末期就有4亿而到现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向全世界有力地昭示西式现代化决非现代化的唯一形态，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各国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路，谁也不能声称对自己好的就必定对别国人民和全世界一样好。这是中国树立的在世界现代史上先前简直没有过的巨型范例，特别是向非西方世界的人民证明不要也毋须盲从西方世界，伦敦、华盛顿或莫斯科的经验或信条决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发现和总结。同样道理，如果把这个逻辑贯彻到底，北京的经验或信条也决不能代替各国人民自己的自主实践和智识努力。
我们看看传统中国，至少从汉初开始，从最广义的儒家文化、儒家意识形态成了中国的主流以后，传统中国主流思想两千多年一向是普遍主义，凡是对华夏好的必定对蛮夷也好；凡是对华夏的上等人或精英好的必定对华夏的下等人和蛮夷也好。就此，即与传统中国的这类主流思想和观念体系相比，毛泽东（尤其在他的最好年代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及其主要伙伴们的最大独特处，还有他们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在根本的思想方式上面。这种思想方式并不显见于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而是显见于他们既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洋人、也与传统的中国人不同甚至相反的独特“中国化”。毛泽东在坚决抵制共产国际的革命普遍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中国传统的儒家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礼教普遍主义（其国际关系涵义是“王道”、“（和谐）天下”或华夏帝国）。他们的根本哲理（也是他们的最好哲理）与儒家的思想方法确有天壤之别。中国走自己的路，而且广而言之，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一个伟大革命。
第三，强国的“精神独立”和民族主义。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是大国，大的同时或大了以后，如果真正强，就变成大强国。刚才提到历史学大师和国际关系思想大家兰克，而兰克的最重要宏观历史论文兼政治论文是他1833年发表的《论列强》。这篇文章相当长，印成英文可能要100页，但这篇长文章几乎一句废话都没有。我们可以从中吸取非常重要的思想营养，可以形成尤其对当代中国适切的某种“论列强”。
其中，特别重要的或许是真正的强国必不可少也特别易有的“精神独立”。用兰克的政治哲学话语来说，每个民族社会都必须被视为一个价值体，只有依据其各自的内在观念、内在状态和环境才能被理解，而不是依据一个实际上虚无的普世价值标准来判断。中国规模巨大，历史悠久，文化厚实并富有特征，因而中国人几千年来几乎从不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精神仆从。如上所述，现当代中国对世界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最重大作用，大概在于中国通过自己的革命、改革和发展，向世界有力地昭示西式现代化（不管是英美式的还是苏式的或德日式的）决非现代化的唯一形态，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声称对自己好的就必定对别国人民和全世界一样好。
兰克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创始者之一，他所处的时代则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开始迅速勃发和广泛流行的时代。他的《论列强》强调，欧洲现代国际体系经一轮又一轮反霸大斗争而来的一次又一次更生，到他那个时代已达到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和欧洲国家性质的民族国家化。在他写作该文约70年之后，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并愈益壮大，它一个世纪来一直是中国现当代宏伟变革的决定性动能之一，也是为中国现当代保持传统中国特性的一大载体。
最后来看一下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当今而言，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大不同于此前在中国现代史上盛行的主要形态。改革开放之前是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所谓激进，一方面是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激进，另一方面是在反对中国腐朽往昔的意义上的激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就其政府主持的形态而言，是“讲究实际的民族主义”，也是有选择的“复兴式民族主义”，因为当代中国政府民族主义里面有一种愈益显要和“返回式”的意识，即中国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不能排除构成中国悠久政治/伦理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当今一代中国领导甚至积极动员起儒家教义中的某些经过选择的重大成分，以服务于他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纲领，服务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与兰克在《论列强》及其许多其他著作中表现的温和、开明的民族主义相似，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政府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于下列特性的结合：前瞻、镇定、耐心和更尊重中国特性。
在当今中国，还有一类颇得民心的、大致是非政府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其中愈益高昂和张扬的一大分支——“大众民族主义”。诉诸于中华作为一个民族和文明的、传统的和当今的伟大；与先前多年相比远更不愿容忍西方对中国的指责和损伤行为，并且大大减少了先前（比如在1989年）对西方曾有的高度尊敬（甚或某种迷信）；对中国经济实力及外交影响的剧增愈益自豪甚而骄傲，同时不断敦促增进中国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远程军事投射能力；压倒性地全然拒绝在中国边疆地区的任何分离主义，同时坚决期盼台海两岸统一；对政府的多方面妥协性的对外政策和策略常不耐烦甚而常予指责，同时倾向于强硬“教训”或惩戒一切冒犯中国核心利益和尊严的国家；对未来的中国对外战争已经远不像先前那么勉强或排斥，或者说有如一位研究希腊世界战争方式的西方古典学大家就2,500年前的雅典所云，“雅典的青年人总是热切求战，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战争。相反，‘该城年纪较大的人’，更有经验的人，多少了解瘟疫、暗杀、恐怖和三列浆战舰沉没，总是不乐意入侵，且从而常在艰难的谈判期间努力给敌人某种出路，否则那样的谈判可能将战争留作唯一的替代。修昔底德式的战争能有效用，能解决问题，而且它往往遵循一种无情的逻辑类型；可是，一旦它开始，就很可能在整个希腊世界延续27年，而不是在阿蒂卡的预计的30天，并且终究杀死它开始时还未出生的成千上万人。”今年以来，这一点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印象非常深，我们的许多青年人也想打仗，某些人甚至看似渴望打仗，大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仗，没有仔细读过真正的战争史述，因而不知道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所有这些突出地表现了中国颇大部分人民中间的“爱国激奋”，而且很可能直至长远的未来仍将如此。
当今时期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有其至关重要的社会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或者说1992年经济开始腾飞以来，中国社会变得富得多了，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从来没有这么分裂，这么多有内在紧张。一种心理较多地见于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表现为过头的“受困者心理”、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有对外部世界常有的过分简单或粗鲁态度，加上对据称软弱的中国政府相关政策的常有指责。这与较多地存在于“强势群体”或“社会精英”的另一种心理相对，他们最关心中国在超级强国美国那里的声誉和被信任度，与此相关——有讽刺性的是与上面那类人一样——愈益看低其余世界，首先是中国的东亚、东南亚和南亚邻国。这就是2009年以来外国在评论中国的时候讲得最多的话，说中国人现在怀抱“胜利主义”。其实“胜利主义”基本不见于对美国的态度中，却常见于对其余世界的态度。与此同时，在中国愈益强大但麻烦愈增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在弱势群体还是在强势群体中间，都有一些人已变得趾高气扬和不耐烦难，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变得不那么排斥霸权追求甚或帝国主义想象。实际上，中国人虽然特殊，但不是那么特殊；不要以为中国人一定不会走帝国主义道路。
最后，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和将来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合理地引导公众和公众舆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在当今和未来的中国真正地非同小可。与社会的多元化、复杂化和某种意义上的“强化”趋势相平行相交织，有着另一种关于国家政治领导的趋势，即政治领导愈益普通化、技术功能化和某种意义上的弱化。面对一个复杂多样和较为自主的社会，其领导能力、道德感召能力和决策能力相对下降，包括政府最高层对愈益多层和多样的政府机构和利益/权势集团的协调、制约和指挥能力相对下降。就此，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决策越来越“现代化”。我们早已过了五大书记在延安窑洞里面可以那么朴实和那么英勇地迅速赢得一个中国的“前现代化”。也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决策越来越普通化甚或“平庸化”，越来越失去中国人十年二十年以前惯常看到的决策和贯彻之简捷干脆：赢得成功简捷干脆，犯下错误也简捷干脆。这个在中国已经过去，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东西。失去了这个的中国如何应对愈益多样和复杂、愈益深刻和新颖的国内外难题，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秋风：谢谢时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我自己听下来，感觉这个文章虽然不长，但是写得非常结实，每一段、每一句都需要我们仔细地去想。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信息量很大，既有一个思想史的梳理，也有对现实的深刻的关切。唯一有点遗憾的是，最后没有讲我们要怎么办？就是说展示了问题，把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地呈现给了大家，但是没有提出应对的方法。
时殷弘：世界上的事情，就巨型政治实体来说，大不同于就小的政治实体来说的。假如我们中国人口只有100万，那就简单和容易得多。真实的中国有多达13亿人。如果说顶层设计，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东西。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大问题之一是过去多年，改革势头逐渐失去，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差不多（至少某些重大方面）积重难返。现在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即如果什么现象、什么问题人民最不满意，那么在可行情况下就首先想办法去优先解决或缓解。或者说，政治的头号要素是紧迫性。现在很难说有像邓小平上台时候的简易，那时容易有全国的共识，因为鉴于文化大革命灾难和这以前多年的不良治理的教训，有邓小平及陈云之类的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就可以一下达成人民的共识，认为决不能像过去那样干了，要以经济建设和让人民过像样的日子为中心。现在，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的巨大的经济成就，我们已经失去这种简单性和战略集中裨益。
2012年10月12日
来源: 天则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