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年是国家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周年，也是深化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在此我简单回顾当年的参与历程，供同道者研究。
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这是我一生经历中面临困难最大的一段岁月，我的体重曾经一度消瘦了十多公斤。幸好时隔不久， 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的春风再次吹拂中国的城乡大地，以“ 市场为取向” 的改革目标终于水到渠成， 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经济改革的目标。今年是国家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周年，也是深化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在此我简单回顾当年的参与历程，供同道者研究。
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关系到改革的方向
1990年8月18日，中央决定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的通知发出以后，体改委立即派秘书长洪虎同志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接我上班。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去。要等人大正式通过任命，我才能进体改委机关大门，不然我去了不合适。现在有两件事情，一件事，你给我送一些资料看看，先了解下情况。第二，我抽个时间去看望安志文同志（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和他谈谈领导班子和干部的问题。”
第二天，洪虎就送来了几大包资料，涉及改革的全局和方方面面的工作。面对这么多材料，有点茫然，不知道关键问题在哪里？这些材料中，有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点，有城镇改革试点、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商业改革等等。我翻阅之后，感到有目无纲，缺乏提擎全局的大思路。
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方方面面对改革的看法、争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跟市场的关系怎么摆？我想，这个问题恐怕是影响全局的根本问题。
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根据多年的工作经历， 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 应当是邓小平讲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现有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来讲， 是激发生机活力， 建立有效率的工作机制。然而什么是活力， 动力又在哪里呢？我在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时曾兼任市计划委员会主任， 中央领导同志常表扬上海工作做
得好， 计划完成得好。我自己的感受是， 上海编计划比较灵活， 留有较多的余地让企业去适应市场， 去安排生产， 去进行互通有无的交换。这些经历， 使我较多地感受到， 经济要有活力， 不能管得过多、过死，真正的动力在市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都要靠市场。
我之所以这样认识， 当时改革的目标、方向出现反复， 争论不少，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虽然在1989年6 月9 日的讲话中再次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 没有错” 、“ 都不变” 、“ 不能改” 。他在同李鹏谈话时还特别交代说： 不要提以计划经济为主。这表明了中央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坚决态度。但对改革的方向、目标仍然存在着争论， 我国改革的道路依然不平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 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者， 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匹配。
这种教条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理论界或者在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当中， 都有不少人把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 把市场经济看做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 认为市场经济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 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对立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 市场取向改革” 和“市场经济论” 的文章。
我感到， 这些问题都是大是大非问题， 关系到改革的方向、目标， 这个问题不解决， 其他改革只能是舍本求末。
向中央领导同志报送两份材料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到体改委正式上任以后，首先了解与研究的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请洪虎同志找人给整理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我还跟他们讲，不要传出去。因为“六四”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都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不能还没做工作，就被人扣上资本主义帽子。
时任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是多年从事研究国际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的专家，她后来跟我讲，当时有个同志就劝她不要搞。有个人甚至跟她这样说：“江司长，你这个材料整理出来以后，人家马上就会讲了，资本主义在哪里啊？就在体改委的国外司！”她说：“反正领导叫我做的，是他个人看的，不会传出去。不然要我们干什么呢？”所以，她就自己一个人搞。
时隔十多天，即1990年9月30日，根据我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我看了后，觉得讲得很清楚。计划和市场最早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作为资源配置理论提出来的。材料还介绍了西方学术界、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情况。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是后来苏联在否定列宁新经济政策以后，把它们联系了起来，并用作党内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
我认为，这个材料很好，决定给上面送。但体改委没有印刷厂，文件材料都要送到国务院的印刷厂去印，如果传出去，影响难测。因此，我就拿到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机关印刷厂去，嘱咐他们不要传出去。印出后，我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二份。
江泽民看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很好，讲清了问题。大约在10月下旬，他特地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材料我看了，很好，我看了两遍。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再带上，再好好看看。”后来，中央办公厅打电话来，要我们加印了二十份送去。因为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不是理论界，也不只是具体实际工作部门，而是高层的看法有分歧，都想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
11月5日到7日，国家体改委在燕山石化公司招待所，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7日清晨，我约了贺光辉、刘鸿儒等在家的副主任赶到燕化招待所，花了半天的时间，听取了研讨会带总结性的发言。紧接着，当天下午，在京西宾馆，我又召开了部分省市体改委负责同志座谈会。主要讨论“八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以及如何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具体化。同时，我布置江春泽把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的内容好好整理一下。
12月3日，我将研讨会的纪要《苏东国家与我国在处理计划与市场上的不同看法、不同效果》一文报送李鹏总理。12月5日，李鹏作了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关键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与发展生产，而不是套那种自认为合理的体制模式。”
当时，江泽民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各方认识又不统一，工作难度很大，他需要找些东西统一高层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认识，重大决策前需要反复地做工作。做工作需要有东西，我报送的这两份材料有可能起点促进统一认识的作用。这件事体改委做得很漂亮，研究问题有深度。这次工作，应当看作国家体改委尽了责任。
召开五省地方体改委主任座谈会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我是安徽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住在西苑饭店。4月1日晚上11点钟，我都睡了。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找我，他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还说，他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一结束，我就找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石化总公司招待所开了三天半座谈会。座谈会实行了极严格的保密，到会的不足10人，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议论的事情不得外传。当时我主要是担心传出去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也没有向大家讲总书记给我打电话的背景。会上大家一致意见是，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个就是要实行政府机构改革。主要集中讨论前一个问题。
座谈会结束后，我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封信，信是我自己写的，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未给任何人看过。4月21日直接送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亲收。我在信里说，这5个省都是大省，尽管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放度，但他们都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还在报告后面附了一张统计表，列举5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8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在给江泽民写信的时候，还附了基辛格给我写的一封信。此前， 国家体改委召开了一个“ 经济体制转换国际研讨会” 。1992 年4 月20 日，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送来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论文。他在论文的开头指出： “在当前迅速变化的世界中， 没有比这个题目更重要的问题了。”这个题目， 就是指这次研讨会讨论的“ 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问题” 。基辛格说： “ 我很赞赏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主持了这一研讨会。” 他对这种转换提出了三点基本看法。
首先， 他认为目前有关经济体制转换的讨论中大都将“ 纯粹的市场制度” 与“ 纯粹的计划经济” 相对比， 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种极端的模式。第二， 相对集中的经济向更多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转变， 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第三， 任何国家都不能不考虑其独有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基辛格的结论是： “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 我们周围的经济生活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变化的趋势错综复杂， 但中心是朝向市场经济。似乎可以说， 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们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总的来说， 市场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他还指出： “ 向市场转变的目标被广泛接受， 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同试图改革的国家一样多， 显然， 没有一个‘通用’ 的办法。改革过程必须与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一致。” 基辛格在结论的最后强调： “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政治稳定” ， “简而言之， 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密不可分。”
我仔细看了他给我的信和所附论文， 感到他的论点没有政治偏见， 没有夹杂意识形态， 讲得比较客观， 其中一些重要的论点同我国的改革实践也比较一致。我觉得他的论文可供参考， 就把它附在给江泽民、李鹏同志的报告后面， 推荐他们一阅。
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组
后来，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问题都讲清楚了。这时我又参加了“十四大”文件起草小组。
“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市场与计划的争论也从此结束了。
江泽民多次找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的同志研究报告内容。在他决定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改革目标后， 还提出把报告内容先在中央党校作个报告， 听听各方面的反映。大家都认为这个做法好， 既是听取意见， 集思广益， 也是做工作， 统一党内认识。后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 决定将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发给各地方、各部门、各军队单位征求意见。报告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听取意见。
我到了浙江， 省委常委讨论后一致表示赞成。在整理意见期间， 我去了温州， 地委书记对我讲了各方面对温州工作的责难， 他们感到压力很大。我说，这些议论要听， 但你们不要去争论， 工作还是按照现在的路子走， 多做少说， 只做不说， 最重要的是把经济搞上去， 把人民生活搞好。只要有这一条，就能站住。
“十四大”报告的决议提出，要根据十四大通过的报告，制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施纲要。根据这个决议，体改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我和秘书长王仕元负责，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化，搞了好几个月，拟出了一份初稿。
1993年3月，我离开体改委到国家计委工作。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曾培炎，他也是国家计委副主任，他知道体改委搞了这个东西就把它要了过去，组织各部委又搞了一年多，形成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
应该说，1990年到1992年的几年间，在认识很不统一、工作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对市场经济我们思想很明确，而且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从上报研究资料提供高层参阅，到提出改革目标，到我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再到我们研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化，这个过程是相当完整的。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上，国家体改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被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作用是积极的、正确的。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