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四十余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不断推进各领域体制改革，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在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党和人民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关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将推动各方面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从而破除各种障碍，源源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决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做出部署。《决定》着力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上述新表述新论断深刻揭示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特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是说，面对市场失灵，我们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但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做到收放自如。
一方面，“放得活”的关键在有效市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放活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和经济体系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管得住”的关键在有为政府。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而是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管得住，就必须更好发挥政府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的关键作用，在熨平经济波动、提升发展潜力、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积极作为。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其中，国家发展规划是战略导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主要工具，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是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上述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是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趋于完善的重要标志。《决定》以“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为主线，对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宏观经济治理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部署。这意味着，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以系统观念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
总之，牵住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构建起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可以使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协同发力、形成合力，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既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说到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就是以改革办法解决发展难题，提高改革综合效能的过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可使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更加充分地涌流，从而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实现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高效联动。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国崛起离不开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而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构成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用下面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辩证关系：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
（一）树立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以系统观念来把握二者的关系
具体地看，金融之于经济，显然是第二性的，它发挥的是服务性、支撑性的作用；而经济对于金融则有着决定性作用，是决定其能否兴、能否强的因素，是主导性、基础性的作用。
首先，在经济和金融的循环流转中，实体经济发展是根本，金融服务是支撑，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一国的经济是决定金融能否兴旺强盛的第一性、主导性、基础性因素。雄厚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能够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没有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经济运行作为根基，金融发展便无所依托，就成为无本之木。
在充分认识到经济之于金融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持续不断地把作为国民经济“血液”的货币资金输送到经济“肌体”当中，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体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服务性、支撑性的作用。
正因为经济与金融之间关系如此紧密，金融对经济发展有着如此重要的支撑作用，金融制度自然构成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表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金融提供高质量服务；而金融高质量发展，又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制，以确保金融血脉畅通、经济活力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顺应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革提出的要求，既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条主线，着眼于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这一目的
《决定》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稳中求进为工作总基调，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做出了系统、全面、富有针对性的战略部署。
从“放得活”角度看，《决定》提出了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健全资本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以期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金融信贷环境，做到“放得活”，以强劲的内生动力持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从“管得住”角度看，《决定》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提出了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等重大改革举措，旨在更好发挥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做到“管得住”，以科学有度的宏观调控实现高水平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以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的畅通循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而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把握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原则
《决定》对金融体制改革的部署涉及面广、内容丰富。首先，《决定》的第五部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集中讨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体现了货币金融政策在政府宏观调控工具箱当中的重要地位。其次，在《决定》的其他部分，紧紧围绕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等主题，对与金融体制改革相关的重要问题做出谋划部署，体现了金融改革对高质量发展、宏观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作用。
（一）在金融工作中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
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工作始终是在统筹考虑改革发展稳定中前进的，致力于协同推进体制转型、经济发展和宏观稳定。其中，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强大动力，只有不断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发展；发展是根本目的，只有依靠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定是基本前提，只有在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谋发展、促改革，才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稳定预期、增强信心，把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切实向前推进。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决定》在论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特别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部署金融改革任务时，《决定》还使用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等提法。这些举措都是稳中求进总基调在金融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进一步看，在金融工作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就是要以“稳”定大格局，以“进”定新方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稳”是大局和基础，为“进”创造前提条件；“稳”的重点是构建科学稳健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管好货币总闸门，稳定经济金融运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进”是方向和动力，为“稳”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进”的重点是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推动金融结构调整，更好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
（二）坚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部署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各项任务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为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我们要以体制改革为动力，完善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破除束缚金融资源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把金融资源集聚到高质量发展主战场上来。《决定》提出的“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战略部署，都是以改革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决定》还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为了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决定》提出了“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这一重要改革战略。
具体地看，发展科技金融，一是要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二是要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三是要提高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便利性。四是要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此外，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防风险、强监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也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支持创新发展的能力。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推动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实现我国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三）以防风险为永恒主题，不断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金融活动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利益诱惑大，参与者行为变化快，且风险的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极强。必须通过加强金融监管筑牢金融安全网，以确保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和广大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因此，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针对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决定》提出，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统一金融市场登记托管、结算清算规则制度，建立风险早期纠正硬约束制度，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机制，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
上述战略部署旨在消除金融监管的空白和盲区，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强化金融风险预警、纠正和处置机制，使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构筑起适应金融强国建设所需要的强大金融监管体系。这些举措的实施，将起到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和有力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安全、可预期的货币金融环境。
（四）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金融的安全靠制度，活力在市场，秩序靠法治。要建立完善的金融法律和市场规则体系，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办法确保金融创新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市场化意味着要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金融主要依赖于信用的这一特点，更需要有契约精神和法治作为保障。必须加强金融法治建设，以法治思维提高金融监管效力，为金融业的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除了前文提到的诸多市场化改革举措之外，《决定》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个突出亮点是提出要制定金融法。经过长期以来的持续努力，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业已建立，但尚无以金融法命名的单独法律，对于各类金融关系的调整规定散见于各具体部门法中。金融法的制定，将为金融领域提供一部基本法，与其他金融法律法规一道，构成比较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有利于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面向未来，我们还要根据经济、金融以及科技等领域的现实变化，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建立定期修法制度。
（五）统筹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
安全是开放的前提条件，开放是安全的必要条件，二者统一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之中。新时代的金融工作，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筑我国金融业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不断提高金融发展质量。与此同时，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我们要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
在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方面，《决定》提出了以下重点任务：一是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这将有利于人民币扩大流通范围，增强国际影响力，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信用支持。二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将推动上海和香港进一步聚集全球金融资源，为全球提供高效金融服务，成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三是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金融业务试点。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这将有力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外资机构分享中国的改革红利和增长红利、深度融入中国市场提供新机遇，推动新型全球化向纵深推进。四是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推进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强化开放条件下金融安全机制。以支付清算体系为代表的金融基础设施连接整个金融系统，发达且高效稳定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保障。大力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做好极端情况下重要资源的支付清算备份系统，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的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夯实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基和底座，确保极端情况下的金融血脉畅通和经济社会正常运转。
主要参考文献：
①王江：《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②习近平：《防范金融风险，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2019年2月22日），《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③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④《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
董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副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原文载于《金融时报》2024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