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18日，中央决定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我感到方方面面对改革的看法、争论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跟市场的关系怎么摆。我想，这个问题恐怕是影响全局的问题。因此，到体改委正式上任以后，我首先研究的就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请洪虎找人整理了两个资料，一个是国内有关计划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资料，一个是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综合资料。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不能还没做工作，就被人扣上资本主义帽子。

1990年9月30日，根据我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我看了后，觉得讲得很清楚。计划和市场最早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来的，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呢。材料还介绍了西方学术界、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过程。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我认为，这个材料很好，要给上面送。我就拿到中石化总公司的机关印刷厂去，嘱咐他们不许传出去。大概一共印了20来份。我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一份。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各方认识又不统一，工作难度很大，他需要找些东西统一高层的认识。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4月1日晚上11点，我都睡了。江泽民同志打电话找我，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还说，他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人代会一结束，我就找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中石化总公司招待所开了三天半座谈会。座谈会实行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到会的不足10人，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议论的事情不得外传。当时我主要是担心传出去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也没有向大家讲总书记给我打电话的背景。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个就是要搞政府机构改革。大家主要集中讨论了前一个问题。我要求，这个事情大家不要说出去，散会以后不要再讲这个问题。

座谈会结束后，我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封信，直接送他们亲收。信是我自己写的，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写好后也未给任何人看过。我在信里说，这5个省都是大省，尽管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放度，但他们都一致表示，寄希望于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还在报告后面附了一张统计表，列举5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8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在给江泽民、李鹏的信后面，还附了基辛格给我写的一封信，推荐他们一阅。此前，我们有个论坛邀请基辛格参加，他没有来，但是送来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论文，讲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我仔细看了他的信和所附论文，感到他的论点没有政治偏见，没有夹杂意识形态，讲得比较客观，其中一些重要的论点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比较一致。我觉得，他的论文可供参考。

后来，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问题都讲清楚了。这时我又参加了党的十四大文件起草小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报告提出，要根据十四大通过的决议，制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施纲要。根据这个决定，体改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我和秘书长王仕元负责，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搞了好几个月，提出一份初稿，工作做得相当深入，但由于一些原因没能上报。

1993年3月，我离开体改委到国家计委工作。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曾培炎，他也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知道体改委搞了这个东西，就把它要了过去。5月底，为准备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组，温家宝任组长，曾培炎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任副组长。文件起草组搞了差不多半年，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应该说，1990年到1992年的几年间，在认识很不统一、且统一认识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对市场经济我们思想很明确，而且坚持了我们的看法。从上报研究资料提供高层参阅，到提出政策建议，到我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再到我们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化，这个过程是相当完整的。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上，国家体改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被以后的历史证明，这个作用是积极的、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