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确立的一项重大方针，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简单套用到社会主义情形，而必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在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统一中、在中国式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深刻认识“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关键词：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本文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和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对“两个毫不动摇”予以政治经济学的解析，以深化我们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等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理论认识。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4]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新时代新征程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举”，但即便“我们党反复讲，要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有的人至今还没有摘下有色眼镜”[5]，特别是“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我们是否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有一些不正确甚至错误的议论。我们必须亮明态度、决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关键因素，目前社会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对“两个毫不动摇”的一些不正确甚至错误议论，某种程度上同学术界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界没有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对有关问题予以较为彻底的理论说明有关，特别是某些学者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和若干概念直接套用到社会主义情形的做法，不仅进一步模糊了人们对有关问题的理论认识，而且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上一些不正确甚至错误议论的重要思想来源。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在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历史生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创新发展的思想体系，只有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逻辑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有机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7]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8]，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9]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区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不同，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和若干概念直接套用到社会主义情形，而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以此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说明、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

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深刻认识到，探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泉源，即剩余价值，并且给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精神武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是和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但是现在，当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政权和生产资料，反而掌握着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念，这就非常奇怪了。”[10]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障人民享有广泛权利并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前提，不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并受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规范和保护，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11]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确立的一项重大方针，同时也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为深化我们对“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认识并为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有必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和创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对“两个毫不动摇”予以政治经济学的解析。

二、现代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生成与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2]至少就主要经济体而言，人类社会曾长期处于相对封闭与相互隔离的传统农业社会，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欧洲社会的中世纪沉寂，引发了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并在其相对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经由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开辟了一种西方式现代化路径。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积累和市场经济的发育为前提，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马克思在对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西方式现代化及其理论回应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超越，创立了旨在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为人类社会开辟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理论可能，而且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指导。

具体而言，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13]正是这种相对封闭与相互隔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等级化和人身依附的经济社会关系，造成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整体不发展。对此，宏观经济学奠基者凯恩斯曾总结说，“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8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一直到公元1700年为止的4000年间，某些时期的生活水平也许比别的时期要高上50%，但不会超过100%。”[14]。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它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同时却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人的不发展：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5]；另一方面，“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16]

马克思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类社会必将在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经由生产关系变革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为了深刻揭示人类社会从经济发展到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整体性框架并以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它“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8]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前提，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则是沟通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键环节。从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及其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质上是在对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西方式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勾勒的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或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19]

也就是说，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整体性框架，本质上是一种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为中间环节，以实现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思想体系。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生产力发展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并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它本身并不必然推动人的发展，其是否以及能否推动人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西方式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却造成了严重的人的不发展，而这种人的不发展又必然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马克思一再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但在深入分析西方式现代化或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时，还是更多地把生产力（更多地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作为既定前提，而把生产关系（更多地同人的发展直接相关）作为分析重点。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现实前提，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或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则是更好满足人民需要进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多地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既定前提、更多地把生产力作为分析重点，并“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20]，而决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直接套用到社会主义情形，更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所使用的若干概念。

不妨以《资本论》为例作进一步分析。马克思在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正文开篇即指出，现代“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1]。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有机统一，其中使用价值更多地反映了商品的自然属性，它更多地同经济发展或物质财富的积累有关：“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价值则更多地反映了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更多地同经济发展能否推动人的发展有关，更多地同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直接相关：“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22]为了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严重的人的不发展的内在机制，马克思更多地围绕商品的价值（更多地同生产关系和人的发展直接相关）而不是使用价值（更多地同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与之不同，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现实前提，而更多地同商品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积累有关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则成为更好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并以此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故我们决不能仅仅局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述中所侧重的价值分析，而必须在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统一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在中国式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23]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地总结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4]事实上，正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成功开启了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不仅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而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成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具体而言，我国是在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开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即便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25]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传统农业社会是一种相对封闭与相互隔离的经济社会形态，一切皆带有共同体的外观，人们的“任何习惯权利都是来自某些所有权的不固定性。由于这种不固定性，这些所有权既不是绝对私人的，也不是绝对公共的，而是我们在中世纪一切法规中所看到的那种私权和公权的混合物”[26]，因此既谈不上公有制经济、也谈不上非公有制经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成功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形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主要借助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快速推进了工业化，使得我国在较短时间里迅速由一个拥有数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落后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然而，由于我们相对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受苏联模式或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影响，一度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孤立地看待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脱离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不仅严重抑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经济效率和社会活力，使得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历了严重曲折。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27]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不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而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强调“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28]。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五大首次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上升为一项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重大方针并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9]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毫不动摇”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重大创新，我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而且推动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并赋予了公有制经济新的生机活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为了顺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30]党的十九大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了分两个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按照十九大的战略安排，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概括，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31]党的二十大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按照二十大的战略部署，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景图，并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上述分析清晰地表明，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规范和保护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两个毫不动摇”更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同时也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确立的一项重大方针，“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32]。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两个毫不动摇”不仅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确立的明确的、一贯的重大方针，而且是一经确立即始终坚持、不断深化、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历史过程。特别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出来的一条道路”[33]，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私有制经济，更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直接套用到社会主义情形：一方面，我国劳动者已经不是马克思重点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34]而不得不接受最低限度工资的雇佣劳动者，而是实现了当家作主、享有广泛权利并拥有一定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另一方面，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规范和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它同样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同样服务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私有制经济，把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的价值分析以及“剩余价值”、“剥削”等概念简单套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教条，更是一种时代的错乱。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举”[35]，同时也是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纵览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历程，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者亚当·斯密早在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西方式现代化发轫之初，即尝试构建一种以资本积累和市场发育为前提、以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为重点、以劳动或获得商品时付出的“辛苦和麻烦”为市场交换的价值尺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并首次对现代市场经济作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说明。马克思在对斯密及其继承者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系统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和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不仅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下赋予了价值、劳动、资本等概念以马克思主义的全新内涵，而且通过明确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等范畴深入揭示了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如何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人的不发展。正如恩格斯强调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36]，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飞跃，某种程度上有赖于他所实现的政治经济学“术语革命”。类似地，我们在把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应用到社会主义情形时，亦有必要结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某种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至少要审慎考察哪些概念普遍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一般情形、哪些概念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特殊情形、哪些概念必须予以扬弃或创新发展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情形等等，进而为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

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为既定前提的，这意味着我们既不能直接照搬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使用的有关概念和范畴，又不能直接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而必须始终记住“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深刻认识到，“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呢？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37]。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8]，并强调“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39]。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是现代社会区别于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现代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伟大创举；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结合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的有关概念辨析，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进一步推进到社会主义情形，以深化我们对“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认识。

不妨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商品”部分关于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概念辨析为例，对马克思的有关探讨作进一步理论推进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情形。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现代社会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有机统一，其中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物的有用性”，它更多地反映了商品的自然属性，同时也是所有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价值则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是商品“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40]，它完全取决于人类劳动的耗费并更多地反映了商品的社会属性及其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显然，就使用价值而言，任何生产要素都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不同所有制经济在使用价值的形成方面并不存在性质上的不同。不过，即便仅就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我们也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商品使用价值只是价值运动及其增殖过程的物质承担者，故马克思更多地把使用价值作为理论分析的既定前提，而把价值及其运动过程作为理论分析的重点，并以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及其造成严重的人的不发展的根本原因；与之不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而不论是满足人民需要还是生产力发展乃至经济发展本身，都更多地同商品的使用价值直接相关，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像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重点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必须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统一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丰富的具体内容。显然，就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不存在性质上的不同，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都有助于更好满足人民需要、都有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并推动经济发展，进而为推动更多地同价值和生产关系直接相关的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至少就使用价值而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我们决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公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

与此同时，既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有机统一，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同样存在价值运动。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价值而言，斯密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就明确认识到，“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41]，并必然在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过程中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人们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付出的“辛苦和麻烦”在市场交换中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借助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概念辨析，实现了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飞跃，并主要借助于价值分析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价值运动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存在商品生产、市场交换和价值运动，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运动同马克思重点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运动存在根本不同。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42]的使用价值的形成过程，又是“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43]的资本无偿占有“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44]的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的价值运动过程。与之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价值运动，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意味着：一方面，劳动者不再是马克思所分析的“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并不得不接受最低限度工资的雇佣劳动者，而是实现了当家作主并拥有一定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国家主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另一方面，不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不再是“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45]的肆无忌惮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狂热追求者，而是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并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规范和保护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当然，正如李嘉图强调的，“劳动者没有工资就活不下去，农场主和制造业者没有利润也是一样”[4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也讲求利润，但它更多地属于一种提高经济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信号，而决不会是肆无忌惮地予以狂热追求的目标。

当然，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有机统一的，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显著差异。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47]从某种程度上讲，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它是我国发展中的“一种普照的光”并决定了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决定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本质上都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服务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特别是公有制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不仅更为直接地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更多地服务于整体而言的公共利益和国家战略需要，而且在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着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重要功能，同时也必然受到作为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更为严格的监管。非公有制经济同样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但其间存在着诸多中间环节，如公有制经济的“普照的光”的作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规范和引导、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和利润信号等；尽管如此，由于其数量更为庞大、体制机制更为灵活、更为接近市场和市场需求，能够对市场信号作出更为灵敏的反应、能够对人民需要作出更为迅速的回应，故不仅有助于更好满足人们的个性化、多样化和不断升级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激发社会活力并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还是充分发挥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都有赖于我们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要推动市场主体的平等性和市场制度规则的统一性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并确保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服务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48]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49]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它既是生产力的现代化又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人的现代化，同时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两个毫不动摇”更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在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统一中，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并以此深化我们对“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认识。

根本而言，我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规范和保护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并在我们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目前，社会上关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不正确甚至错误的议论，本质上是忘记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就前者而言，它们忘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现代化，忘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本质上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和准确理解；就后者而言，它们忘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和理论教条。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的人的现代化，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在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统一中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确立的重大方针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注：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6、4、7页。

[2]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24年第16期。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7页。

[4]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54页。

[6] 习近平：《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求是》2023年第4期。

[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8]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9页。

[9]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3页。

[10]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3页。

[1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6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14] ﹝英﹞凯恩斯：《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赵波、包晓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59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20]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60页。

[2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2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6-67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0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5页。

[27]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页。

[28]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76页。

[29]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253页。

[30]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页。

[3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页。

[3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63、462页。

[3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61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6页。

[3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54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37]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9-440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39]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41]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6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46] ﹝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01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48]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7页。

[49]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3页。

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