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的进程和内在逻辑的演变按照宏观经济背景进行梳理，认为：进入21世纪之前新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类似，其成败主要取决于制度成本能否转嫁；进入新世纪之初深化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则属符合规律的演变：三大差别—内需不足—国内产业过剩向国际市场释放，伴生国际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要素低谷的扩张。当前中国进入应对输入型通胀挑战的新阶段，亟需主动进行政策调整，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对外开放 演变历程 资本短缺 资本过剩 全球产业重新布局
中国近代史上的“对外开放”作为一种任何政治取向的执政者在长期资本极度稀缺压力下都要采取的战略，至少可以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其不仅与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从苏东国家和70年代面向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规模负债的两次引进制造业设备，也与被今人用“改革开放”来统而言之的1980年以来中国放权地方引进外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延续，具有比较研究价值。[②]
本文着重分析中国改革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变化。认为：若按宏观经济波动背景可从时间上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始点分别为1980、1988、1994和2002年。从性质上归类：在21世纪之前的对外开放三个阶段，与一般后发国家类似，属于资本极度短缺压力下改善外部资本进入的获利条件的应变之策；进入新世纪以后的第四个阶段之所以显著地不同于一般后发国家，则是在遭遇三大差别加大导致内需严重不足、造成产业资本凸现过剩压力之后，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机，积极寻求国内产能过剩压力向国际市场的释放，同期伴生着国际产业资本在金融泡沫压力下向中国的大幅扩张。
一、1980：一次未竟的开放与赤字压力下的改革
（一）主流理论界对改革开放的解释
关于20世纪80年代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方式。林毅夫等[③]曾将中国改革的特征归结为“做大蛋糕”、“增量改革”、“试验推广”和“非激进改革”四个方面。在新世纪之初，国际主流社会对中国改革及未来发展的关注和判断也从“中国崩溃论”转向“中国威胁论”，并且试图归纳西方角度的解释。比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錠珀雷默将中国改革之后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归纳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三个方面，并冠以“北京共识”[④]。随后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挑战下，“中国模式”已成为西方社会热炒的对象。
国内外这些有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探讨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若去除那种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见之于客观事物的牵强附会和从属利益集团的理论家们的左右逢源[⑤]，认真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在进退维谷之际的具体事件，则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观点。
一般而言，政府在改革开放和高速增长过程中出台的很多政策，不可能“先验”地创新，而只能做符合认识论基本规律的应对，其在当时想要达到的调控目标大都很实际，也很直接。很多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关的提法只要阻碍了调整政策的出台，只能是按照“不争论”的指示搁置起来。
对于伴随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进程，如今的理论界仍然难免因对国家宏观政策讨论背景的复杂性不甚了了而在应用研究上隔靴搔痒。
（二）改革开放的国内经济背景及其经验逻辑
本文对1980年前后国内的经济政治背景进行还原，梳理出如下逻辑相关：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中苏边境战争构成安全威胁的压力下主导了恢复西方外交关系，并认同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即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调整中国工业结构，形成继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对苏东开放之后的新中国“第二次对外开放”。其中，同样由于大规模引进项目和昂贵的服务[⑥]，很快出现了与“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⑦]，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还不到800亿，于是发生了当代中国第三次大规模的城市过剩适龄劳动力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向三农转嫁城市危机的巨大代价。
1970年代末期的引进外资，属于70年代初期毛泽东主导开放战略的延续。1978年中国在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者的集体决策下尝试启动了新一轮的、比以往更为大胆的对外开放，借西方国家经济危机之际，从欧美和日本引进机器设备，继续国家工业的结构性调整。仅1978年就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型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其中有20多亿是在1978年的最后10天签订的；此外还有50亿美元的合作意向（最终没有签订）。[⑧]从实际过程看，中国签订引进项目时承诺以现汇支出的方式支付，但由于引资规模巨大，执行中现汇支出困难，最后是经中央批准，通过中国银行借用外资现汇75亿美元来支持22个项目的建设。
这个引资规模，尽管与一度设想的引资总盘子500亿美元距离尚远，却甫一执行就导致了外汇支付能力和国内财政配套能力的极度紧张，到1978年底国内投资过快导致的国民经济紊乱已经开始显现，遂有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改革、提高”的紧缩方针。经济过热的势头一直延续到1980年，此时，前两年累积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300亿元，而1978年中国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这一阶段财政支出过高，除引进项目、设备的配套建设外，还有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善城乡住房等社会福利型支出大幅增加等原因）；接着便是严重赤字危机条件下1980、81年为降低财政赤字而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宏观经济由过热骤然转为萧条。
（三）财政危机压力下的外贸改革
经验表明，在改革之前遭遇的财政危机中，通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方式向农村转嫁危机是相对有效的“软着陆”措施（一般后发国家都向乡土社会转嫁危机），诚然，这让农民付出巨大代价。但1980年爆发的赤字危机，与50年代第一次面向苏东国家的对外开放造成1960和1968两次财政危机、引发60年代全面调整的经验之最大不同是毛泽东去世了。这一场被称为“洋跃进”的引进外资的财政配套和外汇支付压力所导致的财政、外汇赤字及后续危机，因与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改革同期[⑨]，政治家很难再沿用农村集体化来使农村承担代价，遂必须在财政、外贸等城市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革。
在1978年9月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提出，“为了减少有关项目的国内配套投资的负担，尽量多搞些补偿贸易，以减少这些项目的国内投资”；邓小平9月16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讲话则直接突破了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两个利用外资的禁区，因为搞中外合资可以风险共担而且不用还本付息，可以突破国内偿付能力和资金配套能力不足对利用外资的限制。同年12月15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取消外国政府贷款和外商在中国投资这两个禁区，基本上国际贸易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
（四）放权地方政府对外开放的代价及其“体制内转嫁”
这些改革固然加快了中国经济积累和建设的步伐，但改革的另一面是制度代价——突破这些禁区，当然意味着中央政府以财政承担的国家债务会因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用外资而显著增加；那时还是“财政一本帐统收统支”的体制，却没有及时总结教训并且在责权利上予以明确，到底哪级政府、哪个部门、哪个领导人应该对国家承担债务的大幅度增加负责？
这种内在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责权利不清晰导致地方形成的债务只能由中央政府承担最终责任，应是全国沿海争办开发区成为热潮——1979－1980年中央批准开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1984年和1985年，进一步开放上海、天津、大连、青岛、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不容忽视的背景。
单就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容和发展历程看，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下没有明确责权利的“基本上国际贸易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的外经外贸领域的体制“突破”所造成的代价，不得不在体制内寻求转嫁方式——集体经济解体后国家过高负债的代价难以再直接向三农转嫁、而不得不在城市体制上“硬着陆”所催发的内生性的改革。因此，在纳入这个客观经验过程的意义上，我们认为舆论界和理论界关于“开放先于改革，开放推进改革”的说法可以成立。
（五）补充背景分析：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产业转移
从具体的动力机制看，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产业转移，大抵可归结为发达国家因制造业资本溢出效应提升了要素价格，而使其国内的制造业向外移出。
具体过程是：
1940年代中期随二战结束冷战起步，出现了第一轮美国与前苏联重构地缘战略为内涵的双头雁阵式产业转移——美国向西欧和日本，苏联向东欧和中国。
1960年代以来，随着产业资本复兴必然发生的国内劳资矛盾不断增加，在社会运动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发达国家社会开支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全球发生了第二轮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其特点是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则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以此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在六七十年代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冷战时期，同属西方阵营的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形态和制度摩擦的、地处冷战前沿的国家/地区首先承接了这轮产业转移。中国台湾、新加坡及香港这些同属于儒教文明的地区接受了日本的产业转移，得以推行所谓的“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腾飞，因而列入“亚洲四小龙”（韩国在此之前也接受美国的产业转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
但，因为“四小龙”疆域狭小、幅员有限，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资本溢出效应下，其国内的资源要素迅速被重新定价。为了保证利润空间，追求短期收益的资本遂进一步向“四小龙”周边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要素价格低谷的国家和地区流动，于是便有了中国和亚洲“四小虎”短时间内的经济迅速增长。
中国在1972年恢复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并且同期开始了新中国第二次“对外开放”——大量引进西方设备用于国家重偏斜的产业结构调整，1980年代珠三角“三来一补”的贸易模式和长江沿线的重化工业城市的结构调整，也正是出现于这一国际背景之下。[⑩]
二、1988：城市利益集团主导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
许多学者对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概念及其内涵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如果将其出台的背景纳入分析框架，前述关于“赤字压力下的改革开放”的叙事逻辑仍然清晰存在——1988年的对外开放战略仍然是缓解外汇压力和国内经济危机的策略手段。
1984—85年14个经济特区和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设立，对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引擎，但也如前几次引进外资一样带来了巨大的外汇支付压力。另一方面，中央－地方关系因叠加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和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而更加复杂。伴随1985年城市经济改革的初潮涌动，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就已形成的、利益结构固化其中的城市利益集团在随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中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并直接推动了中央1988年出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换句话说，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是一项由被迫承担国家综合债务偿还责任的中央政府出台的，旨在增加出口创汇以缓解70年代末大规模负债引进西方设备、以及80年代初地方投资高涨、进口激增所形成的对外债务压力的应对性政策。
（一）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外债压力
1984—1989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连续6年呈现贸易逆差，在统一结汇的外汇管理体制下，这意味着留给了中央政府总计1581.5亿元人民币的外汇赤字，比1987年的出口总额还高。进口产品中，与宏观经济形势和投资热度密切相关的钢材进口，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85年全国钢材出口总额5185万美元，进口总额达到627523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1美元等于2.9366人民币折算，当年钢材进口占了全国进口总额的14.7%。
这使中国本就不多的外汇储备急剧减少，1981年中国经济急刹车后，因设备的进口需求停止，1982年外汇储备达到69.86亿美元，比1981年增加了42.78亿美元；但对外开放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再次将国家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1984年外汇储备尚有82亿美元，1985年骤然下降到26.4亿美元，一直到1989年以前外汇储备始终低于40亿美元；外债债务率1985年将及60％，1988年已经上升到将近90％，这意味着出口换汇每得到1美元，将近90美分用来还外债。[11]198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出，从国际上看，出口额的20%－25％用来还债是比较保险的（见图1、图2）。
这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资本极度短缺时代欲加快工业化，国家在财政连年赤字、设备落后的情况下只能引进外资，但随之而来的对外债务上升和外汇储备下降等规律性变化，也必然反过来进一步加剧国家的财政压力和外债压力。
（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
从1980年代末开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成为中国政府鼓励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创汇之政策的代名词。提出过程如下：
1987年3月，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提出：“要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逐步形成外向型经济。”同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则进一步确定，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要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1987年11月，国务院总理和代理总书记赵紫阳在苏、浙、沪考察指出，“沿海地区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加上内地资源的支持，完全可以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依靠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经济，这样既可以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又有利于让出国内市场给内地，带动内陆地区的加快发展。”[12]这可以视为次年2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四次会议正式提出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
为组织实施沿海发展战略，1988年3月4日，国务院又在上海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对贯彻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作了具体部署。会议认为：“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会议还对如何具体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13]
联系到前述外汇储备紧缺的背景，就可以理解中央政府在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时为什么一再强调，“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
（三）“走出去”政策背后的利益集团矛盾
但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个重要的沿海对外开放战略，主要指向却落在了刚刚起步、远未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沿海乡镇企业身上。1987年11月，赵紫阳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时，便要求沿海地区要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的优势，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认为乡镇企业是“有能力参加国际竞争的，乡镇企业无疑应当再上新台阶，跻身外向型经济的行列。”同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将来中国沿海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是完全可能的。1988年1月，中共中央就上述意见正式发文。[14]
尽管很多理论家都认为这种设想不切合实际，因为乡镇企业现实存在着一系列困难：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技术装备水平落后；对外贸业务几乎一片空白；在卖方市场和国内物价不断上涨的环境下乡镇企业朝外向型发展的动力不足；等等。[15]。
毋庸讳言，对于这些显而易见到人所共知地步的现实问题，相关决策者是清楚的。但其内在的更为现实的考虑则是在当时物价改革失败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和社会抢购热潮[16]的情况下，解决沿海与内地、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和市场的问题。因此，沿海地区乡镇企业“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一发展战略的提出，部分地出于保护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内含着城市利益集团导向的国家产业资本的需要。
事实上，自从1958年正式确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来，这种内在的政策背景就长期存在；从政策最终内容看，城市工业部门主导政策走向维护其既得利益，由社队工业更名而来的乡镇企业则遭到“排拒”。因此，所谓的“沿海与内地争夺原材料和市场”，不过是城市利益集团主导政策变革的借口。尽管外向型沿海经济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值得人们进一步反思；但这一始作俑于中央政府将外债压力向下转嫁、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的战略的提出，从国家政策角度历史性地宣告了中国特色的非国有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开端。
1989年，在这一体现城乡制度差别的政策调整以及宏观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乡镇企业结束了持续数年的高增长态势，进入到痛苦的转型与分化阶段——沿海地区相当多乡镇企业通过与地方外贸部门合营、与外商投资企业合营等方式转为外向型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内地乡镇企业则普遍陷入低迷，——中国大陆1980年代中期以来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量的“黄金经济增长”由此告一段落。
三、1994：外汇赤字下的汇率调整
（一）“三大赤字”压力下的进一步对外开放
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直至公元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后一次严重逆差出现在中央政府承担责任的三大赤字（财政、外汇和金融）同步严重爆发的1993年。——中央政府为了走出1988—1991年的宏观经济危机而于1992年一年内开放了土地、期货与股票三大资本市场，引发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二轮圈地运动和土地开发热。[17]1993—94年，中国不仅出现了比1978—1979年经济过热阶段更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外汇危机，还爆发了比1988年物价闯关时节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前所未有的金融体系信贷危机[18]。
1993年中国GDP在上年的基础上增长了1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更是高达61.8％，拉动进口需求激增，仅1993年一年就出现了700亿元人民币的贸易逆差。以最典型的基础投资品钢材进出口贸易为例，1991年全国钢材进口量为356万吨，1992年增加到699万吨；到1993年，进口量激增到2999万吨，进口额39.15亿美元，占当年全部进口额的10.5％。出口情况刚好相反，逐年下降，1991—1993年出口量分别为214万吨、191万吨、98万吨，出口额分别为7.29亿美元、6.65亿美元和4.47亿美元。[19]
陡然增加的贸易逆差对中国的外汇储备和支付体系形成严峻挑战。199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约为211.99亿美元，减去当年的短期债务余额135.46亿美元后，还剩下76.53亿美元，连弥补当年的贸易逆差（122.2亿美元）都不够，何况还有80年代遗留下来的贸易累积逆差（到1993年贸易累积逆差为384.6亿美元），以及823.91亿美元的长期债务！这种情况，意味着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外汇赤字和外汇储备危机，必须作出调整。
能够为1993年的贸易逆差画上终止符的，当然有中央因1988－1991年宏观经济危机1992年决定进一步开放沿边、沿江、内陆和边境地区部分城市的政策铺垫，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则在于外汇赤字压力下的1994年1月1日出台的以“外汇并轨”为名的外汇体制改革，中国对美元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
（二）“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导致对外依存度上升
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大幅贬值，国内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能源、资源、环境、劳动力等各种要素相当于在国际市场上自动降价，也就相当于在资本全球化流动的条件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要素低谷，使原本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受到西方制裁、在国际市场上尚不具备所谓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陡然间凭空多出了巨大的成本优势，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外贸格局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1994年当年，仍然处在经济过热中的中国即由贸易逆差转为顺差。
1997年东亚发生金融危机时，按照当时中国分管外贸的领导者的说法，出口需求已经每年拉动经济增长超过3个百分点[20]。从统计数据看，1997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度为4.1％，1998年降为1.3％。换言之，在国内还没有针对三大差别实施战略调整之前，如果没有向国际市场的转战，中国国内的供求早就严重不平衡了。
当1998年中国的出口需求骤然下降，理论界即有人讨论中国由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的重大转折——较早讨论中国进入产能过剩阶段的经济学者是马洪和林毅夫。1998年马洪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已经出现供给过剩。1999年林毅夫在一个小型讨论团体的一次发言中指出，由于人口大国“劳动力过剩”，造成工资低下和购买力不足，而必然连带发生“生产过剩”；这反过来压抑劳工收入增长，因此，中国出现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1998年的此前10年，令国人闻之色变的关键词是“通货膨胀”，其间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了两次；那么从1998年往后一直5年的时间里，描述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关键词则静悄悄地变成了普通百姓再也听不懂的“通货紧缩”。
若从开放促改革算起，中国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了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市场结构的调整。但这种极为重要的经济结构变化也必然带来相应的经济危机的结构性改变——中国经济愈益直接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输入型危机”成为新的表现形式。
四、21世纪：国际经济新循环中的对外开放
（一）全球产业资本重新布局
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的对外开放格局，与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这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既有西方国家自500多年前全球殖民化扩张以来一以贯之的全球地缘战略布局的主观考虑，[21]也客观上是2002年以来伴随全球新一轮泡沫化加速、实体经济部门因要素成本攀升而谋求产业价值链的全球重新布局的结果。
1990年代初苏东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和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竞争时代，占据单极化霸权的金融帝国获取收益方式发生本质变化，愈益依赖资本流入推动资本市场上升，在虚拟经济领域追求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就愈益异化于产业资本。
例如，“（美国）1973—1985年，金融部门的利润从来都没有超过国内企业利润的16%。198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9%。1990年代，数字在21—30%之间徘徊，超过了战后历史最高水平。最近十年达到了41%。”[22]另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分析，1996年美国金融和保险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为43.9%，2001年为51.9%，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0.6%。[23]美国大型制造企业的利润并不主要产生在它在国内的加工制造环节及其对产业链的垂直或水平整合，而是主要来自于国外的和下属金融资产运营部门的金融资本收益。[24]
这种国内金融资本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形成了跨国集团对外进行产业转移的动力。泡沫化金融逐涨杀跌获取风险收益的本质，对由于进入和退出成本而内在具有稳健要求的实体经济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当原油、金属等生产要素被泡沫化的金融资本主导定价，依赖实体要素投入的加工制造产业就会普遍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
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产业布局调整不同，那时是发达国家中产值利润率相对较低的传统产业部门最先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新一轮的布局调整中从发达国家中转移出来的主要是现代制造业中的加工制造“环节”，而不是整个产业。
从产业类别来看，发达国家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产业转移的重点从原来的原材料工业向加工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贸易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
但从产业价值链的利润分布来看，这一轮产业转移，仍然是发达国家研发部门留在本国、生产部门靠近市场的战略调整，与后发国家以市场换资本、换技术来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的交易和双向选择过程。
（二）中国对外开放机制的转变
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中大量移出的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资本双密集型产业，对资本规模、外部融资成本的大小和效率的要求较为严格，因而对东道国金融发展的需求和依赖也较大。当这些产业开始对外转移时，中国不仅是产业结构相对完整、基础设施比较齐全的国家，也是东亚金融风暴后亚洲区最为稳定的金融市场。因此，不但美国的产业向中国进行转移，亚洲其他国家的产业也向中国转移，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受体。[25]
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到21世纪前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动力就由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为主转变为外部需求的拉力为主；同期，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外向型”经济的内涵也发生了转变：由传统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利润主要是在地化产业内部分配的一般贸易，转向了虽然产品升级但品牌和销售利润主要在外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
于是，一方面“微笑曲线”压抑国内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的机制性作用在国内逐渐普遍化；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严峻的问题，原材料和产品的定价权和相关制度的定制权“两头在外”，事实上构成了对国内制度乃至与之配套的思想理论演变的约束条件。
如果从进出口联动的规律看，此次对外开放机制的转变始于中国尚处在产业资本阶段就不得不紧急应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部金融资本危机（1997年国际热钱冲击东亚造成金融风暴）导致“输入型经济危机”爆发的1998年。
1998年以前，中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实质性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经济对外依存度还不高，对外开放主要服务于国内产业资本扩张需求，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之间的替代性非常强，或者“大进小出”，或者“大出小进”，进口增速与出口增速两条曲线几乎完全相反（见图5），[26]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产业对外转移同时虚拟性金融资本扩张阶段的进口长期大于出口、贸易逆差与资本顺差同步增长。
而1998年以后，中国的进口和出口的增减则几乎完全同步。尤其自2002年世界经济走出上一轮低迷之后，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转向两头在外加工贸易为主，越来越呈现“大进大出”的“双高”态势。
2002年以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一般贸易方式的进出口额在全部进出口中占比维持在40-50%之间（见图6）。
这是因为，80年代外资刚开始进入中国时，看中的是中国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那时候出口创汇的主力是内资企业；当90年代中国寻求在国际市场上释放过剩产能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虽然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仍逊于内资企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外资企业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50%以上，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8成以上，从2001—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全国的平均比重为81.57%。[27]在苏南这样的已经形成与长三角产业资本配套的制造业结构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尤其显著，外资企业占总进出口的比重甚至达到70%。
中国不仅实体经济成为全球产业布局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虚拟资本也加入了全球资本循环。从全球外汇账户的分布格局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产业转移指向是东亚地区和中国，贸易逆差也是朝向东亚。美国的贸易赤字与东亚的贸易盈余大体相抵，构成美国对东亚的依赖。
从美国全部海外资金收入和支出的图中可以看到，美国从海外取得的资产收入主要来自于出售给外国投资者的证券和债券、银行信贷或者出售公司和不动产；资产支出中，除了贸易逆差形成的经常账户赤字外，还有相当大比重是用于美国个人和机构购买海外资产。[28]北京大学陈平教授将其概括为：发展中国家用出口换汇再投资于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而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则反过来用这些收入去收购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产业，从而形成在全球的战略控制。
（三）中国加入国际经济新循环的收益与成本
作者在近几年来经常用下图来揭示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约束下一般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资本经济国家的双重供给（两个粗线箭头）及其造成的恶性循环。
此外，美元增发及其在全球的泛滥，加剧了全球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过剩。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泡沫化而全球获益，即使非金融领域也可以享受资本溢出效应，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因为不具有金融资本的主导权，只能以国内通货膨胀的形式使全体国民承担美元泡沫化和本币通胀的双重成本转嫁。
目前，世界每年的货币交易额高达700—800万亿美元，其中与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关的部分只占1%；世界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额超过2000万亿美元，世界GDP却只有50万亿美元，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相关的金融活动仅占2.5%。[29]新世纪以来美国累积了大约6万亿美元左右的贸易赤字，主要靠货币增发和资本帐户顺差来化解。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有没有外汇管制，长期净出口都会造成国内货币供给大于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势必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201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一个公开场合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汇储备少，便采用“奖出限入”政策。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仍然鼓励创汇，但创汇已经使国际收支极不平衡。当前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已由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货膨胀，进而物价上涨。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因此，“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30]
可见，外向型经济主导与通货膨胀恶化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太可能靠国内政策缓解通胀。
五、总结
以上这些分析，并没有对错好坏的价值判断。
整体来看，进入新世纪之前，由于资本严重短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一直与高赤字和高外债压力同步。对外开放的战略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被中国政府在资本短缺时期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加剧国家对外负债导致其后数年国内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
从内部关系看，改革以后、新世纪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历程，是从沿海特区、开发区起步的地方政府渐次分散引进外资，在演化出不同的外向型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因其不能简单化地向三农转嫁危机，而反过来恶化了地方与国家集中体制的对立矛盾。
以上两种矛盾，迫使决策层不得不进行内外由经济而政治的重大政策调整和变革。
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将发生重大调整，“‘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刻不容缓，但减顺差不是压出口，重点是增加进口。”[31]本文对过去3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演变历程所做的梳理，算是对这一重大政策调整的解读；也借此提出，中国在增加进口的同时，也需要考虑进口产业资本与原有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这是在前两个矛盾之外、可能在新阶段发生的第三个矛盾。
注释：
*本文写作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农村对抗性冲突及其化解机制研究”（07&ZD048）、教育部应急课题“通过新农村建设促进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2009JYJR023）、苏州大学出版社《解读苏南》项目、中国人民大学985三期项目等的资助，特此感谢。
[①]杨殿闯、杨帅、程存旺、袁月兴、何慧丽、刘海英、王平、邱建生、童波、贺潇、袁清华、白亚丽等参与了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一并致谢。本文由第一作者承担资料收集和文字起草工作，第二作者承担英文资料搜集和部分国外调研工作，第三作者提出文章的整体框架和观点，并修改定稿。
[②]温铁军：《百年中国，一波四折》，原载于《读书》2001年第3期，收入温铁军宏观问题研究文集《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作者认为，早在清末的洋务运动可算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对外开放”，但由于地方实务集团大量引进海外设备和原材料，而与当时国内的财政危机、外汇危机和货币危机相互掣肘，加剧了国内矛盾，最终只形成了中央积弱不振与地方强势集团崛起的点状工业布局。
[③]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⑤]作者注：这并不是否认国内外广大研究人员在“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探讨中所作出的努力。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有一个所谓的“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否则就难以解释只有在看似成功的时候才有“经验”或“模式”的提出，而在改革过程中数次面临的危机时刻，却几乎无一例外的全是诸如“崩溃”、“失败”的表白。
[⑥]统计也表明了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实施情况，我国从19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用延期付款和利用中国银行外汇存款等方式，大规模引进的机械设备价值高达42.4亿美元。数据来源：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20页，转引自崔新健《中国利用外资三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⑦]温铁军：《新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⑧]李正华：《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⑨]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1978年以后政府对农村的政策以休养生息为主，但全国“一刀切”地推行大包干则是政府在财政赤字压力之下实行的从农业中“退出”，是一场以“甩包袱”为实质的制度变迁。参见董筱丹、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关于改革以来“三农”与“三治”问题相关性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⑩]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在接受了中国军事领导人关于世界大战在20年内打不起来的判断之后恢复与欧美日的外交关系，率先引进西方资本于国家工业化布局相对集中的沿海主要工业城市。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产业转移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东南沿海紧张局势也有所缓解，本来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广东，就是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下，借助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快速集聚国内外资源，承接了以港澳地区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的转移，逐步形成相应的外源型产业结构，而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拉开了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中国“第三次对外开放”的序幕。新中国的前两次对外开放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与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两次都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所不同者，50年代引进的是苏联的外资；70年代是向西方国家开放引进欧美日的外资。参见温铁军《新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成本与收益》，《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温铁军等：《解读珠三角：广东省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调整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11]债务率是外债余额与出口收入的比率，在债务国没有外汇储备或不考虑外汇储备时，这是一个衡量外债负担和外债风险的主要指标。
[12]参见田纪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新华出版社2009年1月。
[13]根据田纪云的回忆，1988年1月，赵紫阳就向邓小平报送了《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报告，1月23日邓小平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参见田纪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新华出版社2009年1月。
[14]参见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愠镇工业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15]杨培新：《关于国际大循环问题的争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梁桂全：《不合国情的“国际大循环”构想——兼论开放的多元优势次阶跃推进战略》，《学术研究》1988年第4期；阎全明：《关于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的几点商榷》，《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闵建蜀：《国际大循环理论之我见——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闵建蜀教授谈国际大循环》，《经济管理》1988年第7期；蔡文祥：《也谈国际大循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16]1988年，高增长和官倒公司囤积居奇条件下推出“价格闯关”不仅激起了社会抢购，全年物价指数达到18.5%；而且引发挤兑风潮，政府不得不紧急拉升存款利率，带来国家金融部门向财政转嫁因负利率发生的约500亿人民币赤字！随之，1990年代全面放权让利同时甩包袱的一系列改革问世。参见董筱丹、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与农村治理危机——关于改革以来“三农”与“三治”问题相关性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
[17]杨帅、温铁军：《宏观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三次圈地运动》，《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
[18]有关此次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应对措施等详细情况，作者将另外撰文分析。
[19]根据前后文数据可知，1993年钢材的净进口将近35亿美元，对当年贸易逆差的贡献度将近30%。
[20]作者注：1998年初的政策讨论引用了当时分管外经外贸的李岚清副总理给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其中提到，中国外贸在1997年GDP中超过3个百分点的贡献度将因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而在1998年下降到不足1个百分点；据此，中央应及早发起扩大内需、转变过度依赖出口的政策大调整。该报告被江泽民总书记批示，由刚在1997年宣布完成宏观调控实现“软着陆”的朱镕基总理主持形成了1998年及后续几年的启动大规模国债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维持了被政策界称为“七上八下”的经济增长率。
[21]比如重化工领域，发达国家的市场容量已趋近饱和，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而在东亚地区，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中地位迅速抬升，重化工业的利润率亦不断攀升，部分行业利润率甚至高居工业行业之首。国际重化企业与中国企业竞合就是抢占这一新兴市场的重要举措。日本、韩国、台湾国家和地区的化工等是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目标市场主要是它们当年自身的下游出口导向产业。由于邻近中国大陆，过去20多年来它们的上游工业已经充分分享了中国轻工业化的成果，但就整体实力而言，它们在世界上是“二流选手”（日本的汽车除外），真正的“一流选手”是欧美的重化工业企业。如今，欧美的这些500强企业正高调进入中国，它们与中国企业竞合后，有可能以进口替代的方式将要素价格相对较高的日、韩、台湾的同类产品挤出中国市场。
[22]西蒙约翰逊：《金融危机的实质是金融寡头专政》（原题为“无声的政变”），《大西洋》2009年5月。作者是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IMF首席经济学家（2007—2008）。
[23]李新功：《美元霸权、金融发展差异与货币体系错配下中美经济失衡及调整》，《现代经济探讨》2009年第9期。
[24]比如2009年正式宣布倒闭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就是对金融资本收益过度依赖的一个例子。“2005年7月，通用决定将下属总产值550亿美元的汽车贷款业务出售给美洲银行。这预示着通用更加倾向于证券短期投机与金融衍生产品运作，渐渐离开其制造汽车的主营业务。2006年，通用公司盈利，主要是因为其金融公司盈利29亿美元。2007年，陷入信贷危机泥潭的通用亏损达到387亿美元。2009年，通用不得不破产重组。”（资料来源：《车企的利润来自哪个环节？》
[25]李新功，美元霸权、金融发展差异与货币体系错配下中美经济失衡及调整，现代经济探讨，2009（9）。
[26]从下图还可以看出，进口增速与国内宏观经济的热度相关性很高，比如1984-85年和1992-93年，两次产业资本扩张造成的宏观经济高涨，都引致了进口的大幅增长，同时段则是出口的回落；此外，出口变化对激励政策比如敏感，比如1987年和1994年，应国家外贸政策调整而出现了出口高速增长。
[27]《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八成以上为外资企业所创》，新华网2011-9-27。资料来源：John Kemp，“《Kemp专栏》图说美元升值与金融危机的干系”
[29]王建：《美国会甘愿让货币霸权易手吗？》
[30]易纲：《贸易顺差过大系通胀之源》，《新京报》
[31]易纲：《贸易顺差过大系通胀之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