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下半年或者2012年上半年，我国将迎来一场经济萧条。这场萧条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显露在外的严重问题有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商业银行放贷过量问题、房地产市场趋冷和严重的泡沫问题、通货膨胀问题、民营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的生存困境问题等。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我国经济已处在滞胀状态中。经济滞胀和以土地为纽带的地方政府、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之间微妙而又危险的联动关系，正在和各类直接问题、深层次问题一起，将我国经济带入危机之中。美国债务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使我国商品的国际市场难以扩大，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面临风险，经济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也趋于恶化。
一、地方政府——房地产市场——商业银行之间的联动关系
（一）地方政府债务与商业银行、房地产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
地方政府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债务。为了还本付息，地方政府更迫切地需要土地转让收入的支持。为了更好地获得土地转让收入，地方政府又向商业银行贷款用于土地的前期开发费用。这使地方政府更进一步形成对土地转让收入的依赖。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程度日益加大之后，就不仅只是土地出让金的锐减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了，甚至连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放缓或中小幅度的减少都让地方政府难以承受。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程度越高，则土地出让金的波动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就越大。
土地出让市场的景气与否与下游房地产业的行情密切相关、相互影响。以往，股市和房市曾扮演过承接游资的作用。当股市不再可靠，不能再发挥保值增值的作用之后，房地产市场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但长期的投机投资推高的房价越来越被看出是不可靠的，且房市的前景在调控政策打压和经济前景不理想的情况下，也是不容乐观的。投机资本对房市的投机热情下降，以及想购买住房的人其购买力长期达不到有效需求的水平，使房市的趋冷不可避免。房市泡沫破灭的危险和游资的进退无依，将使社会各阶层直面惨淡的考验。
实际上，还不需要泡沫破灭，只要房市趋冷到一定程度，使土地出让市场的运营收入满足不了地方政府财政需要时，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就会直接暴露出来。而贷款给地方政府的商业银行也会因此面临坏账损失，其资金安全会因此面临严峻挑战。
商业银行的痛苦还不止于此。由于商业银行曾向房地产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直接贷款，且商业银行的相当一部分贷款也间接流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紧缩政策和房市趋冷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和银行的流动资金都会出现紧张局面，且房地产行业的房产变现压力加大，直接恶化了房地产企业的财务状况。房市趋冷到一定程度时，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一部分房地产企业将会直接破产或退出，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环境会进一步恶化，相关银行和众多的相关产业也会面临不小的冲击。
在银行危机面前，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稳定经济形势并安定民心，为了防止信用危机引发过多连锁反应，会救助陷入危机的商业银行。在当前通胀压力较大的形势下，一旦商业银行面临危机，中央政府的传统救援方式将受到更多限制。到时候为了保全商业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也不便再严厉推行。对我国中央政府而言，上调准备金率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使商业银行雪上加霜，但不上调准备金率又担心通胀得不到控制，实在是进退两难。
（二）地方政府通过疯狂拆迁脱困的危害
再看下地方政府为自救会采取的措施。地方政府在财政吃紧、短期内税源无法扩大的形势下会继续并加速拆迁，通过获得更多土地转让金的方式脱困。
多年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加大力度建设保障性住房，但地方政府显然更热衷于圈地和转手倒卖，对保障性住房这类商业价值低下的项目毫无热情。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拆迁积极性，它们通过拆迁将大量土地低价据有，而后再高价卖出。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步子极慢、投入极少，但在恶化很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条件方面却贡献良多。地方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城乡结合部、次级住宅区、城中村夷为平地，将很多中低收入者赶到其它地方。结果就是，房屋的供给量越来越不足，越来越多的租房者面对着越来越紧缺的房源。这使城市的房屋租金一路猛涨，大大侵蚀着中低收入者的工资，使这些人群的实际收入不仅上涨困难而且一不小心就有下滑的可能，使房租在他们生活开支中的比重大大提高。这部分人中有一部分攒钱买房者，猛涨的房租会直接延迟他们买房的时间，使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需求减小；这部分人中还有一些人是进城务工人员，由于从事的行业本就收入不高，在高租金压力下他们不得不选择退出城市或避走他乡，这会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我国商业和服务业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缓冲经济改革压力、活跃经济形势、容纳大量各阶层劳动力就业的特殊作用，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减压阀。由于房租和店铺租金的联动关系，也由于经商者自己也有租房需要，房租的猛涨直接增加了他们的经商成本。商业和服务业的经营成本上升，将对这些行业的经营状况造成不小的压力。原来从国企或从隐性失业状态分流至这些行业的很多从业者，也将因此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或收入减少，或演变成失业、半失业人口。
另外，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甚至在同一个城市，也存在着从繁华的商业区到次发达区、到城郊结合部再到乡村的多层次区域。在城市谋生的很多中低收入者，尽管收入一般或较低，但多层次区域的存在使他们可以灵活选择某一区域作为自己的居住之所。收入很低的人可以租住非常低价且居住环境很差的房子，收入一般的人可以租住租金适中、价格一般的房子。多层次区域和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的存在较好地满足了他们的租房需求。实际上，城市中的次发达区域、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扮演了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的作用。
地方政府近年来的“热情拆迁”、“速度拆迁”正在迅速恶化中低收入者的生存环境。可以这样说，只要地方政府的拆迁热情没这么高，很多中低收入者实际上还是有点租房保障的，处境一时半会还过得去。但是，现在出现的是一个个疯狂拆迁的地方政府，它们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推动拆迁，极大地加剧了租房市场的供求矛盾，却任由中低收入者面对租金疯狂上涨的“市场”。
所以当前的形势是，遏制地方政府的疯狂拆迁比推动保障房的建设更紧急、更重要也更实在。如果控制不住地方政府的这股热情，受害的不仅仅是所谓的中低收入者和所谓的工薪阶层，商业和服务业的经营环境也将进一步恶化，对整个经济形势更严重、更深远的危害也会接踵而至、逐渐显现。毫不夸张地说，各地的疯狂拆迁会加大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加剧我国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实在不能掉以轻心。
二、深层问题（原因）探析
（一）体制经济膨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体制外经济空前活跃和繁荣起来。改革开放使我国由计划经济向体制经济与体制外经济并存的局面过渡。但近年来，与上述趋势相反的是，政府收入和垄断国企的规模都快速扩大。体制内的经济力量和依附于体制的经济力量都空前壮大，而与体制有一定距离的体制外经济则陷入发展困境。
体制经济快速膨胀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大大削弱了国家扩大内需、刺激经济政策的效果。一部分国企与行业政策一起恶化投资创业环境。巨无霸的垄断型国企和行业政策一起快速获取各类资源和市场，在很多行业包括一些新兴产业领域挤压民营企业，同时又贡献着大量的银行呆坏账。这些国企的规模迅速扩张，但经营水平提高不快。它们无力改变内需不振、居民购买力难以提高的局面，却可以为之推波助澜，对就业的贡献日渐式微，也使之在维持就业和保障经济稳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
（二）改革过程中的去社会保障化，导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严重缺失
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的改革转型成本被推给社会。整个社会的很多经济主体都在做着这样一件事：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利益，同时不断地推卸自己的担子和责任。整个社会走向一种缺乏担当和责任感的状态。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长期处在严重缺失的状态中，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三）市场化进程与众多转型变革交错夹杂，使经济、社会压力大增
市场化进程大大推动了价格一体化，机会成本被广泛发现，资源性产品等的价格进一步放开。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在继续，并没有完成。目前存在不同层次、不同级别的生活水平和物价水平。这使小城镇和县城、农村的生活成本长期以来远远低于大城市，不同的地方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价格体系和各种各样的地方价格。
但市场化进程和价格一体化的急速推进，会以大宗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为先锋，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传导给小城镇和农村。
在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没能相应地快速提高，人民收入没能相应地快速提高的情况下，急速的价格一体化会对小城镇和县城、农村造成严重冲击，使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百姓以及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生活水平提高受阻。这些地方的购买力要么增速有限要么下滑，对内需的扩大构成严重阻碍，且会加剧通胀。这一情况目前已在小城镇和农村表现出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作为后方的这些地区一旦物价上涨过快，经济状况恶化，城市经济也会大受拖累，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会因此增大。
（四）政策环境、法制环境等滞后，使经济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延伸的渠道不畅，多元化的增长方式未能形成，有形成低层次自循环圈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有可能出现与农业自循环圈和农工循环圈类似的低层次自循环圈。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较小，增长点少，结构性矛盾助推危机。
传统中国一直在由农业—手工业—商业联合构成的，以自然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圈子里循环往复。农业在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商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较低。农业或者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或者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指发生饥荒），或者在产品有剩余时受制于身份、职业、生活方式的凝固仍无法以其剩余产品支持新产业、新职业、新生活方式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以自然经济为主导，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二元并存的局面。商品经济等新元素对自然经济和传统农业的冲击也远远不够，造成自然经济长期的稳定自循环。
1949年以来，我国政府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托，实施了以重工业化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封闭循环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同时也要注意到，在农业封闭循环圈被打破以后，又出现了农业—工业的封闭循环圈。农业—工业封闭循环圈对实物产品数量过度重视，在经济走向虚拟化等趋势面前既缺乏前瞻性认识也无法较好地顺应。新的产业形式、新的产业门类因此出现得较少且发展的速度较慢，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也显得不足。
后来的改革开放改变了很多此类弊端。在弊端已大大减轻的今天，有必要思考一下，计划经济时期出现这一局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深具民族自强责任感的我国政府对工业发展的大操大办、一手包办。我国政府与知识精英们在当时贫穷落后的国情面前，迫切想要快速实现民族振兴，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思想觉悟和力量在当时都严重不足，难以依靠民间力量实现快速发展。而我国政府和知识精英们，比广大民众更有知识、更有觉悟，更有励精图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更有力量，更有行动能力。于是我国政府大操大办，一手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
在如今的重新重工业化趋势面前，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潮流面前，我国政府和知识精英们仍然在知识上、觉悟上和力量上更能快速推动一部分新兴产业的发展。这种推动力量一方面使经济超越了农业封闭循环圈和农业—工业封闭循环圈，但另一方面很可能又使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封闭循环圈。一部分新产业、新技术被政府的力量推动着高速发展，另一些新产业、新技术以及未来的很多新趋势、新潮流都可能被严重忽视。
（五）长期大量消耗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的增长模式，造成了目前生产成本急剧上涨的局面，助推滞胀
我国制造业受之前所述的低层次自循环圈的束缚，受制于产业升级滞后，也受体制经济的束缚。种种原因导致制造业只能在低水平自我膨胀的道路上摸索，难以打破低层次自循环圈。前述种种原因导致了制造业的低水平循环，而制造业的低水平循环又进一步阻碍产业升级和产业演进，形成一种互动频繁的恶性循环。结果就导致了很多制造业产品严重过剩，且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形成经济结构的内外双重失衡，在国际市场的风云突变中难免遭受打击。
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消耗了大量的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逐渐变得短缺的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因此涨价。生产成本的快速上涨正在从背后侵蚀着企业的利润和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一局面和经济的增长乏力一起形成“前路难行，后有追兵”的现状。
（六）房地产业的繁荣和泡沫，也是投资环境不佳和产业升级滞后的结果和原因：经济结构失衡的又一表现形式
判断经济的景气和萧条，虽可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行业作为指标，但更重要的是看整个经济的基本面。有时候部分行业的过热，不仅不是经济景气的标志，反而是经济萧条的表现形式。一般来说，利润率高的行业会吸纳更多的资本，利润率低的行业吸纳资本的能力不足。资本本来就会大规模流向盈利能力较强的行业。在投资创业环境不佳的情况下，难以寻找到合适投资机会的资本更会大规模流向少数盈利能力较强的行业，助长该行业的繁荣。这样一来，其它行业的投资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因此，与经济基本面一致的房地产热，可以作为经济景气的一个标志；而在很多行业投资环境不佳情况下的房地产市场过热，则不能作为经济景气的标志，相反还要提高警惕，加以调整和防范。只有很多行业都值得投资，都可以较好地盈利了，经济才是景气的，经济结构才可能是合理的、优化的。
近年来，一方面是房地产业和相关行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很大，另一方面投资创业环境不佳和产业升级滞后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对房地产业更大程度的依赖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的投资创业环境，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加困难。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圈。
三、滞胀与危机：“前路难行，后有追兵”
目前，国内的投资创业环境并不好，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都不振。一些企业在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出口市场不振等多重压力下，举步维艰，面临着减产、停业的考验。而服务业和遍地开花的个体经济，在房租上涨和原料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居民购买力难以提高等压力下，经营状况恶化。
民间投资环境不佳、产业升级困难和紧缩政策的持续将会进一步恶化民间企业的生存环境，使它们或减产或放缓投资或直接将产业资本转换成游资。通货膨胀将会进一步挤压中小企业的盈利空间，使它们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的滞胀局面。
这样一来，资金存入银行面临通货膨胀，放在股市则被套牢，放在房地产市场上又遭遇泡沫难以变现，投资实业又难免亏损只得作罢。也就是说，人们将不得不直面财富的缩水、购买力的下降和经济的不景气，但他们还是可以在不同的亏损方式（投资方式）之间选择一个。对当代中国来说，很多热钱不是热钱，而是找不到更好出路的资本。
总而言之，成本上涨和通货膨胀正在抄着企业的后路，而产业升级困难和低层次自循环圈的长期存在，以及外贸增长势头的放缓则使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遭遇瓶颈，形成目前“前路难行，后有追兵”的险恶局面。这种局面是危险的，处在这种局面下的经济体也很难长期得到安稳。对中国经济来说，接下来要么冲破低层次循环圈这个瓶颈，赢来宽广的发展空间，要么在不久的将来被束缚着走向衰退和危机。
四、治理对策
（一）近期对策
总体来说，政策要中和，不可大刀阔斧，不可风风火火，既要温和也要兼顾各方面的情况。
1.稍加控制拆迁，既不可打压得过严影响地方政府偿债，又不可一味放任，任由前述负面影响全部成真。
2.大规模建设廉租房，缓解拆迁等因素导致的房租价格上涨和房源短缺问题，以此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求，降低通胀的危害，更好地遏制通胀，同时也改善个体经济和服务业的生存环境，从而活跃经济，缓解经济萧条或经济衰退。
3.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与人民币汇率改革二者宜错开进行，放弃同时展开的设想。由此若放慢前者可缓解通胀，若放慢后者可改善外贸企业的生存状况。目前可暂缓其中的一项改革，可在日后再择宏观经济形势较好的时机重新推动此类改革。
4.若遇紧急情况，可趁早出售部分战略意义相对较小的国企筹资，既可以出售部分股权，也可整体出售。这一方面可以增强政府的财政实力，增加救助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市场的底气，增加应付其它紧急情况的底气；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部分行业的行政垄断，营造更为温和、公平、宽松的投资经营环境。
5.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要适量，以免加剧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和萧条。这类住房短期内只要起到稳定房价、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控制泡沫不继续扩大的作用即可，而不应大规模推动，以免对本不景气的房地产市场形成过大的冲击，以免增大房市硬着陆的可能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可从长计议，不必急于一时，以免危害经济全局。
6.控制房市泡沫，稍稍挤压泡沫，但不宜让泡沫破灭，争取在城市化进程中使泡沫软着陆，必要的时候可以临时救助房市，以使房地产游戏继续一段时间，使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有喘息和休整的时机。待税制改革和更好的经济形势出现之后再寻机解决根本问题。
万一真的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局面，政府可以以低廉价格收购一部分无法变现的房产，直接用作保障性住房。这一方面可以降低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冲击，稍稍缓解房地产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资金紧张问题，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以较低成本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
7.要及时扭转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弊端，将中央的财权下放一部分给地方，使地方的财权和事权更加匹配，逐步降低土地转让收入在地方政府总收入中的比重。
8.对农村、小城镇、县城、二三线城市物价上涨的传导机制要密切关注，并重点盯住生活必需品、大宗消费品和服务的涨价现象。为了防止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在紧急关头可多动用行政手段打压这些地方的物价，暂时延缓这些地方的市场化进程和价格一体化进程。对一些为了谋一己私利而疯狂涨价的经济主体，要及时给予惩罚。
（二）中长期对策
1.限制体制经济的过度膨胀，营造更为宽松、公平、温和和有活力的经济运行环境。这就需要综合采取减税、控制国企游资、节制行政开支、放宽行业准入条件、改变向国企过度倾斜的信贷政策等措施。
2.完善法制，改善软环境，将政府的产业规划和民间的产业自发演进力量结合起来，推动新产业、新经济形式的产生和壮大，冲出低层次自循环圈。为了打破低层次自循环圈，在产业演进问题上，应将产业自发演进的力量和政府的引导扶持力量结合起来。政府对高新产业的扶持应适度，不宜过度介入。因为适度的政府扶持将会与民间的自发演进力量形成合力，而过度的政府扶持则会严重挤压和替代民间自发的产业演进力量。只有两种力量有效配合，才可能既避免缓慢的产业自发演进又保持经济的活力和可持续的创新动力。
我国可以学习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当时的日本政府以自身较高水平的知识、觉悟和力量创办示范企业，发展新式教育，扶持和带动民间的知识、觉悟和力量一步步成长起来。政府在民间创办新式企业渐成潮流后逐步从很多行业中退出，由此形成了政府和民间的合力。
3.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全民的福利水平，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要把缩小贫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当做实现扩大内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4.从城市化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存在着较大的提高空间。这会增加未来的住房需求。所以，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供过于求，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1）若城市化进程及时推进，形成新的住房需求，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矛盾逐渐缓和，则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并非泡沫；（2）若城市化进程不能及时跟进并缩小供需矛盾，则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将会成为实实在在的泡沫。因此，目前的房地产泡沫是准泡沫，其未来的走向是不确定的。
我国政府可以与房地产商争夺新增住房需求的蛋糕，渐渐加大住房总供给中保障房的比重，同时要让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商直接看到这种明确预期（但是是温和的、渐进的预期）。政府的保障性住房要与城市化推动的住房需求的扩大有效对接，使整个房地产业软着陆，使国民经济和社会保障事业也得到稳步推进，避免重大凶险的出现。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不挤破房地产泡沫的前提下逐步收复十多年来被商品房开发占据的失地，为保障性住房赢回应有的地盘，同时也让中国经济逐渐摆脱大受房地产业牵制的局面。最后逐步形成类似新加坡的住房供给结构，即基本住房需求由政府负责，主要的住房由政府提供，高档住房需求由市场解决，且高档住房只作为对基本住房的补充而存在。
在这里，土地的公有制将会是政府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有力保障。只要中央政府下定决心限制地方政府用公有土地谋取暴利的行为，让“公有土地=地方政府的土地”这个等式不再绝对成立，就一定能有效扭转局面，使广大民众获得基本的住房保障。这个过程仍然要是渐进的，要给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一个逐渐脱身并恢复元气的机会。
5.我国可及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我国公民和我国法人在境内中资银行的存款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这样可以大大减轻国家这个最后担保人的负担，推动商业银行的改革。
同时，我国还可以适当剥离商业银行的政策性放贷业务，将之划归某个专事刺激经济的政策性银行。这家政策性银行既可以是新成立的一家银行，也可以是对现存政策性银行改组后形成的。比如可以让三大政策性银行中的某一家增加一个“刺激经济并发放大量此类政策性贷款”的业务职能。
这样一来，商业银行在政策性放贷方面的负担将大大减轻，有利于减少它们的呆坏账，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水平，增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
6.主动回归民粹，主动推动一些社会保障项目以维护社会公正，缓和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避免日后迫不得以地受制于社会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远离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理想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方面继续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民粹主义体制，如保留一些国有企业，对一些重要资源和要素继续维持国有化。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政策日益走向务实，理想情怀渐渐远去。
在当前的形势下，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民粹主义遗产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垄断型国企不再被公众视为维护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的利器，而被视作高福利、高收入，以垄断经营维持小集体利益的经济组织。与此同时，经济社会改革的高度务实化和去理想化，也对共同富裕理想构成了挑战，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从总体上看，延续下来的民粹主义遗产和经济社会政策的务实化正在形成合力，一方面阻碍公平竞争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阻碍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忽视了很多理想主义目标，忽视了公众的福利。
在这种形势下，左派和右派都能从社会现实中找到事实依据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左派主张进一步强化传统的民粹主义遗产，如推动更大规模的国有化，希望通过强化国家对经济、社会资源的支配力量来解决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理想情怀缺失等各类经济社会问题。反对市场化是他们的重要口号。
右派则对传统民粹主义遗产的负面影响有着深刻的研究和体会。他们大力主张进一步削弱这些民粹主义遗产，如限制垄断型国企，营造更加公平的行业准入环境和行业竞争态势。他们认为更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可以减少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很多弊端，他们认为一些理想主义目标也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中自然得到实现。
实际上，左派的理想主义正是目前的社会很缺乏的，但他们的理性精神不够。正如右派所正确指出的，使民粹主义遗产如国企等进一步膨胀，并不能实现左派所期望的社会公平理想，只是使他们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和慰藉而已。
而右派的理性精神也是目前的社会很缺乏的，但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不够。实际上，左派对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理想缺乏、保障缺位等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而这些问题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能在市场化进程中自发得到解决。相反，肉眼的直观感受是市场化进程反而让很多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右派的理性在解释这些问题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且让公众反感。
我国需要的是一种综合了左派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右派的理性精神的新民粹主义。这种新民粹主义一方面重拾左派的理想主义精神，但又重视理性的学习和思考，懂得单纯地增加传统民粹主义的遗产（如国企等）不仅解决不了问题，相反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并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新民粹主义也在用其理想主义弥补右派市场化主张的不足，正确地认识到市场化不可能自发地解决很多经济社会问题，在市场化进程中也需要注入理想主义气息，实施一些理想主义政策，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种新民粹主义兼具左派的良心和右派的理性，由我国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我国政府一向有强烈的民粹情怀和民族感情，又坚定不移地推动着改革开放，推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现在只是需要把这种理想主义和市场化进程结合起来，让公众和国家重新在一种共同的理想情怀鼓舞下团结奋进。
通俗地讲，新民粹主义强调一边推动市场化进程一边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事业，提高全民的福利水平，使普通公众直接享受到更高水平的福利，而不是把虚幻的理想和资源全部寄托在垄断型国企等传统民粹主义遗产身上。
只有趁早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具公平性和平等性，才能在将来不受制于社会保障，才能在将来避免国家被徒具理想气息却严重缺乏理性精神的古代平均主义思想所俘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