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出的治国理政的一系列价值理念，如公平、正义、平等、和谐，都是具有道德内涵的，体现了道德建设与治国理政的统一。这是对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开创者孔子对于治国理政，提出的根本方针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认为如果用道德来治理国政，那么为政者就会像北斗受到众星拱卫那样得到百姓的拥戴。他的这一思想对于今天在治国理政中加强道德建设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第一，修己志仁是为政以德的基本前提。

治国理政显然需要回答两大问题：何者为政？为政为何？这两大问题都与道德密切关联。孔子的“为政以德”首先就是对这两大问题的回答。

《宪问》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这里把为政者的“修己”和所为之政的“安百姓”归于何为君子的问题中，实际上是从“为政以德”的观点回答了何者为政和为政为何的问题，即为政者必须是“修己”成德之君子；为政是为了安乐天下百姓。这两个回答归结起来，就是以修己志仁作为“为政以德”的前提。

冯友兰指出孔子常以仁统摄诸德，即以仁为全德之名。于是，作为孔子理想人格的君子便是仁德的化身：“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仁，颠沛必于仁”（《里仁》）。因此，修己以成就君子的过程，就是始终不渝追求仁德的过程：“苟志于仁，无恶也”（《里仁》）。如果说修己与志于仁相联系，侧重的是何者可以为政，那么安百姓与志于仁相联系，着眼的则是为政为何。

第二，教民趋善是为政以德的主要手段。

治国理政也需要回答手段的问题。孔子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来形容“为政以德”，突出了道德的凝聚力，因而教民趋善自然成了为政以德的主要手段。

孔子认为为政的主要手段有两种：“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即用政令刑罚来管制，民众就会逃逸而无羞耻心；用道德礼仪来教化，民众就会有羞耻心而归顺。孔子赞成后者：“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以教化为为政的主要手段，就会收到如草受风必倒的效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把在民间进行教化和为政看作是一回事，“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第三，和而不同是为政以德的理想目标。

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其具体所指没有明确说明，这里将其解读为“为政以德”的理想目标。

在孔子之前，辨析“和”“同”的两条史料正是讨论何为理想政治局面的。

《过于·郑语》记载，周太史史伯在回答郑桓公“周其弊乎”时指出：周幽王舍弃正直之士而重用奸诈之徒，是“去和而取同”；然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由于“先王”从各个方面贯彻了取同而去和，达到了“和之至”即极度的和谐，一派繁荣昌盛的气象，而周幽王则相反，因此周朝的衰亡是必定的。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有位宠臣梁丘据，齐景公对晏婴说：“唯据与我和夫！”晏婴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齐景公问：“和与同异乎？”晏婴答：“异”。他解释道：“和如羹”，用醋、酱、盐、梅、水、火与鱼肉相烹煮，“和”也如同各种声音相辅相成得音乐，“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君臣关系应当是“和”而不是“同”，即臣要在“君所谓可”中指出其“否”，在“君所谓否”中指出其“可”，这样便“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但是，“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这两条史料都是强调“和而不同”是有德之人理想的政治局面。孔子指出，君主“如不善而莫之违”，即不正确的话也不准人们违抗，那就是“一言丧邦”（《子路》）；子贡说孔子如果“得邦家者”，其理想是“动之斯和”（《子张》），即不同主体互动沟通而达致和谐。这些显然与史伯、晏婴的观点一脉相承。因此，孔子的“和而不同”虽然比较抽象，但以此作为“为政以德”的理想目标应是其题中之义。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