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阐释“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可以从时代意义、思想意义、方法论意义展开。“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出的时代之问，“第二个结合”以“魂”和“根”定位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整体上超越了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有力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就现实状况来说，“第二个结合”对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问题上存在的三种疑虑作了澄清；从历史考察来说，“第二个结合”相比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三次思想解放，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以“化学反应”的比喻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相结合”的，深刻揭示了历史根由、内在机制等内容，具有方法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从“两个结合”提法的历史沿革来看，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当前，有关“第一个结合”重大意义的研究阐释成果颇丰，而对“第二个结合”重要意义的研究相较而言还显不足。本文聚焦于阐释“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从时代意义、思想意义、方法论意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时代意义：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46年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出的时代之问，也曾是中国近代的历史之问。自鸦片战争开始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以来，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不得不向西方寻求现代化出路。文化领域由此产生了以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古今中西之争”，即如何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在“古今中西之争”中出现了很多观点，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是“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前者把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传统文化变革创新对立起来，表现出以古非今的保守性和缺乏充分吸取西方优秀文化的开放性；后者以西方现代文明贬黜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这两种观点体现了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对峙。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之问又成了时代之问，由此展开了新的“古今中西之争”：20世纪80年代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以及“中西互为体用论”之争；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到90年代的“国学热”，均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对立还是相容以及能否为应对西方现代性危机提供借鉴；21世纪在张岱年综合创新文化观基础上提出以“马魂、中体、西用”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等等。在这期间近代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对峙似乎又重演了一遍：贯穿20世纪80年代的激进的“彻底反传统”，视中国传统文化为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包袱；20世纪90年代兴起了呼应海外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说，不时发出以“儒教”为国教的声音，以致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凡此种种，都没能解答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本国历史和本国传统文化的问题。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必须跳出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对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之所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笔者的理解是：因为站在了“经过长期努力”的基础上，站在了“第二个结合”所具有的新高度上。
“第二个结合”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而来，笔者主要以毛泽东同志相关重要论述为代表对“长期努力”进行阐释。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科学回应了近代中国的“古今中西之争”。“民族的”，就是“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此即树立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因而“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但这绝非排斥外国文化，相反，“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使其由外在的原料变为中国文化内在的养分。“科学的”，就是以“主张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而不是“颂古非今”，要把厘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条件，使传统文化成为新文化生长的重要根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大众的”，就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把“民族的”和“科学的”对“古今中西之争”的回答统一于大众的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进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文化上解决古今中西关系是其思考的重要方面。同年，毛泽东同志《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集中反映了这一点。在这次谈话中，他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和共性个性对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法则”来思考怎样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指出“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皆不足取，“中国的面貌，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要用“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的态度，创造与中国社会主义相匹配的文化形态，就像鲁迅的小说那样，“既不同于外国，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后来由于工作重心错误地转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同志的“第二次结合”走了弯路。但毛泽东同志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传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思想是十分宝贵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毛泽东同志的宝贵思想是“第二个结合”站上新高度的重要台阶，而反映新高度的重要表现，是跳出“古今中西之争”的体、用格局，以“魂”和“根”定位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魂”，即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到哪里去”；“根”，即生长的源头和底蕴，揭示“从哪里来”。因此，两者结合而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整体上既超越了试图割断传统文化之“根”的激进主义，又超越了以主张儒学为“魂”、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由此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力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
一方面，“第二个结合”确立了中国当代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基本架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语境下，文化主体性不是把文化本身作为主体，而是指在文化层面上凸显当代中国自身特质而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的主体性。“第二个结合”确立的上述基本架构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样的架构具有古今中西交相发用的品格。马克思主义作为“魂”，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这是由“古”转化为“今”，而“今”又因“古”而被赋予历史纵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推动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的飞跃，这是由“西”转化为“中”，而“西”又因“中”而被充实了文化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第二个结合”对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国文化必然有择善而从的大胸怀。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古今中西的有机统一。“第二个结合”确立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架构正展示了如此的走势和图景。
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以“两创”，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如何相结合”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将“两创”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联系在一起，就是以后者为前者的价值取向。“不忘本来”是民族性的坚守，“吸收外来”是开放性的胸襟，“面向未来”是前瞻性的视野。这三个方面的互相联系，正是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之道。放弃“不忘本来”对民族性的坚守，“吸收外来”就只能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外国后面的鹦鹉学舌，“面向未来”就成了丧失民族文化自信的迷茫无措；而没有“吸收外来”的开放性，“不忘本来”就只能是把民族传统狭隘化而与其他文明隔绝的闭关自守，“面向未来”也不可能成为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远景的交流对话；同样，如果没有“面向未来”的前瞻性，“不忘本来”只能是往后看的复古恋旧的代名词，而“吸收外来”也无法把握反映世界发展趋势的思想脉搏。因此，“第二个结合”以“两创”为根本途径，在“不忘本来，吸取外来，面向未来”的价值引领下，熔铸古今中西于一体。
“第二个结合”超越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对峙，从根本上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对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之问作出了科学回答：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成为现代化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从视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化的包袱出发，将传统文化予以抛弃或阻断；立足中华文化立场，推动中西文化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交流互鉴、相互汇通，而不是从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出发，盲目追随西方文化。这个回答既承继了毛泽东同志“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思想，又体现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新境界。
思想意义：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应当从现实状况、历史考察两个维度来理解“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现实考察角度的意义阐释。“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针对现实思想状况而言的。“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要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一直为思想理论界所关注。这中间存在三种质疑和迷惑：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否会导致前者的“失真”，即“以儒化马”；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否会割裂后者的命脉，即“以马去儒”；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否会走向排斥西方文化的封闭性，即“马＋儒以拒西”。“第二个结合”回应和澄清了这些质疑和迷惑。“第二个结合”之“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又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扎根中华文化沃土而根深叶茂，因而不存在“失真”问题。“第二个结合”之“结合”，“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是传统文化命脉的赓续而不是阻断。“第二个结合”之“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的叠加，因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这样的回应和澄清，可以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的准确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时，将“两个结合”置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如果说“两个结合”是对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那么“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作用就是这一最新总结的反映。
历史回顾角度的意义阐释。“又一次”无疑具有与历史上的前一次或前几次相比较之意。周扬在1979年将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1978年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称为20世纪以来“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样的概括基本上为思想理论界所认同。这里就以“第二个结合”与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作比较，阐释其“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五四运动“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的闸门，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五四运动有个缺点，即许多领导人物使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里绝对的坏和绝对的好分别指向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在这背后的价值判断有两方面涵义：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截然对立。陈独秀对“律以现代生活状态，孔子之道，是否尚有尊从之价值”所作的否定性回答，就是典型；二是现代文明等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当时普遍以“动的文明”和“静的文明”来褒贬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正表达了这个逻辑。现在有关五四运动的探讨，往往也对这样的价值判断缺乏深刻反省，因而可见它依然有相当的影响。“第二个结合”从两个方面将人们从上述“形式主义”即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一是以建设中华现代文明为目标，“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因而现代文明不等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二是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既指出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又以主动精神推动“两创”，不仅认可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更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价值。
延安整风运动把全党思想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得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深入人心。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强调这个结合，那么是否可以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简化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呢？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含有“第二个结合”的意蕴，大家熟知的承继从孔子到孙中山珍贵遗产的名言，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已有一些文章就此作了论述。“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命题有了两个方面的新认识。一方面，对“中国具体实际”有了新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并处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过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在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有所缩小，而文化传统则是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的最基础、最深沉的“具体实际”，提出“第二个结合”就是要突出这个“具体实际”。另一方面，对“相结合”内涵有了新认识。凝聚了延安整风思想成果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第一个结合”的表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表述源自毛泽东同志的相关论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个注解：“‘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可见，“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指在实践中运用（应用）马克思主义来回答“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而“第二个结合”强调“‘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意味着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挖掘中华文明宝库，更要“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由此“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就是说，“第二个结合”是把“相结合”从单向运用发展为互相成就。上述两点新认识在延安整风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产生的，因而“第二个结合”就有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对1978年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同志提出，这“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指出：“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这样的禁锢，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指向。因此，反映这次思想解放成果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特别是经过近几年的思考和总结”，“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40余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无疑也大大超过了那个时期，“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就是重大标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第二个结合”为这一规律性认识增添的新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这体现了有关道路问题的新认识：道路不仅包含政治方向是否正确的问题，还包含文化根基是否坚实的问题。“第二个结合”以中华文化多重元素塑造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道路奠定了后一方面的坚实根基。其次，在社会主义文明方面，“第二个结合”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这样的文明就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当代形态，由“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这个新质文明的核心，同时它正在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表现了对社会主义文明问题的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绝不仅仅是世界现代多元文明中并列平行之一元，而是具有开辟世界现代文明发展新方向的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中不仅是历史的资源性存在，更是当代的价值性存在。上述两个方面的新认识，是第三次思想解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获得的进一步的思想解放。
方法论意义：不是“拼盘”，而是“化学反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自然科学涉及的化学反应，是指分子破裂为原子，原子又进一步重新排列组合生成新分子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用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结合的，具有方法论意义。
“‘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显然，从方法论来讲，理解两者如何结合的“化学反应”，要以认识两者“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为前提。何以说是“高度的”呢？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血液。明清之际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将中国传统文化传回欧洲，欧洲启蒙运动把中国文明视作“模范”，从而使其流入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脉的三大来源，于是诞生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就有了中国的思想基因，而这一原因在关于“契合”的阐释中却往往被忽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这里的“中国社会主义”是指太平天国重提儒家大同理想，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是指欧洲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两者的共同点是主张公有制，并为了与某些不主张公有制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所谓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具有共同之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主要是指后者“正反合”即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受到《周易》和《老子》的影响。魁奈被马克思视作“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马克思称其“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以他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对儒家仁政思想的发挥及其对亚当·斯密的影响，是马克思、恩格斯构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学脉。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天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元素之一。当时欧洲思想界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有明显的中国气质，这从他被论敌杜林讥讽为“中国人式的博学”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当中国人与马克思主义相遇时，才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显然，这种契合性是其他非西方民族、国家不可能有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契合性是有历史根源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与传统文化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题中之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断指出了“第二个结合”之如何结合的内在机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既变革又融合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的无产阶级理论体系，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形成的，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因此，前者对后者的变革，是两者结合所不可或缺的。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精神上的被动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无力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中心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在精神上转为主动，如果没有思想文化上对传统的变革是办不到的。然而，变革是为了认同马克思主义，使其扎根于中国，这就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即把两者出于自在状态的契合之处予以自觉的融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思想脉络上的历史连贯性。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不会被认为是纯粹从西方输入和强加的、在中国是没有文化根基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里第一个“成为”的内涵是“融合”，第二个“成为”的内涵是“变革”，第三个“成为”的内涵是变革和融合相统一造就了新文化的形态。“第二个结合”以变革和融合为内在机制，其结合的结果必定是互相成就：一方面，“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
“第二个结合”的“化学反应”是变革和融合有机统一的过程。然而，无论是变革还是融合，都需要回答变革什么、融合什么的问题。它的实质是以什么标准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即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明确，“化学反应”显然就无法进行。“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的重要方面，是解决了这个长期困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相结合的问题。以往曾有取其民主性精华，去其封建性糟粕之说。但这个标准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实践中很难行得通。因为民主性和封建性主要是政治标准，而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有政治性，但它贯穿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道德礼仪、教育科技、家庭伦理等众多领域，仅以政治性的尺度评价传统文化在这些领域的精华或糟粕，显然是片面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在封建社会成型的，很难有很多民主性的精华蕴涵其中，因此，按照区分民主性和封建性的标准，传统文化只能是封建性糟粕居多了。这是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反面教材”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基本上已不再沿用这个标准。但是应当用什么标准呢？似乎处于模糊状态。现在“第二个结合”对此有了明确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它们“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就指出了要以中华文明史的宏阔视野看待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具体评价标准就是习近平总书记阐明的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根本决定”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凡是对于塑造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起到积极作用的元素就是精华，反之就是糟粕。
“第二个结合”的“化学反应”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那么，应当用怎样的话语来表达这个新生命体呢？这是由“如何结合”延伸而来的，但也具有方法论意义。“第二个结合”不是“拼盘”，表达由结合而形成的新生命体的话语，也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术语与中国传统典籍中相似词句的简单对接。这样的话语应当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同志的相关思想对此提供了借鉴，那就是既“返本”又“开新”。所谓“返本”，是对“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予以“充分地合理地利用”，这好比是拿旧瓶来装“化学反应”所酿成的新酒。比如大家熟悉的用“实事求是”来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想路线、用“有的放矢”来说明树立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学风等。这方面学界已有很多阐发。所谓“开新”，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义理贯通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都未曾有过的新概念、新命题，使其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标志，这犹如给“化学反应”形成的新事物赋予新的分子式。比如“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此人们较少关注，因而这里略加阐述。毛泽东同志提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与“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以及有“强调主观能动性”之“长处”的孔子的思想相结合。于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成为表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哲学话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典范，对于其中体现“第二个结合”的“化学反应”的创新成果的话语表达，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既“返本”又“开新”。对于“返本”，他借用清代一部画论中“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话予以表达。事实上，用典已成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论著的重要特点，对此已有不少的阐释。关于“开新”的话语，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比如“人民至上”，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将其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首，既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以“民”为工具性存在（如载舟之水）的局限，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独有的最新表述。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的论述，展现出了将“返本”和“开新”联系起来构建“第二个结合”的话语表达体系。
结语
以上对于“第二个结合”重大意义的阐释是初步的。“第二个结合”造就了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础和精神核心。这表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使命，其意义在于对世界现代文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从现代文明的终极价值来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造就的现代文明，是人被资本金钱所奴役、所藐视而异化的畸形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最终目标，其建设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类型层面上的升华，是引领世界走出将人陷于异化境地的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而“第二个结合”无疑贯穿其间。从文明的社会形态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马克思、恩格斯以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指出，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将作为传统文明在后资本主义的更高历史阶段的再现复活。“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应然变为实然，使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表现为传统文明的“赓续”和“更新”。这既体现了把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成就转化为文明兴盛的时代吸引力，又因扎根传统沃土而有民族凝聚力，因此将引领社会主义文明重焕荣光。从文明的技术形态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由传统农耕文明转变而来的。因此，“第二个结合”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就必须解决好传统农耕文明的继承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这是“第二个结合”的题中之义。显然，对大多数面临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跨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第二个结合”亦有引领作用。上述三个引领意味着“第二个结合”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是中华文明、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三者的有机融合。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产生，使得历史成为世界的历史，而社会主义是世界性事业，发展中国家占据了世界国家的大多数，因此，上述三个引领必然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义。这也意味着，我们还需要从更宽广的历史维度和理论视野来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24年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