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舜，北京市人，赴朝当过志愿军，多少有点文化，在部队里干过“宣传干事”之类的差事，转业后在一家新华书店的门市部里当过店员。此人的长像非常特殊，从脸面上看，四方大脸，双眼皮大眼睛，一个标准的男子汉的脸型，可个子只有一米五左右高，手脚也特别大，他穿四十三码的鞋，简直是个怪物。转业后与北京市的一个卖豆汁的寡妇结了婚。这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有一天他把寡妇带来的女儿（当然就是他的养女了）也强奸了，寡妇认为他不是人，把他告了，结果以“奸污”少女罪被判了三年刑，因为他当过志愿军，是“有功之臣”，所以判的特别轻。要是换了别人，那就要以“强奸”幼女罪判刑。要知道，这里有两个很大的差别，第一，“奸污”跟“强奸”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前者比后者的罪名要轻的多。对于这种“花案”定罪时有“强奸”、“奸污”、“通奸”三种罪名，“奸污”是介乎于“强奸”与“通奸”之间的一种罪名（现在已取消了“通奸”罪），处理起来当然比“强奸”轻的多；第二，“少女”与“幼女”也有明确的界定，那时规定十六岁以上十八岁以下为之“少女”，十六岁以下为之“幼女”，而寡妇的女儿当时还不到十六岁。如果以强奸幼女罪判刑，十有八、九要枪毙，那时对强奸幼女罪判的特别重，我了解不少这样的案子。即便是以奸污少女罪判刑，一般情况下也要判个十年八年，因此对张敬舜的判刑是轻了又轻。
张敬舜刑满后留在兴凯湖农场二道岗六分场就业，虽然他也是“二劳改”，但因为是“自己人”犯罪，所以对他特别照顾，让他在伙房干活。可这位老兄流氓恶习不改，在蒸馒头时，他把馒头做成象男人的生殖器的样子，卖给就业的女职工和干部家属，被这些女职工端着去找了场长，结果他又被判了劳动教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老兄又想投机，在教养队里要组织一个造反派，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八年，这一回性质全变了，他再也不能被看作是“自己人”了。
六七年一月，兴凯湖农场编散后，他也被调到了长水河农场，六七年底他也被调到了长水河农场三分场“现反队”，跟我在一起。“文革”期间全国掀起了学“毛选”、学“语录”的高潮，大跳“忠字舞”，劳改队也不例外。六八年长水河农场的犯人掀起了学“毛选”、学“语录”热潮。张敬舜表现特别积极，就连吃饭、休息时也拿着“毛选”和“语录”看，真是达到了“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地步。在批斗会上他表现更是积极，总是抢着第一个发言并首先动手打被批斗的人。他平时拿着一个小本子，一听到别的犯人讲什么“反动言论”和“反改造”的话，他就记下来向管教干部汇报，于是他成了犯人中学“毛选”的“积极分子”。
六八年“四挖三查”，号召犯人通过学“毛选”，提高思想觉悟，响应政府号召，大胆交待余罪。孙教导员并说“只要你们主动交待了余罪，不管多么严重，政府一律不再追究你们的责任。有检举立功表现的，我们还要给予表彰奖励和减刑”。张敬舜他老兄交待说：“在兴凯湖农场教养期间，我曾经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企图在教养队里组织一个联苏、讨毛、伐林大军，并自任大元帅”。从此以后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元帅”。
“文革”中被打倒刚站起来工作的孙教导员，一听他这样交待余罪，简直如获至宝，马上对他大加表扬，说 ：“张敬舜通过学习伟大领袖的光辉著作，思想觉悟真正有了极大的提高，象这样严重的余罪，他都能大胆交待出来，这说明他真正从思想上靠拢了政府，相信了政府，你们大家应当向他学习，通过学习伟大领袖的光辉著作，提高思想觉悟，把自己过去隐瞒的余罪大胆交待出来，政府不但不会再追究你们的责任，而且还会对你们实行表彰奖励、记功减刑”。于是张敬舜成了全场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和标兵，让他到各个中队和分场去给犯人作现身说法的报告，他成了全场的“大红人”，他老兄便飘飘然起来，盼望着说不定哪天就来个“提前释放”。可犯人们都知道，这家伙不过是瞎吹牛，想搞政治投机。可是直到七零年一月份长水河农场解散，他老兄也没接到“提前释放”的通知，跟我一起调到了内蒙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
调到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后，大约一个礼拜，有一天早上站队出工，管教干部把他叫出来留下了。大帮犯人到了工地后，不少犯人就议论，张敬舜这回可能被“提前释放”了，可我不这样认为。我想，如果是释放他，一定会开个全场的犯人大会，当场对他进行表扬，然后宣布提前释放，这样对别的犯人才有教育意义，如果不声不响的把他放了，能对别的犯人起到什么教育作用呢？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等收工回来，听值夜班的犯人讲，张敬舜被砸上脚镣，由两个解放军押着上了汽车拉走了，大家都感到迷惑不解。张敬舜一直是学“毛选”的积极分子，表现一直很积极，没犯过什么错误呀，怎么砸上脚镣带走了呢？我心里想，等着瞧吧，不掉脑袋就算便宜了他。
不出我的所料，大约在三月初的一天，在保安昭总场开宣判大会，一次就拉出去枪毙了十八个犯人，罪名全是“现行反革命”，其中就有张敬舜。为了让我“受受教育”，叫我去参加了那次宣判大会。我看到张敬舜也象其他被枪毙的犯人一样，五花大绑，嘴里塞着破布，用铁丝勒着嘴，背后插着亡命旗。
枪毙人的布告就贴在白土岗大队的大院里，其中张敬舜的罪行跟他在学“毛选”中交待的想自己当“联苏、讨毛、伐林大军的大元帅”的余罪一字不差。从这里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所谓“坦白从宽”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不错，对于坦白交待的一般刑事问题，确有从宽处理的，但对于政治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在五一年“镇反”运动中，有不少人主动坦白交待了，当时并没有抓他们，可到了五五年“肃反”的时候，这些人又被统统抓了起来，而且判刑都很重，这样的例子我见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谓“坦白从宽”，当时不处理你，可帐却给你记下来了，到了“秋后”的那一天，帐总是要算的。第二，人们常说：“吹牛不犯死罪”，这得看你吹的是什么牛，如果吹牛吹的连伟大领袖、伟大的党都扯进去了，那话就两说着了。张敬舜就是因为吹牛把自己的脑袋吹掉了。他死了并没有哪个犯人同情他，但毕竟这也是一个冤案哪。他死的真是可笑又可悲！
1999/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