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社会除了极少数人外大都不喜欢战争，或者可以说人人憎恶战争。指挥了伊拉克战争的美国驻海湾地区前最高指挥官汤米·弗兰克斯上将也说：“没有人比士兵更痛恨战争！”〔1〕而和平主义者的激进口号是——消灭战争。伊拉克战争使战争成为公共议论的焦点，在战争期间反战人士呼吁立即停止“肮脏而罪恶的战争”。为什么肮脏而罪恶？反战人士说，难道你喜欢看伊拉克人抱着他们受伤或死亡的孩子哭泣吗？美国人强大就可以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随意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吗？可是战争还是爆发并很快结束了，二十一世纪的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时态了。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悖论，人类讨厌战争，但战争恐怕要像不可预测的瘟疫一样将与人类的生存共始终。瘟疫是外在于人类的，而战争是内在于人类的，因为所有战争都是地球人自己发动的。而对于人类的个体来说，战争又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因此，把战争作为一种人类生存不可避免的现象，思考战争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的意义是有价值的。

战争的缘起恐怕要追溯到远古的蒙昧时 代〔2〕。在大自然的生存竞争中，人类必须与凶猛的大型食肉动物搏斗——抵抗和争食。当初如果人类不残酷，而像食草动物一样“善良”，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度文明的人类。鲜血种植的文明很残酷，但与动物相比，我们的祖先除了依靠残酷外，还依靠智慧。而智慧——文明之树的最初种子就是在残酷猎杀动物的盘算和演练中开始萌芽的。原始人的智力大概只比野兽高出那么一点点，他们就借此把自己的自主性与动物的本能区别开来。人类成为高等的动物，与一般动物不再“平等”，通过智慧（如使用火把）战胜野兽，便把自己变成比猛兽更残酷的猎手。吃动物的脂肪、肌肉、内脏和骨髓，人类的大脑因此就逐渐地沉重起来，发达起来。地球生命经历了约三十五亿年的历史，只是通过近数百万年的生存竞争，人类的智力才逐渐地得以进化，脱去代表野兽痕迹的皮毛和尾巴而露出日益健美的皮肤，才有今日选美比赛中人类得以展示躯体的美丽和高雅，才有人类的宗教、哲学、科学与艺术的发生、发展、成熟，以及人类基于长远“人道主义”的“生物道主义”——为保存生物多样性制定法律。人类的英雄主义的根源大概可以追溯到我们祖先原始人的兽性，这是生命的生存竞争遗留的痕迹。

在原始人群中，“爱情”是如何表达的？我们可以想象早期人类的行为也有与动物相类似的情况，一如动物用嬉戏和爱意的追逐来实现交配。动物为获得配偶也有争斗，基本是“非暴力”的。但人类的“智慧”使得他获得“爱情”的手段与动物相比有时显得文明些，有时却更加残酷。部落之间缔结婚姻显然比部落内部通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更有益处，如果婚姻能够通过协议达成当然比动物文明；如果不能通过协议达成就可能采取暴力手段——如战争，这显然比动物残酷。在文学作品如童话故事里也发生动物之间的战争，在真实的世界里动物个体的狩猎行动更是普遍的，而群体动物之间的“战争”很少见。战争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流血的战争使一些人失去了生命，也使一些人获得了比祖先更有智慧和外表更健美的生命，因为与外邦女子的血液融合显然比近亲繁殖更可能诞生优秀的后代，这一点早期人类肯定经验到了。这种经验或者保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的某些片段之中——我们对亲族人的“爱”与对非亲族异性的“爱”完全不同。这种因婚姻引发的战争直到荷马记录的英雄时代依然存在，美女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所劫成为特洛伊战争的起因；而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慕路斯为种族延续而大肆抢劫萨宾妇女，罗马人也不惜要和萨宾人大动干戈。战争对于人种的优化起到了一定的甚至是很重要的作用，最初人类文明的交流就包含着血缘关系的交流。文明早期，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不同语言的种族之间，战争是实现其文化融合、血缘融合的方便快捷的高效率方式，尽管是残酷的方式。由此说来，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可能流淌着几滴“蛮族”“强奸者”的血，不管你是自视何等高傲或圣洁，是无法做得了祖先的主的，这就是人作为历史性的人具有的自出生来必须承接而不能选择的历史性脐带。远古祖先的历史遗存像冰山之水面下部分潜藏在人类楚楚衣冠背后的深处——这是弗洛伊德关于历史存在保存在人类个体潜意识中的观点。古罗马的角斗比赛因东方老人（一位人类文明的圣徒）阿利马修斯的劝阻和牺牲才被罗马皇帝霍诺留于公元402年下令废除，可当今世界的重大拳击比赛往往吸引数亿人的目光。指望全世界人都成为圣徒显然是不明智的，只有青年们血气方刚的激越豪情在经历适当的释放之后，他们才能眺望到理性哲学的修道院。这是一个难于抄近路抵达的过程，正如人类文明史的路程一样。人类的欲望固然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渊薮，可是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动力，是一代复一代人类不枯竭的激情与进取精神的源泉。

人类的征服欲和复仇欲显然比单纯的生物性欲望高级，生物性欲望只是停留在对于饥饿、性欲的满足。某些动物（如大象）尽管也表现出一定的复仇欲，但毕竟比较微弱或短暂，容易淡忘。它们（如牲畜）对于我们与我们祖先对它们与它们祖先的屠杀似乎没有记忆，也就不可能激起它们的仇恨与反抗。人类的征服欲不断激发与释放的结果是通过人类之间的征伐把人类个体归属为一定地域内的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而部族、而民族、国家；而人类的复仇欲其实反映了人类对于正义的渴望，没有复仇欲所激发的对正义的渴望，人类的显性或隐性的契约——国家内部法律和国际条约以及普遍的道德律就不可能存在。人类的征服欲与复仇欲交织出不同区域人群之间的复杂矛盾，而且作为其矛盾极端化的战争本身和结果往往超出战争发动者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征服欲和复仇欲的满足，文明融合似乎是战争的副产品，而其实是主要成果，这好像是上帝的巧妙而神奇的安排，如同人类传宗接代这样重大且繁难的事件通过男女之间欲望满足——肉体引擎的简单机械运动来实现一样，儿童的诞生显然不是爱情的副产品。古代城市文明的兴起聚集了分散的人口从而促进了人类文化融合，城邦国家之间的大范围文化交流与融合依靠贸易，也通过战争。围绕城市所建立的坚固城墙本来是为抵御入侵的，但没有一座坚固的城墙不因战争而毁灭，胜利者又在废墟上建立新的城市，新城市仿佛期待新的征服者。欧洲学者试图寻找荷马描述的特洛伊城的遗址，考古学家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土耳其境内的希沙立克（Hissarlik）发现了特洛伊城遗址，经挖掘发现文明遗存竟有九层之多〔3〕，这意味着在绵延数千年的时间长河中特洛伊有九种文明经历了建设与毁灭的轮回过程。人类所有的物质文明最终总因战争或自然灾害而毁灭，惟一幸存的似乎只有历史文本里的寥寥数语。假如人类文明历史中没有战争，那将使文明大失光彩，很难想象中国的《史记》、古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犹太人的《圣经》、荷马的《伊利亚特》等文献在战争不存在于人类历史中时将是什么样子。可能这些伟大的文本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人类历史学的历史使历史中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成为审美的对象，战争尤其是历史学所关注的对象，因为广义的历史学并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著作，也是民间艺人说唱的话本和偏远地区戏台上帝王将相的演义，因而是美和崇高的古老象征。古代庙宇和帝国的光荣固然因战争而不复存在了，但把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太平洋岛国上的人区别开来的是前者记忆中的历史。人类所继承的历史文明本身其实就包含着战争的遗产，我们无法把战争的野蛮从文明遗产中捡出来扔掉，战争的记忆使和平成为理性的向往，这种向往的可贵是因其根植于历史的资源，所以区别于野蛮人的天真。

代表人类科学最高成就的诺贝尔奖的发起人瑞典的诺贝尔先生（1833～1896）的成功和诺贝尔奖的名声典型地比喻了人类战争与文明的某种关系——火药毁坏了生命财产同时也赞助了科学研究。诗歌、音乐、绘画所歌颂的一切伟大爱情如果没有人类性本欲的支撑就无法实现，这说明我们人类无论显得多么高尚还是不能把自己和动物截然分开。战争激发起英雄崇拜，伟大的爱情总是钟情于恺撒、拿破仑，而不大可能钟情于栖居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尽管亚历山大在躲开照耀第欧根尼的阳光后不无羡慕地说——要不是帝国繁忙的公务，我本来可以成为伟大的第欧根尼。战争说明人类不是天使，战争说明人类就是他本身——精神性的高级动物。当然我们人类和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有图书馆，它们没有。

伊拉克前新闻部长萨哈夫（西方媒体公认的伊拉克战争造就的谎言家）有一句话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们的祖先制定法律的时候，请问布什总统、布莱尔首相，你们的祖先在哪个山洞里吃肉呢?萨哈夫的意思是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苏美尔人制定《乌尔纳木法典》、古巴比伦人制定《汉谟拉比法典》的时候，欧洲人以及生活在美洲的美国人（欧洲移民）还处在野蛮时期〔4〕。然而古代文明的光荣除了历史的遗迹供人们凭吊外，其本身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了，《汉谟拉比法典》无论如何不能约束美国的第三机步师向巴格达挺进。

文明的中心在世界历史上总是飘忽不定的，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希伯来、希腊各文明古国在公元前的五千年里此起彼落、争奇斗艳。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仅就其声誉来说甚至远胜过现代美国已经倒塌的纽约双厦，亚述人的军事力量在彼时世界历史中可比拟现代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人工建筑，它曾经是使入侵者望而生畏的中国的“NMD”〔5〕；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傲视世界，地下法老的咒语依然无比威严——死亡将张大翅膀飞向敢于打扰法老安宁的人〔6〕。在公元后的两千年里，中华汉唐帝国、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轮番扮演世界历史舞台上文明的主角（中国汉朝及欧洲罗马在时间上都是跨越公元前后的帝国）。然而就像花朵最艳丽的时刻也就预示着它即将枯萎一样，文明之花似乎也遵循着某种神秘的季节开放凋零、凋零开放。在此过程中，战争总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二）

战争是人类文明史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完全以超越的态度否定战争不是理性的态度。应该对具体的战争有所区分——“罚无道”的正义战争与非理性的邪恶战争，也许某些战争二者总是兼而有之的，但为了看清历史的脉络，应该首先建立这样两极鲜明的坐标。

武王伐纣是典型的“伐无道”的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战争周武王号召起庸、蜀、羌、�?、微、卢、彭、濮诸部族，促进了民族间文明的融合，再次夯实了华夏文明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周武王的愤怒、阿克琉斯的愤怒、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愤怒虽然起因不同，但都是理智的愤怒，而不是狂暴者的愤怒，是人类历史中正义和善的元气。在荷马史诗中，阿克琉斯不满统帅阿伽门农的专横贪婪，发泄愤怒，威胁退出对特洛伊的战争，使联军遭到几场战斗的失败，阿伽门农不得不身先士卒地投入战斗并最后向阿克琉斯妥协。有学者认为阿克琉斯的愤怒是希腊民主政治的先声，荷马通过阿克琉斯的愤怒教育了希腊人，民主政治因此缘起〔7〕。然而对于周武王来说，他面对的纣王可不是阿伽门农，而是无道残忍的暴君，纣王无道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他把任何批评建议都当作对自己的猜疑，其心理已经严重变态。他不仅把敢于直谏的比干（纣王叔父）剖心而死，而且传说其“酒池”、“肉林”的行为以当时的历史标准衡量也都是大悖人伦的。周武王何尝愿意发动战争，但对于如此野蛮的异类，不发动战争何以显示上天的正义呢！周武王行军途中天降大雨，有人向武王询问天意，他瞭望天空回答说，这是上天为我们在讨伐残暴统治者之前把我们的兵器先洗一洗呀。武王简洁的话语“雨洗兵”〔8〕真可谓天籁，伟大的激情因此荡漾在士兵的胸中，武王坚定的精神力量使泥泞的道路变得平坦而神圣，兵器的闪光让军队显出正义和庄严，残暴的商纣王的死期注定了。像荷马史诗教育了古希腊人一样，司马迁无韵的史诗也教育了中国人，中国人正义而悲悯的天性与这种教育有关。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讨伐罪恶统治者的战争中，“伐无道”典型地反映了有别于西方民主意义的“东方民主”意识。

如果说武王伐纣是有道伐无道的战争，那么希腊波斯战争对于希腊而言可视作是“卫道”战争——希腊人保护自己的伟大文明的战争，以雅典城邦为首的希腊城邦在公元前五世纪初抵御了强大波斯人三次大规模入侵。在那时，波斯帝国的威胁曾增强了希腊各城邦的凝聚力，以雅典为首的希腊联盟对于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胜利可以看作是城邦民主政治对古老君主制的胜利。公元前492年波斯国王大流士对希腊的第一次进攻是被爱琴海的飓风打败的；公元前490年希腊人在马拉松挫败大流士第二次进攻，显示了希腊人的威力，直到今天我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马拉松比赛中可以记起雅典报捷战士那句感人至深的话：“雅典得救了!”这是雅典的福音，也是人类文明得救的福音；大流士死后，他的儿子薛西斯于公元前480年第三次发动了空前规模地入侵希腊的战争，斯巴达人防守温泉关失守后，雅典统帅地米托克决定主动出击，他设计把波斯舰队引入萨拉米斯海湾，希腊舰队利用自己机动灵活的特点把庞大的波斯舰队全歼了，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奇迹。萨拉米斯战役雅典拯救了希腊，从此雅典在希腊崛起。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成为人类文明群星中最为璀璨的星斗，在政治、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广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典范。

如果希腊没有赢得对波斯的战争会怎么样？人类的文明史是否就当彻底改写?历史不能被假设，我们只能庆幸希腊人赢得了胜利。可我们又不得不为另一场残酷的战争而扼腕太息——希腊文明的中心雅典因伯罗奔尼撒战争而衰落，而战胜雅典城邦的是原初一同与雅典结盟共同抗击波斯入侵的另一个希腊城邦斯巴达。民主繁荣的雅典毁于寡头政治的斯巴达总是让读史的人禁不住摇头，我们为希腊对波斯胜利的庆幸又被雅典对斯巴达的失败而生出的惋惜抵消了。斯巴达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是令人望而生厌的，奴役希洛人也许还不算太出格，因雅典也有奴隶，但斯巴达人自己的军事集体主义恐怕是最违反人性的。一个虚弱的孩子出生在斯巴达是不受欢迎的，只能被抛弃在山谷，在烈日和猛禽的嘶鸣中死去。所有男童从七岁开始至三十岁必须过集体生活，接受严格军事教育。即使一个天才，如果他不幸诞生在斯巴达，他也不会成为哲人、诗人或艺术家，而只能做一个时刻准备武斗的战士。斯巴达拒绝文化，他抑制人类大脑的创造性，把自由精神用强力熄灭，只允许接受简单的命令和发达自己孔武有力的四肢，是希腊城邦文明中一个最坏的变种（我们在二十世纪斯大林主义中领略了这种变种的复活）。也许最让雅典人不可接受的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中还联合当初全希腊的敌人波斯人，在波斯人的帮助下斯巴达所建立的海军打败了雅典的海军。雅典海军在公元前405年的失败，是斯巴达的胜利也是波斯人的成功。直到后来亚历山大彻底打败波斯，大流士三世被其部下杀死，历史的一个阶段才算比较圆满地画了句号。民主政治的雅典没有取得对斯巴达人的军事胜利，而寡头军事政治的斯巴达在历史上的名声是它部分地促成了雅典文明的衰落而赢得的。尽管雅典战败衰落有许多因素，雅典城邦突发瘟疫、伯里克利突然去世、民主政治在战争期间决策上的低效率等都可能是失败的因素，但她的光芒却照耀千古，而且还直接影响了马其顿。尽管希腊人视马其顿为蛮族，但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无疑是希腊文明最伟大的传播者。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ros，前356～前323）大帝远征东方可以被看作“传道”的战争。通过战争亚历山大把希腊文明传播到小亚细亚、叙利亚、腓尼基、埃及、两河流域、中亚、印度等广大地区。他的军队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战胜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使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相继灭亡。亚历山大建立的帝国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是人类有史以来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庞大的帝国。可以说，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的远征恐怕也就没有希腊文明在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声誉。亚历山大深受希腊文明的影响，他的老师是当时希腊最博学的人士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远征军带有一大批希腊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博物学家，他们既是亚历山大的参谋，也是传播希腊文明的使者。远征军毁灭了一些城市，也建立了许多以亚历山大命名的新城市，其中尼罗河三角洲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最为著名，后来该城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以其丰富的藏书闻名世界。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到达印度和中亚一些地区，著名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就是亚历山大后裔的杰作。尽管希腊化时期已经不是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但希腊人的思维方式、科学方法、艺术理想、政治理念还是保留到希腊化时期。而亚历山大大帝与后来的匈奴人的四处侵略的截然不同在于，亚历山大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所到之处无不留下希腊文明的痕迹；而匈奴人似乎除了杀戮还是杀戮，哲学、艺术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没有文明的优势，军事的胜利是暂时的，匈奴人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亚历山大的远征传播了希腊文明，是世界文明历史中意义深远的事件。直至后来，拿破仑远征东方完全以亚历山大为榜样，甚至在行为细节上也完全模仿他。

亚历山大远征的成功来源于希腊的先进文明，也在于他的个人天才、政治远见和运筹帷幄的韬略以及勇气和果断，还有不枯竭的征服世界的雄心和个人对生理欲望的克制。亚历山大用宝剑解开戈尔迪乌姆之结典型地象征着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战争对于解决世界复杂矛盾冲突的决定性作用。戈尔迪乌姆是小亚细亚北部城市，它有一座卫城，卫城宫殿里放有一辆战车，车辕与车轭之间用一个紊乱的绳结连接，传说谁能把车轭的结解开谁就是亚洲之主。但许多自信有智慧的人试图解开此结都以失败告终。当亚历山大来到戈尔迪乌姆卫城宫殿时，他凝视绳结，猛然间拔出宝剑，手起剑落，绳结崩碎。在场的人先是惊讶，转瞬间一阵欢呼，人们与其说佩服亚历山大的智慧，毋宁说佩服他的果敢。亚历山大的勇敢和果断似乎使一切问题变得简单了，然而智者们之不能解开绳结是因为他们总是使用理性思维，认为解开戈尔迪乌姆之结当然以不损害绳索为前提。正因为他们理智，所以他们不能解开，或者绳结本来就无法靠智慧解开。而亚历山大超越了这种常规的思维方式，他成功了（当然别人谁敢以此方式成功！）。正像他以宝剑解开戈尔迪乌姆之结一样，他的武力征伐似乎也彻底解决了欧亚大陆各城邦之间、各民族之间、君主制与民主制之间历史遗留与现实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层层矛盾。他的宝剑使过去的历史终结于亚历山大，使未来的历史又从亚历山大开始，他是人类历史河流中巍然耸立的大坝。但反过来看，虽然亚历山大宝剑解开了理智所不能解开的戈尔迪乌姆之结，但欧亚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是不能单靠强力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况且理智所能解开的几何学题（以及许多思维问题），宝剑又焉能“解”开。其实英雄主义与理性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彼此不能取代。无论如何，战争或英雄主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不仅人类思维中的数理逻辑问题不能靠英雄主义解决，而且英雄主义者也不能靠英雄主义解决自己的死亡问题。亚历山大——陆地和海洋的主宰者，帝国的统帅，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雄，不到三十三岁就去世了（公元前323年）〔9〕，他的功业使任何一位自以为是的豪杰都黯然失色；他像流星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却让后世的诗人们吟咏了两千多年。当然，亚历山大的死是件大事，也是件小事，因为人类文明史总要被活着的人推动和主宰。依此而论，亚历山大所占领的亚洲城市融入了希腊文化，而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托勒密和塞琉古所建立的王朝究竟属于希腊还是属于埃及或波斯反而成为了次要的问题。

以中国先秦哲人庄子超然的世界观来看，人类的战争不过是蜗牛角上两个“氏族”的战争，虽伏尸百万、流血漂杵，其实全无意义。实际上，我们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不能像庄子那样超然，国家之间因宗教、文化、经济利益以及边界线划分的异议总是使冲突不断。对于庄子的哲学，无论现代的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是听不进去的，否则中东和平早就是现实了。庄子、军事家、老百姓三者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他们各自的地位决定的，让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母亲有庄子的豁达显然是不现实的。至于对历史事件的观察，历史学家的历史学采取什么态度——大而化之或斤斤计较，其实都不一定能够追溯到历史发生的原因，因历史的偶然性并不一定反映必然。假如亚历山大晚死十年究竟对世界历史有什么影响？——历史学家永远不能像数学家那样能够通过方程计算出确切答案。

亚历山大远征中无数的人丧命，如果以康德哲学所要求的——人是最终的目的——观点推论，那么任何行为不能以人类生命的牺牲为手段达到哪怕是“善”——文明的传播——的目的。然而历史就是这样书写的，文明需要苏格拉底的“知识的助产术”，需要亚里士多德的沉思，需要阿基米德的灵感，有时候也需要鲜血和征伐。

（三）

战争——作为自由意志的人类的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其产生根源固然有人类意志的非理性的因素，同时也有理性的因素，对于战争的诠释只能从人类生存的存在论出发。就西方而言，在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历史中，人类的理性贯穿着这样两个情结——“毕达哥拉斯情结”和“恺撒情结”。所谓毕达哥拉斯情结是西方人欲以数理逻辑为自然世界“立法”——建立数学决定论的世界模型的情结，自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学开辟严密的逻辑方法到现代理论物理学都是这一情结的反映；所谓恺撒情结，就是西方人的英雄主义和欧洲一统情结，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的作为都可看作是这种情结的反映。当然人类的科学理性也需要一定的热情支撑，也需要比喻意义的恺撒情结。然而比喻不可过分，理性的热情不是理性的狂热，狂热的理性已经是对理性本身的否定。英雄主义也需要理性，人类任何一次成功的远征都需要统帅和智囊团对地理环境、行军路线、汲水和补养等进行研究和计算，通过这样大规模的研究计算工程，人类的知识也得以增长。亚历山大以后，统一的欧洲帝国的理想只有恺撒基本上实现了，他建立了与古希腊和恺撒以前的古罗马的城邦国家截然不同的空前庞大的帝国。尽管恺撒削弱了共和制而实行独裁，但罗马恺撒（还有他的养子屋大维）开辟的帝国在环地中海地区通过战争实现了高度统一，而且统一后实现了长时期的繁荣（不同于昙花一现的帝国）。直至现代，“欧洲一体化”、“欧元”、“统一的欧洲”以至今日“欧盟”已基本制定完毕的《欧盟宪法》都与这个理想有关，甚至现代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也认为国家化的统一的欧洲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10〕。当然恺撒情结之于欧洲统一当诉诸战争来实现，在二战后已经根本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所以哈贝马斯向往的欧洲统一和欧洲宪法是要经过平等协商的形式才能实现。对于我们中国来说，统一的帝国是历史中的现实，尽管分裂时期亦不少。对应西方人的毕达哥拉斯情结和恺撒情结，中国人的理想是建立名垂青史的“文治”与“武功”。对于皇帝和官员来说，“文治”意味着德政传布天下，出现尧舜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在文人是立言、立德；“武功”则是征伐叛逆、开辟疆土、抵御侵略，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都是实现了“武功”的典范。

“统一的帝国”、“征服世界”，自古以来这种英雄主义的理想澎湃于无数青年人的心中。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的善是先在的，是天性——上天赋予的本性，所以他们生来不喜欢流血、野蛮、杀戮。可是当恺撒大帝的身影召唤起内心的激情时，拿破仑和他的将领们就会一往无前，不怕流血牺牲、马革裹尸了，他们希望重复恺撒在泽拉（Zelu）会战告捷文书上的话：“我来了，我在了，我胜了（Veni，Vidi，Vici）。”〔11〕不过这种英雄主义对于铁蹄下的埃及平民来说肯定是“恶”，对于当时法国以外的许多欧洲人，尤其对俄国人来说，对战争的发动者的人性他们大概更相信荀子的“性恶论”。像黑格尔那样以德国人的身份却能站在超然的立场上指着法国统帅拿破仑的背影说——“世界精神在马背上”，那是拿破仑称帝以前的事。不过毕竟不同于匈奴、鞑靼铁骑对于欧亚的屠戮，拿破仑的战争使“贵族”们不再高贵，世袭的荣誉威风扫地，因为战争本身就是显示“民”对于“君”的蔑视，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在埋葬士兵尸骨的欧洲土地上生长起来。例如，传说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的鼻子是拿破仑的士兵用炮轰掉的，不过拿破仑对于伟大的埃及古老文明是心怀敬意的，他运回的“罗赛塔石碑”〔12〕被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使失传了千年的埃及象形文字重新被解读，被埃及人早已遗忘的埃及古文明史因此重见天日。因此，对于战争中的善恶事件之于历史的作用恐怕还是应该用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来思考——美妙之花生于粪土，血光之恶亦植善因。

通常，在战火突起的某个激烈的历史情节中，眼见民族遭受涂炭，人性会超越对琐碎的功利主义算计，从平庸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土气的农夫转眼间羽化为立马横刀的英雄。战争对于人性的升华与猛兽对于食物的贪婪是有区别的，所以即使将来世界统一成一个国家，对于使用汉语的人来说，“精忠报国”的岳飞也将与荷马史诗所歌颂的英雄一样不朽。黑格尔认为，战争能激发起民族高尚的精神，这种观点却遭到理性主义者波普尔的严厉批判。如果贯彻“彻底的人道主义”的话，那么的确人不应该以任何名义杀人，我们应该以法律对待犯罪，所以波普尔是对的；可是当法律已经被战争淹没的时候，“伐无道”的杀戮就并不违反理性，黑格尔似乎也没有错。其实，黑格尔与波普尔都可能是正确的，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对应不同的历史状况。

罗马早期，萨宾的妇女终止了一场战争的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有趣的现象。罗马人用计谋抢劫了萨宾的妇女后又与她们结婚并生了许多孩子，此时萨宾男子聚集起力量试图通过战争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妻子们。在罗马人与萨宾人即将展开战斗的时刻，被罗马人劫掠的萨宾妇女却奔来了，她们不愿意发生战斗，因为战争双方都是她们的丈夫或父兄——对萨宾人来说。她们怀抱着孩子把就要开战的双方推开，这样，罗马人和萨宾人即将燃烧起来的战火也就被萨宾妇女们的泪水扑灭了，战争没有爆发。这个事件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即战争的受害者是妇女儿童，以耶稣基督的思想——凡信我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姐妹，因此战争中杀戮的“异邦”人其实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人类应该尽力避免战争，即使发生战争也应该表现出尽可能多的人道精神。战争如果有明确的军事目的，能够达到目的时就应尽量避免太多的伤亡，因为军队双方的两个陌生士兵相遇了，把一个自己并不仇恨的人变成尸体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这种认识的产生是人性的力量使然。

战争是否也可以“文明”起来呢？古代战争是惨烈的，战争与杀人曾是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可是到罗马的恺撒时代却已经发生某种转机。恺撒对庞培战争以前，罗马第二次奴隶战争曾有六千名战俘被钉十字架的记录，其惨烈程度难以想象。普鲁塔克叙述恺撒在高卢作战的情景是这样的——像旋风和闪电攻下八百城池，三千部族土崩瓦解，三百万人激战天昏地暗，百万尸体横陈荒野（可能有些夸张）。但恺撒胜利后却解散了投降的军队，赦免被攻陷的城市居民，取消了“公敌宣告名单”。“恺撒的宽恕是西方人道主义的根源，也无形中影响了基督教的教义——博爱精神。”〔13〕

当鹰鹫吞食战场上的尸体，呐喊厮杀声被阵阵阴风取代，不久，雨水冲刷出裸露的白骨像狰狞的花朵一样在夕阳的余辉中竞相开放，所有胜利的凯歌都因此黯淡幽冷，因此拿破仑感慨万千地说：“胜利是除失败而外的最大悲剧。”人类的战争毕竟不是虎豹的狩猎，理应表现得更文明些。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反复思考，鲜血和白骨给悲伤的后辈以启示，人类终于在1949年8月12日制定了《关于保护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公约共四个，分别对战地武装部队的伤者、病者、被俘者等实行保护。当然其中部分条款可追溯到1907年的《海牙公约》。如果把地球人作统一观，那么战争好像没有胜利者，但《日内瓦公约》可看作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人类用两次世界大战收获的果实。比农夫在秋天的收获显得可怜，文明成果的点滴，需要在大地上种植千万颗人头才能获得，以致意象派诗人T·S·艾略特在他的长诗《荒原》里发问：“花园里种植的尸体发芽了吗？”——发芽了，并已经开花了。

（四）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并不仅仅是收获了日内瓦公约，最主要的是收获了深入人心的历史性真理——平等、和平与发展的观念。在哲学家的书籍中这些观念本来早就有了，可是如果没有战争的洗礼，理性的哲学在民众中总是枯燥、冗长、乏味的。民族—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观念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可是如果你有幸“逆旅”到十八十九世纪和一个英国海军军官讲说这种观念时多半会遭到嘲笑。工业革命使英帝国迅速崛起，它的殖民主义在海外的“成功”造成了这样一种简单的达尔文主义逻辑：谁拥有强大的炮舰谁就可以拥有世界，而且贸易必须以强大的军事来维持。其实这种简单化的野蛮逻辑与工业革命后欧洲人的人文精神——平等理念是极不协调的。但是人文学者书籍里的理论是一回事，大众的一般“常识”性思维是另一回事。何止一般大众，要知道英国当年发动对华的“鸦片战争”也是经过两院辩论通过的，下院人士也都不是一般平民，上院人士更认为自己是比“贩毒集团”高尚得多的“贵族”。

施洗者约翰曾预言在他之后有人将不会用水给人施洗。用什么施洗呢？耶稣既然被超人哲学家尼采所代表的“你我”〔14〕又钉了一次十字架，人类就只好自己为自己施洗了。约翰的预言在二十世纪最初的五十年里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应验了——人类用自己的鲜血进行洗礼。发生在同一个世纪的两次“洗礼”，就其规模之大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巨超过了以往任何世纪。黑格尔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的必然过程。真的“必然”“进步”吗？科学进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弗兰西斯·培根早在十七世纪就发表了《论科学的尊严与进步》〔15〕，而且之后科学的确是迅猛地进步了。那么社会历史是否“必然”“进步”了呢？——许多哲学家对所谓历史进步说持否定态度。因为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世界大战中死的人实在太多了，似乎不是进步的迹象，原子弹的发明只说明我们人类用于屠杀同类的工具“进步”了，战争成了一架高效率运转的巨型杀人机器。就此而言，社会运动尽管不是完全决定论的，然而我们必须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悲剧有所反思，反思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果说战争在未来依然不可避免，然而人类是否应该推迟它来临的时间、减少来临的次数呢？人类显然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战争既然内在于人类，那么人类的意志对于战争必然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问题是“人类的意志”如何体现出来，是否还有比国家、民族利益更高级的利益呢？显然，整个人类的安全应该超越于任何具体的国家主权。可是问题又接踵而至，原则上，即一旦某个国家危害整个人类的安全，如果用和平手段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应该用战争手段解除其武装。那么，用什么标准衡量某个国家的确危害了人类安全呢？如何防止“超越国家主权”观念确能起到维护世界安全的作用而不被滥用呢？人类脱离动物界越远其自由意志受自然律的约束越少，战争“教育”我们的结果是，人类的自由意志理应当尽力减少战争对文明的破坏。即使过去的战争的确“推动”了文明的发展，也不能成为肆意发动战争的理由，除非是“纣王无道”，威胁了人类安全，不得已而为之。对于衡量“有道”与“无道”的标准，世界似乎需要一部超越任何国家宪法的《世界宪法》。当然，这可以在目前的《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制订。其实爱因斯坦曾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他甚至提出要建立“世界政府”〔16〕以代替可能是国际官僚主义和低效率的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政治问题也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会被提出来，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不能超越自己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奉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逻辑的世界只能是动物世界，而不应该属于人类世界。在这里，让我们先看看大英帝国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炮舰政策是如何在历史舞台上谢幕的。

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是人，不是牲畜。但是，一个英国绅士的文雅举止与他签署对殖民地的强制性命令的潇洒动作是不协调的。然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似乎也认同了强权逻辑——谁让我们落后呢，落后了就要被奴役，有朝一日我们也要建成强大帝国，到时候看我们怎么对待你们。由此看来，“你们”与“我们”二者间尽管一个是殖民地统治者，一个是殖民地被统治者，其实都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为铁律，这显然有悖于人类文明的“大道”，于是危险不可避免了。对英帝国的挑战首先来自欧洲世界自身，德国人强化了弱肉强食这种英国人视为常识化了的政治逻辑。既然英国认为炮舰等于正义，谁拥有强大的军事谁就拥有世界，那么英国人拥有的军事力量德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拥有，英国超越了葡萄牙、西班牙，德国为什么不可以超越英国、法国、俄国呢，请来较量一番吧，古罗马的斗兽场看台上已坐满了全世界的看客。英、法、俄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呢，要么退让，要么用战争解决。这样，殖民地国家的幸灾乐祸、中立国家的坐山观虎斗，种种心态反映在外交上是各自怀揣着小算盘的算计，交织出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以英、德为首的两个集团国家夺取世界霸权的矛盾已经日益被激化起来，一种很小的因素都可能成为导火索。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因萨拉热窝事件爆发了，在战争的四年中有三十三个国家、十五亿人卷入，死伤三千余万人。

遗憾的是一战结束后，《凡尔赛和约》没有解决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矛盾。英国人并不认为自己的世界观有什么问题，英国依然是永远的日不落帝国，挑战有什么了不起，同盟国（德、奥匈、意）还不是被协约国（英、法、俄）战胜了吗?然而英国人的得意似乎显得过早了；法国人想得更天真——只要以战胜者的姿态压制、勒索德国人，天下就会太平。英、法或许还重温了英法联军火烧大清国圆明园的旧梦，什么天朝帝国，什么“万园之园”，烧了就烧了，如之奈何。然而德国可不是老态龙钟的满清帝国，它的工业基础没有被一战破坏，德国人认为自己接受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德军从法国和比利时安全地撤回到德国本土时甚至受到民众凯旋般的欢迎。尽管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名著《和平条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认为，赔款的数额并不过分，但是要求德国一百三十二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17〕却是一个问题，即如果要求德国按期赔款，那么就必须让德国经济运转起来，如此，欧洲将面临一个强大的德国，威胁欧洲和平的德国；如果限制其发展，不仅赔款落空，德国人会因为经济萧条而迁怒协约国。德国的经济萧条果然在战后出现了，于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德国人民怨愤满腔，连哲学家海德格尔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期待着“那双令人赞叹的手”〔18〕，德国人正等待着魔王的上台，一个能用讲演把千万人的心变成一条心的希特勒即将横空出世。必须洗刷战败的耻辱，让法国人在同一辆列车上签字投降，让英国的妇女在伦敦桥上哭泣丈夫的阵亡，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德国，惟有德国，欧洲将统一为德国！看来，弱者之肉强者之食的逻辑只有被演绎到如此极端的程度——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才能让世界清清楚楚地看见它的危害。二战爆发了，首鼠两端的庸俗哲学必须抛弃，小算盘必须砸烂，是死亡还是生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人道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还是人类和平，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以其反动的方式让全人类在自己的前途面前必须做出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

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人甘地的挑战才是最富建设性的。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抵制和抗议英国人的统治，这是向英帝国国民人性的挑战——一个印度人可以比一个英国人更高尚、更人性；甘地的挑战同时是向国际强权政治的挑战——军事强大不应该是奴役他人的理由。这种挑战是直接地用理性的逻辑来反驳非理性的、违反人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动物性逻辑。可是伟大的道德律并不会被英国人轻而易举地领悟。英国人哪会愿意主动地失去海外殖民地，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历史的“工具”——英帝国把它工业革命的遗产散落在海外，而他自己的强权政治所能得到的惟一财产只能是——衰落。

最后，历时八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二十亿人口卷入战争，六十一个国家参战，战线遍及三大洲、四大洋，累计死亡六千五百多万人。战争的积极后果是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使欧洲从十五世纪就开始经营的世界殖民体系（英国海外殖民地相当于英国本土一百四十倍）土崩瓦解。不幸的是，大战解决了一些旧世界的矛盾，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雅尔塔体系决定了以苏、美两极化为核心的新的世界格局，人类不得不逐渐适应在冷战时代战战兢兢地生活。换言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炮舰政策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谢幕了，但并没有完全消亡，人类的生物性决定着它大概不可能从人类的精神中彻底祛除。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没有蔓延到美国，美国因战争而发达。战争结束后，美国黄金储备约占世界三分之二，各种产品生产量占世界总量三分之一，船舶吨位占世界一半，国防预算仅次于苏联，在海外拥有近五百个军事基地〔19〕，超越英国而一跃成为与原苏联抗衡的超级大国。成本高、效益差、违背道义的殖民主义被历史厌弃了，美国认识到，用武力维持的殖民主义早已是过时的意识形态，推动经济贸易全球化才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更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美国真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吗？它是否能吸取英帝国衰落的教训呢？它的民主政治是否成为全世界效法的楷模呢？在苏联解体后，这些问题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是毫无疑问，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却是疑虑重重。

（五）

远古的战争具有自发性，侵略者的目的是占领土地和掠夺妇女和财物，然而对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来说，建立强大帝国、传播威名、获得荣誉也是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现代战争也延续了其中的部分目的，但二次世界大战后明目张胆地发动“谋财害命”的原始战争似乎只有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萨达姆如果生在三千年前黩武主义的亚述帝国，其作为或许无可厚非，可是他生在现代却做着专制帝国的古梦，就太不合时宜了。不过萨达姆总统比起日本列岛上靖国神社里的死灵魂的罪恶显然是小巫见大巫。

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士兵来讲，在战争中可以做在和平时期不能做不敢做的勾当可以说是他们潜在的心理。联想中文化交流史，使人不得不认为——如果魔鬼的确是地球上存在的生物，那么它的行为是难以用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的。日本人从秦汉时期就开始了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唐以后广泛学习中国的文明，大量使用中国的文字。仅从公元630年至894年唐朝的二百多年中，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就达二十次（成行十六次），每次两百五十人至五百人左右，汉文化因此得以全面传播日本〔20〕。唐高僧鉴真法师（688～763）率领一批优秀人士东渡日本，将中国建筑、雕塑、医药传布东瀛，至今日本奈良仍存有鉴真法师所建的寺庙戒坛。而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征服日本时，“神风”却救了日本人，远征军舰队被风暴打败了，这使日本人由衷感激“神风”，所以二战中参加太平洋战争的自杀飞行员自命为“神风”突击队员。他们驾驶装满炸药的飞机号啸着钻进美国航空母舰的烟筒里，使美军遭受重大损失。而日本士兵对中国人的屠杀却是灭绝人性的，他们在南京举行杀人比赛，他们用刺刀剥出孕妇肚子里蠕动的孩子，他们挖下中国婴儿的肝脏吃……这些行为超出了我们对于“人类”定义的底线。不过日本士兵的兽行对于日本自己的文明来说还是有益的，如果没有日本、德国法西斯的罪恶到非人程度，世界就不可能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性，美国就不可能倾尽自己的力量参加太平洋战争和解放欧洲的战争。可喜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最终使日本军国主义覆灭，从而拯救了日本文明，使其走向理性的道路。而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原子弹的爆炸极大地震慑了日本人的心理，加速了和平进程。由此看来，面对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强奸中国妇女、对中国人进行集体屠杀、把活生生儿童的头颅摔碎在石头上，有时文明的抗议声音对于野蛮的行径实在是太苍白了、太脆弱了。的确应该把“日本人民”和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可是当中国的大片土地被蹂躏、南京城尸横遍地的时候，就像群狗在受伤的大象前狂吠一样，日本国内民众不是举国欢庆、“日本人民”不是一片沸腾吗？我们如何区分“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呢？因此对于野蛮民族的震慑就显得尤其必要，也就是说，只有当日本广岛、长崎升起“末日”的蘑菇云的时候日本人才会有所反思，即只有日本兵的父亲从一个骄傲的胜利者变为一个可怜的受害者才能使他思考人之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否则中国的五经四书里的“仁”在日本人眼里不过是羔羊待杀前的呻吟。本来，中国江河大地凝聚起了涤荡乾坤的浩气，长城的秋风已经向东瀛飘去了一缕仁者的悲悯，而鉴真法师像也似显现慈悲的规劝——住手吧，否则死期到了。可惜疯狂的日本人没有领悟，杀人比赛照常进行，那就只好等待核物理学家的教诲了。轰然之后，是血水蒸腾的残垣断壁，矮小的尸体顷刻间化为清烟与玻璃……一个个趾高气扬的“天皇”的臣民在学习了有关核裂变、核聚变的知识后才忽然间变成了一个痛哭流涕的可怜人，野蛮者转瞬间变成对“野蛮”的谴责者。这戏剧性的变化效果是任何宗教、哲学、道德伦理教条作用都达不到的，似乎只有“胖子”、“小男孩”才有此奇妙的能量。当然，蘑菇云不是圣诞树，是不应该受赞美的，起码日本的儿童是无罪的，即使战时日本也有反战人士，核灾难发生只能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己。对于不可一世的民族来说，和平主义只有在恰当的时候才会被倾听。战争是野蛮的，对于制止野蛮的战争来说只有通过反野蛮的战争才有效。战争有时是文明的破坏者，有时是文明的维护者。当你说善推动了历史进步的时候你固然说出了一句伟大的真理，当你说恶推动了历史进步的时候你说出了一句更伟大的真理。——如果我们不把黑格尔这句深刻的话理解到荒谬的程度——主动地制造恶以达到推动历史前进的目的，那么我们对于“恶”的含义应该有所区分。必须意识到，即使对于康德所谓的“世界公民”来说，南京大屠杀的恶与日本广岛、长崎的核弹爆炸的“恶”也有着根本性的差别〔21〕。

我们人类是有限的，有时是可怜的、无助的，因为我们都是女人生的，也都有临死前的脆弱，所以不能恃强凌弱。但这个简单的道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领会，对于德国纳粹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无限地膨胀自己的欲望，崇拜自己的武力，认为自己差不多是上帝了，可以为所欲为、主宰其他人生死了，就疯狂地发动战争。于是，也只有战争才能教育他们。对于已经堕落为魔鬼的分子来说，制造死亡是他们信仰的宗教，也只有他们自己的死亡才能拯救他们自己的灵魂。对于德国纳粹分子来说，当在儿童时代，他们一定是天真的、可爱的，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变成凶残的人了呢?当把一群犹太人赶到毒气室里不动声色地按动开关的时候，他们童年时代的人性哪里去了呢？——询问人性在纳粹看来是太“幼稚”了，他们更关心的是这样“深刻”的问题——在焚尸炉里如何焚烧尸体才能最节约宝贵的焦炭？焚尸炉制造商拓普父子公司的研究成果是：一个营养良好的犹太人＋一个犹太儿童＋一个被集中营折磨得皮包骨似的犹太人，如此组合燃烧效率最高〔22〕。

战争收获了和平，没有美国对日战争就没有保障日本文明在最近半个世纪高度发达的宪法，即日本宪法是美国向日本“输出”原子弹后输出的最富价值的赠礼，日本作为美国输出自己意识形态的成功典范向世界昭示了野蛮向文明是如何转换的。当然这种转换还并不彻底，靖国神社的死灵魂一次次地在被参拜中召唤，我们无法预测死灵魂会不会复活以及一旦复活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美国对日战争的胜利不仅表现在战争本身的胜利，而且表现在一种自由民主政治对一种邪恶的法西斯专制极权政治改造的胜利。这一意义也只有参考原苏联对于德国的军事胜利后的重建失败才有意义。东德人与西德人之间有一道“柏林墙”，这道柏林墙在上世纪中后期上演了任何现代派戏剧都无法超越的精彩剧目，即墙这边把自己的社会描绘成天堂而把墙那边描述为地狱，奇怪的是天堂一方的人总是冒死逃亡去地狱一方。“天堂”的统治者显然出于好心——为了使那些竟然敢于去“地狱”的人免于堕入地狱，就下令开枪打死了他们。

本来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博大，而博大的根源则来自于谦虚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唐时，中国的伟大高僧玄奘法师曾不远万里去印度取经，使汉以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逐渐融入中华文明，而佛教的发祥地现在却已难觅佛教的踪迹了。但是到满清时代，进取精神逐渐懈怠，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狭隘政治集团的统治下，致使近代中国明显落后于欧洲。据载，西方伟大学者莱布尼茨曾七次致信康熙皇帝，康熙也表现出一定开放胸襟，但他毕竟不可能认识到西方文明的真正价值。即使乾隆皇帝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以优礼款待英国访华特使马甘尼伯爵，但也没有达成任何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的协议。后来满清因对外部世界无知而生的傲慢竟愈演愈烈，以至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特使阿姆哈斯来访，竟然因其对跪拜礼的异议而与英国中断了高层往来〔23〕。显然，鸦片战争失败是中国为其闭关锁国付出的巨大代价，满清也就愈来愈显出固步自封的老态。尽管鸦片战争本身显示出英、法帝国炮舰政策的野蛮，但对于中国文明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一个莫大的刺激，终于使中国人意识到中华文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世界不是中国历史上遇到的那些边远地区文化落后的“蛮夷”，西方文明是和中国文明同样先进甚至在许多方面更先进的文明，不谦虚地学习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就有衰落乃至灭亡的危险。从这一意义言，鸦片战争对中华文明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中国近代文明史的转折点。甲午战争以后，满清的气数将尽已经显露无遗，狭隘、短见、乡愿的慈禧统治集团的愚蠢、浅陋、猥琐的作为与中华文明博大宽广的性格格格不入，终于招致庚子之祸，八国联军轻而易举地进入京城，这足以说明满清王朝已经不能从任何意义上代表中华文明了。

（六）

当战争作为“罚无道”时，是应该被称颂的。它使文明免于浩劫，所以武王伐纣是正义的行动。对于一个残暴、荒淫的统治者，用武力推翻它是“替天行道”。不过中国的君子伯夷、叔齐是不赞成“以暴易暴”的。应该向伯夷、叔齐这样彻底的和平主义者致敬。但以非宗教的态度判断，孤竹二君的思想显然不合时宜，无论在任何时代。

当美国军队兵临巴格达，中国的军事评论家纷纷引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名战例——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认为伊拉克人民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巷战不可避免，巴格达也将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然而战争的进程还是讽刺了中国军事评论家们的高谈阔论，激烈的巷战根本没有发生，美国的坦克轻易地进入巴格达。更让那些站在伊拉克立场上的人士蒙羞的是，不仅没有像样的抵抗，而且当美国的坦克停在巴格达市中心的广场上时，巴格达市民协助美军推翻了萨达姆的雕像。当雕像倒下时，市民欢呼雀跃，在萨达姆“身上”跳舞。

伊拉克人的爱国主义哪里去了?他们的“忠心”哪里去了?在伊拉克，最重大的和最热烈的节日就是萨达姆总统的生日。曾几何时，萨达姆以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伊拉克总统，伊拉克人热泪盈眶地呼喊：“我的心，我的血，萨达姆！”但是，或许伊拉克人自己也并不了解自己。战争迅速结束的原因，并不全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是伊拉克人抛弃了萨达姆。

战争固然残酷，战争中一个伊拉克儿童的哭声可以立刻传遍全世界。可是，比儿童的哭声更残酷的是，在非战争期间当成千上万人被集体屠杀时并没有人看见，所以也就没有多少人指责罪恶。据手头的资料，仅在1987年，八架伊拉克飞机对北部库尔德人的二十个村庄实施化学武器攻击，造成至少八千库尔德人死亡，“母亲们的尸体紧紧依偎着自己死去的孩子”〔24〕。最近，在战后伊拉克发现的“万人坑”证据确凿，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是，万人坑里的一万五千具尸体都是被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活埋的〔25〕。

把一万多人双手反绑，蒙上双眼，活活埋掉似乎比伊拉克儿童的哭声要悲惨些。萨达姆总统如此对待反抗他的人民，他的高得票率恐怕是人民害怕活埋而填写的。想想伊拉克上万人惨遭活埋，以及伊拉克民众高呼“我的心，我的血，萨达姆”的情景：一面是伊拉克儿童贫血的面孔，一面是萨达姆总统和他的两个儿子豪华的住宅和荒淫无度的生活；一面是国际人士为拯救伊拉克人民实行石油换食品计划，一面是萨达姆总统不惜血本地在全国各地为自己的尊容建立无数的雕像，我们就能够对于什么叫专制极权有所理解——个人崇拜是由极端恐怖来维持的。由此看来，美国的“斩首行动”对于萨达姆总统的惩罚似乎并非不符合正义。

对于某些学者指责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破坏了“多元文化”的观点，应作客观分析，区别对待。倡导文化多元主义当然应该举双手赞同，但关键是如何理解“多元文化”中的“多元”。如果地球上目前依然有食人族，就不能认为他们的“文化”应该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继续保留；纳粹分子可以在晚霞中悠然地欣赏从焚烧犹太人的焚尸炉中冒出的“炊烟”的“美景”，对于这种“文化现象”，只能在“恶的辩证法”的意义中才能进行“文化”“审美”；至于原苏联把五十万知识分子处死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大地〔26〕，就其历史场景来看，也是很“壮观”的，但似乎二者都不应该属于“多元文化”之“一元”。我们的观点是，食人主义、法西斯主义、乌托邦专制极权主义以及萨达姆的“活埋主义”都不是文化多元主义的一元，它们是比斯巴达之于希腊城邦文明之变种的更坏的变种，是人类文明的公敌。至于不乏真诚的学者担心美国推广的民主自由有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尽管并不多余，但不必忧心忡忡。民主固然也是一种文化，但它不会摧毁其他文化，因为它是和“专制”对立的。比喻地说，民主是文化的营养素，它只能催生文化而不会“我花开后百花杀”。民主的普适性使其和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并不一定构成亨廷顿先生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在专制与民主、野蛮与文明的冲突中，民主与文明的最后胜利应该是全人类的福音。

历史地看，人类恐怕还有更加激烈的战争在我们的地球上上演，战争或许在人类历史中是不可能消失的现象。古代战争似乎是独立的存在并对人类文明产生影响，但人类步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类的整体意志逐渐地凝聚起来，人类当然不应该对战争的发生无所作为。由于精确制导武器以及高新信息技术对战争的监督，使现代战争具有一定的理性，表现为战争在一定意义上的有限性和可控性，不把平民作为军事目标打击，从而区别于古代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由于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那里，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和规模变得很小，尽管仍然有对平民的误炸。总之，历史学家不应该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既然战争不能在可预期的未来人类历史中消亡，我们就应该正视这种进步。

可以设想，人类未来尽管仍无法消灭战争，但战争本身是可以文明起来的。在未来战争中，所较量的可能不再是血肉之躯的生死，而是科技力量的高低。虽然预言未来战争双方都接近“零伤亡”还为时过早，但生命损失将会日益减少，当然前提是——人类能找出抑制世界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十分理性的办法。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当前，在一般常规战争外人类文明的肌体上却长出了恐怖主义的毒瘤。如果不能有效制止其扩散，一旦恐怖主义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生化武器），那么整个人类的安全将受到致命的威胁。在政治、经济逐渐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消灭恐怖主义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但愿不要在只有爆发一场大规模核战争之后，残余的人类才会下决心彻底销毁核武器，核战争不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终结的“葬礼”。

注释：

〔1〕〔24〕徐冰川、辛本健：《帝国之战》，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164、135页。

〔2〕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1877年出版的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将人类史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期。

〔3〕考古学家窦普菲尔德在1902年所著《特洛伊与伊里温》一书中认为，特洛伊的九层文明分别是：一至五层存在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代的前半期，规模宏大的第六层属于迈锡尼时代，第七层与第六层时间接近，第八层属于早期希腊时代，第九层属于希腊化时期。见范勇：《沉寂的神殿》，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54～63页。

〔4〕按照摩尔根人类史三期划分，野蛮时期是文字产生（文明期）以前的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巴比伦时代，欧洲大部分居民还是没有文字的野蛮人。

〔5〕NMD是现代美国国家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缩写，即：Nation Missile Defense。

〔6〕1922年11月19日，人们在发掘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卡蒙(Tutenkhamon)（约前1361～前1352在位）的陵墓时发现了这样的咒语：“谁搅乱了这位法老的安宁，展翅的死神将降临到他头上。”见沐涛、倪华强：《失落的文明：埃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7〕见《文史哲》2003年第3期载尹振球先生的文章《荷马为什么唱阿克琉斯的愤怒？》。

〔8〕汉·刘向《说苑·权谋》载：“周武王伐纣，风霁而乘以大雨，武王说，天洗兵也。”按历代诗人以“雨洗兵”为一种壮阔境界，唐·岑参诗《奉和相公发益昌》有句：“朝登剑阁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兵。”

〔9〕亚历山大死亡日期是公元前323年6月12日，当时，亚历山大不到三十三岁，在位共十二年零八个月。见夏遇南：《亚历山大帝国》，三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98页。

〔10〕见(德)见哈贝马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原载《时代周刊》2001年第27期，后经曹卫东译成汉语载《读书》杂志2002年第5期。

〔11〕〔13〕见《恺撒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9、15页。

〔12〕1799年在距离埃及亚历山大城四十八公里的罗塔镇附近发现了这块被称为“通往古埃及文明钥匙”的罗赛塔碑。见《失落的文明：埃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14〕十九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的箴言：“上帝死了，是你我杀死了他。”

〔15〕(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页。

〔16〕《爱因斯坦晚年论文集》中论文《迈向一个世界政府》，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7〕胡德坤、韩永利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历史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该数据（一百三十二亿金马克战争赔款）载此书中徐友珍论文《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未能避免的原因》。

〔18〕“那双令人赞叹的手”——指希特勒。海德格尔曾对雅斯贝尔斯赞扬希特勒：“文化无关紧要，你看，他那双令人赞叹的手。”见卡尔·雅斯佩尔斯：《哲学自传》，慕尼黑1977年版，第101页。

〔19〕有关美国在二战后的国力情况的数据，见徐蓝《雅尔塔体系、冷战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一文（载《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历史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0〕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21〕关于行为的恶与道德的善的关系参阅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1页。

〔22〕美国《生活》编辑部：《杀人机器》，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23〕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25〕见2003年5月21日、6月17日《北京晚报》转载的美联、路透、法新三家通讯社的报道。

〔26〕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页。该书载：“斯大林恐怖的规模之大是无法比拟的。根据最谨慎的估计，仅1936—1939年受迫害的政治犯(主要是知识分子)不少于四五百万人，其中至少有五十万人很快被处决了。”

《书屋》二〇〇三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