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哲人善于在人类行为中发宇宙论,《易经•复卦》就是基于对人类生存的敏锐观察而发现了宇宙超循环运动,其“刚,反动而以顺行”是对超循环的最好描述。自然科学逻辑系统以其遵守逻辑不矛盾律故其所描述的对象都是运动而无变化的存在,而世界并不存在运动而无变化的存在者,实际上自然科学所谓循环运动是基于对世界的简化,其所谓超循环依然是对形而上学超循环论之谓超循环结构之循环部分的描述,故无关乎宇宙信息量的增长。吾人所谓形而上学超循环论乃是基于对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批判而超越性回归中国古典哲学的超循环论,进而重新达到“复,见天地之心”——即在超循环运动中见出宇宙一切运动皆宇宙大心之动。——人类思维发展亦为超循环运动。
关键词:“刚,反动而以顺行”、循环、超循环、科学、形而上学
(一)、《易经•复卦》中“刚,反动而以顺行”意指超循环
人类语言远早于文字产生,如“日”、“月”、“年”语音早于其所对应的文字,这意味着即使在文明史前,人类每天在对太阳运动(当然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动)感受中、每月在对月亮圆缺观察中、每年在对季节转换体验中,领悟到了循环的意义。然而“超循环”则微妙得多,即使在文明史开始后,也不是每个文明区域都能领悟其意义。中国文明很早就领悟了超循环运动,这在《易经•复卦》中可以明见。
“刚,反动而以顺行”来自于《易经•复卦》的彖辞:“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这里的彖辞是对复卦卦辞“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的诠释。
哲学-形而上学分两部分:曰宇宙论,曰生存论。哲学家一般对物质物世界发宇宙论,对人类世界发生存论。而《易经》有所不同,它对物质物世界发宇宙论进而联系于生存论,同时也对人类世界发宇宙论。前者的例子如《易经•谦卦》,地下有山( )——这种自然现象对应于“谦”,谦虚、谦让、谦卑本来是人类世界才显明地存在的现象,但先哲在自然世界中也发现了“谦”(山一般高于地平线,故地下之山便表现了山的谦卑)——人类世界任何现象都有其自然世界的源头;后者的例子便是《易经•复卦》,在人类世界之往复运动(如人不断出入家门)中见出天行。中国哲学似乎天生就有 “天人合一”观念,认为人类既发生于宇宙中,则其必定与宇宙具同一性,如此通过人类世界而见出宇宙真理也就理所当然。《易经•复卦》彖辞对卦辞的解释:“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就是说,人类世界中的个人行为如人从家门出入、朋友来访(复告辞)——反复中走过同一道路,约略以七日为周期,这种人类行为所反映的是“天行”——即宇宙整体运动。宇宙整体运动与人的运动具同一性,“天行”判断隐含了宇宙整体是生命体的意义:人的行为就是天行的微缩性表达,人类个体的反复性运动超越性浓缩了宇宙的反复性运动。
如果止于这种“反复”论即循环宇宙论,就与在物质物世界运动中见出循环(如在四季变换中看出循环)没有什么区别了。微妙的发现在这里:“‘利有攸往’,刚长也。”意即无论出入家门的循环往复、还是朋友来访的循环往复,皆“利有攸往”即“刚长”,“刚长”意即反复性运动中的利益盈余——其本质义是系统结构能-秩序度-精神性-信息量的增长。
我们每个人的足迹总是被尘埃车马或其他人足迹所湮灭,设想人的足迹可以不湮灭的颜料显现,如此把人一生足迹连接起来,就能看到足迹曲线之循环往复,无论人们到田间劳作或进行贸易、外出交游,都是走出家门再返回家门。在此往复中,“利有攸往”是明显的。
假如没有贸易(并且假设社会分工是严格区分的)即没有货物与钱币随着人我足迹从家门出入,那么就会出现种粮的人因无法以粮食换得衣服而受冻、种棉花-养蚕-做衣服的人因无法换得粮食而挨饿;但这种假设的情况很少出现,盖贸易总是在人类世界发生。如此种粮与种棉花-养蚕-做衣服的人互通有无,在贸易中财富的净值并没有增长,但利益却增长了太多——免于冻馁而使人类生息繁衍从而实现人类进化。人类的所谓富裕不仅于财富净值充裕,更主要的是交换及时顺畅从而满足多方位需求。我们与朋友交往,在互相问答中,思维中的问题得到了相互启发,与互通有无的贸易使人类生产均衡发展进而使人类世界进化一样,思想交流使人类思维想象力得以激发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就是“利有攸往”即“刚长”所在,即人类思维信息量获得了增长。可见伴随人类足迹往复曲线的是物质与信息的交流,即物质、信息只有在传递中才会实现人类世界整体结构能-秩序度-精神性-信息量的增长。
“利有攸往”即“刚长”在人类世界而外的“天行”也是明显存在的。我们看在江河湖海的水循环运动中,江河巨川接受冰川融化的水以及雨雪降落的水而奔流入海,海洋在风吹日晒中蒸腾而为云雾,而后随风飘动全球而化为雨雪重新降落于山河大地而被江河收集,江河再汇入海洋……周而复始,——这当然不是无意义地转圈子,“利有攸往”之“刚长”表现在地球因之有了复杂的气候,复杂气候与复杂地理形态结合起来便形成各种复杂态势,复杂态势之为复杂信息之被超越性浓缩——就是生物的发生与进化,生物进化与人类进化就是生物与人类通过其在地球上的活动而将地球表面各种复杂态势所蕴结构能逐渐地吸纳浓缩到自身(生物与人之生命体)中。宇宙中当然存在荒芜的区域——如某些行星没有如地球表面的生命发生,其自转与公转似乎是无意义旋转,然而须知我们所居太阳系不是孤立存在,地球唯有在宇宙之比恒河沙还要多得多的星系中存在才可能有生命的发生与进化,故其他星体的转动皆为生命发生与进化的必不可少条件。可见天道-上帝乃是以貌似循环(实则是不完全循环)的方式实现“刚长”即宇宙信息量的增长,这便是超循环的意义。
以蚊香图示超循环运动
进化的本质意义就是宇宙历史理性不断累积想象力而使其信息量越来越丰富,物质物世界进化出生物世界、生物世界进化出人类世界都是宇宙结构能-秩序度-精神性-信息量的增长。注意我们这里所谓信息量增长(刚长)是自组织结构的活信息即形而上学性信息的增长,而非人类计算机技术他组织结构中数字蕴含的死信息(数字信息)的增长。计算机作为他组织结构其死信息总是保持守恒(可谓“计算机信息量守恒定律”),其运算中的输出相对于输入没有丝毫的溢出。自组织结构的活信息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增长的?答曰:超循环。故彖辞结论是“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意即超循环运动中见出宇宙心灵-精神的存在!
“刚,反动而以顺行”就是说刚健(进取、想象力萌生、利益增长、信息量增长)蕴含在“反动而以顺行”中。“反动而以顺行”这是对超循环运动言简意赅的描述。我们可以从蚊香燃烧之反向中理解这种超循环运动(如右上图),在“刚,反动而以顺行”判断句中,所谓“反动”,就是运动者总是随着时间欲改变既有运动方向而返回起点,所谓“顺行”,即这种反动不是截然折返、而是新时刻运动总是顺应旧时刻运动,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就是超循环,刚健蕴含其中便是对循环的破缺——循环中有不循环因素,图中螺旋线上任何一点都不与其他点重合,如A点与B点有空间距离R。我们以螺旋的扩张(B点比A点更远离出发点)意指结构的复杂化【注意图所示意的超循环仅仅是示意,即以空间螺旋运动表征抽象的超循环,故其中R所表征的超越性(刚长)并非如空间螺旋运动那样是能被人我预知的量,如生物或人类的生死超循环中所蕴含的生物-人类进化不可以被人类先在地预知】,故循环中有不循环者,是为超越性所在,“刚,反动而以顺行”就是如此表达了超循环意义。还有什么语句有比“刚,反动而以顺行”——意即“超越性(即系统想象力的累积增长)蕴含在系统超循环运动中”——之对超循环运动描述更传神的修辞吗?恐怕没有了。
《易经•复卦》的对于超循环意义的表达在后世有所遗忘,因此出现了一些牵强附会的、甚至错误的解释,最显著的莫过于对“刚反动而以顺行”的句读错误,有的断成“刚反,动而以顺行”,有的断成“刚反动,而以顺行”,支离破碎的句读明显出于对“刚,反动而以顺行”的不理解。
人类对超循环意义的理解领悟也呈现出超循环运动形态。虽然在《易经•复卦》中超循环的意义已经被揭示,然而人类的科学思维总想确切理解超循环的意义,于是便有自然科学对循环与超循环的具体描述,典型的如经典物理学之两体运动系统循环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中电子云循环论乃至生物化学中的催化反应中的超循环论,自然科学的循环论与超循环论的具体描述貌似确切,其实泯灭了《易经•复卦》所论超循环的超越性意义,盖超循环之超越性其规定性就在于不可确切描述;以超循环是一个由超越性与循环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故对于超循环中的循环部分也是不可能完善描述的。当然,科学主义基于自然科学对循环的描述而认为世界是必然的——虽然背离了理性形而上学超循环论关于宇宙是自由的极高明意义,但为我们在新的层次上理解超循环意义进而超越性回归《易经•复卦》的深意提供了契机。
(二)、自然科学中循环与超循环的意义
自然科学基于经验而行判断推理之遵守的原则就是数学原则即逻辑斯蒂原则,逻辑斯蒂的根本一点就是不矛盾律,这意味着自然科学所指称的事物都是不变的运动。不变而有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一定是循环运动,而我们将说明世界不存在循环运动,而自然科学之所以有不变的运动是由于它将微小变化等同于不变——这也看作是一种化约。这种化约造成的误差在一般经验视域似无关大体,因为人类中的任何成员其生命时间只有数十年,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在运动中的变化(所谓变化就是人类经验世界信息量的变化——截至目前宇宙的信息量一直处在增长中)也是微乎其微,即使人类文明史所对应的五千年,人类自身与他们所面对的经验世界也没有可察觉的变化——比如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的动植物就其沉积的骨骼或碳化标本(或古书所记录形态)而论并没有明显改变。然而在对更久远之历史遗迹之分析中,时间可以数百万年乃至数十亿年,数百万年前的人类与我们现代人其生物结构上的差别可谓大矣,三十二亿年前最初的生命形态与目前生物形态其差别可谓大矣,一百五十亿年前宇宙刚发生的形态与目前宇宙形态差别可谓大矣,这些巨大变化何时发生的?当然不是在某一刻急遽发生,而是时刻进行着的进化之累积而来。故以“有运动而无变化”的世界观看局部世界误差很小,看整体世界则误差太大以至于可谓谬误!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理论中之所以有循环运动是由于基于它将小时空域的超循环运动简化为循环运动的缘故;而在大的时空域(时间长度可与宇宙既往历史时间数量级可比),超循环的超越性将世界改变得十分明显,“有运动而无变化”的世界观其谬误性也就十分明显了。总之自然科学所化约掉的变化量虽微,而其在漫长时间所累积的变化量甚巨,故造成基于经验检验的科学与对历史性运动的总体观照的对立。
我们说不变的运动即循环运动即必然运动是不存在的,宇宙中自组织结构皆为超循环运动。而人造机器作为他组织结构其结构层次上的运动是准循环运动,准循环运动也不是完全循环运动,盖任何物质物材料都不是理想刚体,机器零部件也就不可能制造得完全精确,故机器运转不可能完全循环,这种不完全循环运动却不是超循环运动,盖运动误差对机械运动的破缺不会造成机器的复杂化(机器故障率在最初的磨合后也会降低,但非如生物体的生长,更不同于生物世界的进化)。
下面我们指出自然科学中两种运动描述都基于对世界的简化,自然科学之循环论与超循环论都是基于世界之为“有运动而无变化”的世界观,故二者都不对应世界运动的本质性变化——无关于宇宙历史理性想象力。二者分别是:物理学对两体运动系统的循环论与电子云波动循环论,生物化学关于生物化学反应中的超循环论。
(1)牛顿力学之两体循环论与量子力学之原子中电子云的波动循环论
牛顿力学系统建立在对自然世界的简化之上,牛顿将两体系统从多体系统中分离出来而有万有引力定律,即两体之间引力成平方反比关系:F= (其中F为两体之间引力,G为引力常数, 分别为两体质量,r为两体之间距离),设 极小,则 将围绕 作永恒的循环运动。牛顿力学的物体为刚体,其质量在运动中没有任何增减,因此两体系统是完全循环的机械运动系统。
关于电子在原子核周围的转动,起初被物理学家认为是如微缩的太阳系中的行星运动,正如引力束缚了行星转动而不使其逃逸,库仑力(此力也是与电荷距离呈平方反比关系)使核外电子稳定地绕核转动。但以经典物理学而论,电子的绕核循环转动以其方向的不断改变而会产生辐射,故损失能量,导致其吸附于原子核上,而这明显与观测不符——电子并没有在转动中损失能量而吸附于原子核进而与质子的正电荷中和造成原子结构塌陷。物理学家遂认识到经典物理学不足以解释微观运动,故有超越古典力学的量子力学,量子力学认识到电子的绕核运动的非完全确定性——电子运动不可以在宏观物体那种有确定性轨迹运动的意义上理解,观察者不可能同时测得准电子的位置与动量(位置越测得准则动量越测不准,动量越测得准则位置越测不准)。这种非完全确定性运动可以薛定谔波函数描述,波函数是对电子某时刻出没于原子核周围空间的概率性描述,即对电子运动确定性程度的描述。物理学的规定性使它否认不确定性的本质是自由(当然也就否认了量子超循环运动之超越性的精神本质),故波函数是对电子云循环运动的描述。
(2)生物化学关于生化反应的超循环运动论
我们再看生物化学中所谓超循环运动。M.艾根与P.舒斯特尔合著了一本《超循环论》给出了一个生化反应的超循环模型[i]。
设E为某种酶,S是某种底物,P为某种产物,则一个生物催化反应可表达为:
在此生化反应中,酶E虽然参与了反应(在从ES转化为EP过程中,E参与其中),但它在反应后回到了自身(E→ES→EP→E),这是循环所在;而超越性表现在底物S变成了产物P。
(三)、超循环的形而上学意义
以形而上学超循环论观照,自然科学所谓循环与超循环所对应的都是形而上学超循环论中超循环结构中的循环部分。在形而上学超循环论意义上,超循环结构在超循环运动中带来超循环结构自身的复杂化,这种复杂化造成循环部分的繁复。以物质物结构中的电子云波动而论,电子云在原子中的运动不如电子云在小分子中运动繁复,电子云在小分子中运动不如电子云在高分子中运动繁复,故从超循环运动之循环部分的繁复程度发展也可看出超循环结构累积了超越性所蕴想象力之增长——生物化学相对于物质物化学的复杂对应了物质物世界到生物世界的进化。由于生物进化处在宇宙整体环境中,超循环运动的复杂化如生物体内生化反应的复杂化——其所从来当然基础于物质物世界化学反应结构的进化,此种进化又依赖于宏观物体运动结构的进化——没有太阳系(乃至宇宙整体)则不可能有地球生物世界。这意味着从牛顿描述的天体结构循环运动到M.艾根与P.舒斯特尔描述的催化反应超循环——也反映了形而上学超循环论中超循环结构的发展,盖超循环结构(自组织结构)的发展总是导致超循环结构之循环部分的复杂化,但二者(物理学与生物学)之可重复检验性说明它们并不对应形而上学超循环论之超循环结构之超越性——无论是量子力学波函数还是生物学催化反应方程都泯灭了原子结构与生化反应中的超越性,盖物理学方程式或化学方程式中符号的同一性总是泯灭符号所对应的真实存在的内在否定性。
形而上学超循环论之超越性所蕴想象力相对于想象力发生前的世界其信息量总是有所溢出,物理学的循环论与生物学的超循环论都无关于此溢出,故从量子力学-化学不能逻辑地推论出生物学(如从量子波函数不可能推论出生物化学方程式),从生物学不能逻辑地推论出生物-人类的心理学(如从生物遗传物质的双螺旋结构不可能推论出人的性心理),盖自然科学逻辑演绎不可能企及天道-上帝的超逻辑演绎即逻各斯演绎,后者的精神性总是前者所忽略了的。逻各斯从无演绎出有、从有的量子波演绎出生物化学反应、从生物遗传物质的双螺旋结构演绎出人的性心理,是超循环运动之不断累积想象力的结果,它是宇宙整体自组织结构之结构能-秩序度-精神性-信息量的增长的有机构成部分。
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哲学)所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但由于自然科学逻辑系统是基于对经验的简化——这意味着自然科学认为简化掉的东西是无关紧要的,而形而上学不能无视自然科学逻辑系统所忽略掉的东西,而是整体性地观照世界,如此便出现了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自然科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逻辑,形而上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逻辑推理中的时间没有时间性——等于说自然科学认为随着时间的绵延没有任何新东西发生;而形而上学则认为世界每时每刻都有新东西发生,即宇宙整体信息量时刻处在变化(截至目前宇宙信息量在增长)中。我们说宇宙整体运动是超循环运动,超循环中的超越性是宇宙整体信息量增长所在,故为超循环结构之体,而超循环中的循环部分是超越性萌发理性想象力的工具,故为超循环结构之用。无论是牛顿力学中刚体的循环运动、量子力学描述原子结构中电子云的波动循环,还是M.艾根与P.舒斯特尔《超循环论》中所谓超循环,其所对应者都是形而上学超循环论之超循环的循环部分,故自然科学中所论循环或超循环——二者都忽略了世界的本质(超越性-精神性)。
(1)物理学之循环运动模型仅为对物质物超循环运动之循环部分的不完善描述故不对应真实世界
完全循环运动从来如此且永远如此,但宇宙从发生到寂灭乃是超循环运动,故完全循环运动——属于不可能世界。那么牛顿两体运动何以是完全循环运动?这是由于牛顿简化了世界,他将两体从宇宙巨量体中分离出来。而真实的宇宙没有孤立的两体运动,任何星体运动都受到宇宙中其他星体运动影响。在严格意义上,宇宙中任何两体之间皆不存在引力平方反比关系,这是由于若认为两体之间存在完全确定性关系(引力平方反比关系)那么将导致悖论:若宇宙中任何两体之间存在引力平方反比关系则宇宙中任何两体之间不存在引力平方反比关系。道理很简单,考虑一个多于两体的三体或更多体系统,若两体之间存在引力平方反比关系,则三体或多体系统的运动构成混沌系统(彭加莱),混沌系统的意义是——混沌体中的物体运动不可以确定性度规,既然运动状态(如混沌体中任何两体之间的距离不完全确定、运动速度不完全确定——以广义相对论而论运动速度变化导致质量变化)不可精确度规,何言两体间存在确定性关系呢!那么牛顿力学对于太阳系运动计算何以与经验基本吻合?这是由于多体系统如太阳系的混沌性在人类一般经验中微乎其微,故可以忽略。然而须知这微小的混沌性却正是宇宙历史之能持续进化所在,其存在足以粉碎宇宙中存在完全循环运动的神话。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作为新引力理论固然比牛顿力学更优,但多体运动混沌性结构绝不会因为新引力理论而变成确定性结构。爱因斯坦将引力转化为物质分布的不均匀所导致的时空弯曲,以宇宙中物质分布的非均匀使宇宙时空曲率处处不同,物质时刻处在运动中,而物质的运动又反过来导致时空曲率的变化,进而导致新的物质运动……以至无穷,故若要精确计算宇宙中任一物质的运动状态就必须将宇宙内全部物质考虑在内,而且不能如牛顿力学那样将物体看成其全部质量集中在其质量中心,由于宇宙中物质-能量分布并非完全连续(这与微积分的连续性假设冲突),不可避免遭遇量子位置与动量的测不准性,又宇宙时刻加速膨胀中,故关于宇宙中全部时-空-物的广义相对论方程是不可能列出的,遑论求解。实际上,若不简化多体系统为两体系统,则广义相对论方程无解,而一旦简化也便不可能精确计算物质物运动。以宇宙超循环运动的整体性(超越性与循环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部分,而是有机整体),包括广义相对论在内的全部人类物理学理论(包括未来的物理学理论)总是对宇宙超循环运动之循环部分的不完善描述。
以德布罗依的物质波理论,宇宙中任何物质物运动都是波动,而物质-能量波运动的本质是非完全确定性,多体运动的混沌性也便可看作是诸物质波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宇宙整体作为物质波的海洋其波动的涟漪之自由性决定了其不可以被任何智慧生命先在地预知——非确定性总是与物理学的数学语言冲突,即不确定性除了“不确定性”这个词描述外没有更具体的描述,即不可以数学描述。量子力学波函数并没有描述不确定性,而是描述确定性的概率,盖单个量子没有确定性运动轨迹,或者说其轨迹存在无数多种可能,即时空结构在量子数量级内成为了混沌:空间没有明确的前后左右上下关系,时间没有明确的先后关系。
物理学只能描述时空中物质物的位移运动;物理学不能描述生物行为的位移运动,除非生物的自由行为被抑制——如某动物作为自由落体时。宇宙整体自组织结构能的增长固然总是表现为物质位移运动,但它总是在物理学所描述位移运动之上,即超循环的超越性累积想象力总是被物理学所漠视。实际上宇宙作为超越性生命体其整体行为的自由性比一般生物性生命体要强烈得多(即宇宙整体的精神量巨大),唯宇宙整体的平均精神密度远比地球上生物性生命体要低得多,故在人类的有限经验视域中,物质物貌似决然死物(必然性的-非自由性的存在物)。
(2)生物化学所谓生化反应超循环依然是对生物本真超循环(形而上学所指称的超循环)中循环部分的不完善描述
生物体内酶参与的生化反应适合于M.艾根与P.舒斯特尔的超循环模型描述。从底物S到产物P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因此这种生物化学中的所谓超循环是不断地重复进行的。M.艾根与P.舒斯特尔之所以将此生化反应命名为超循环,是由于只有生物酶E是完全循环,而底物S到产物P则不是。M.艾根与P.舒斯特尔认为前者是超循环结构的循环所在、后者是超循环结构的超越性所在。
问题在于,在更大的环节中,从S到 P仅仅是循环中的环节。比如我们知道人体对于牛奶的吸收依赖于身体中某种消化酶(有些人缺乏),依靠这种消化酶,人体消化系统将牛奶蛋白质水解为氨基酸,然后合成身体需要的蛋白质。而人体是自然世界中的环节,其细胞的凋亡后以及当人体死亡后,蛋白质与其他有机物都要回归自然世界,泥土滋养植物,植物成为奶牛的食物,牛奶重新回到人类的餐桌。可见在此大循环中,仅就从牛奶(S)到人体内的蛋白质(P)来说,是完全循环。
在这个大循环中有什么新东西发生吗?肯定有,否则生物的进化便不可能;但这种新东西并没有包含在M.艾根与P.舒斯特尔的超循环运动模型中。而唯这种新东西才是我们所谓形而上学超循环论超循环结构中的超越性所在。生物学固然也有关于基因中性突变的发现,这意味着生物遗传物质的复制及其指导蛋白质的合成并不是完全重复(循环)的,然而生物学不可能预知基因突变导致的进化路径,这是由于基因突变唯接受环境选择才具有方向性,而“环境”的意义须要从地球上升到宇宙整体,故预知生物进化走向——超越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是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皆不可能胜任的。
形而上学虽然并不能预言宇宙生灭超循环以及宇宙生灭超循环中所蕴一系列超循环运动如何发展,但它指出超循环之超越性的存在;而自然科学所谓超循环则无关于宇宙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虽然自然科学在自己的困难处——如彭加莱企图确定性描述三体运动系统却发现确定性描述不可能(一个小的扰动给系统带来巨大变化)——为形而上学之超循环论提供了分析材料。如此我们关于形而上学超循环意义的讨论趋于深入。
(3)形而上学所谓超循环的意义
总结上述,首先,物理学循环运动模型不对应真实世界,自然科学中的循环论是基于对世界超循环运动的简化;其次,生物学所谓超循环运动如其对生物体内进行的生物酶参与的催化反应的描述其所对应的是形而上学超循环论之超循环结构的循环部分。这两种简化所忽略者在人类经验中极微(故与经验大致吻合),却是世界本质所在。
在批判自然科学的循环与超循环的两种意义之上,可见出形而上学超循环论之超循环结构的意义。
卡•波普尔认为,自然科学区别于形而上学在于其具有可证伪性,若某物理学定律可以被重复检验,说明它是有效的,然而由于人类经验可以不断深入世界,任何物理学定律总有被推翻的可能。可重复检验意味着物理学定律所描述的事物绝不是新东西、而是随着时间重复的东西,然而世界不断地发生新东西——等于说绝对精神者不断向宇宙注入新思想,由于“注入”表现为自因而动,故也可以说宇宙历史理性不断萌生新思想。我们看在生物世界发生前,有M.艾根与P.舒斯特尔模型中描述的生化运动吗?没有。恒星也有犹如生化反应的超循环(基于碳循环而有底物转化为产物),这与其说M.艾根与P.舒斯特尔模型可以有其扩展意义(不止于生化反应),毋宁说反映了宇宙中超循环结构的发展也是超循环——如生物体内生化反应的超循环超越性重演了恒星内部的超循环。然而这里所谓“超越性重演”(更高层级的超循环)已经溢出M.艾根与P.舒斯特尔模型的意义,生物体内酶之催化反应超循环不可能从恒星体内超循环运动中逻辑地演绎出来,它是宇宙历史之历史性地生发(即逻各斯演绎)出来的。
我们固然也可以将M.艾根与P.舒斯特尔的模型转换为形而上学超循环论示意图,如此须将“底物S”的意义须要换成“某时刻自组织结构信息量S”,“产物P”换成“某时刻后自组织结构信息量P”。然而如此转换也就从科学的经验论转变成了哲学的理念论,即该示意图不再属于自然科学,盖所谓“自组织结构信息量”属于精神性存在而不具有可量化的可能了。
形而上学所谓自组织结构信息量的大小只能诉诸于人类的统觉——比如我们统觉到人体所蕴信息量大于黑猩猩,这种统觉中当然有基于人类关于生物基因结构的知识——人类基因组比黑猩猩类基因组复杂,但统觉的核心内容是思维能力——人比黑猩猩有更强的思维能力。这种能力固然也可以有所量化——如智商测定,然而这种测定与人类物理学关于物质的质量、速度-加速度的测定决然不同;或者说,统觉对于自组织结构所蕴信息量大小的比较是将不可量化的对象以可以量化对象之比喻的结果。
无论生物的形成还是生物体内酶的形成以及酶所参与的生化反应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宇宙历史运动不断萌生想象力而逐渐地累积发生的。而生物化学的可重复检验性意味着生物化学只能描述那些既有的运动形态,而不能描述想象力的萌发。而在形而上学目下,自组织结构的想象力萌发才是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所在。想象力萌发所创之“新”当然不是全新,而总是基础于“旧”,任何新东西总是对旧东西的超越性回归,但须知“新”绝不是“旧”的逻辑推理,否则就不是“新”。所以我们说自然科学逻辑系统所描述的对象只是自然世界超循环运动中的循环部分,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所谓超循环并没有关涉宇宙历史理性想象力。
形而上学宇宙论认为宇宙万物运动皆为宇宙大心之动,其心灵运动性表现在宇宙万物都是超循环运动,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中蕴含着无尽的想象力,宇宙发生后趋于复杂——最终物质物世界产生生物世界、生物世界产生人类世界,就是历史理性想象力不断累积的结果。反观机器在其机械结构层次上的运动则没有任何精神性可言,它(机器)虽然也并非严格循环运动,但其运动误差不蕴含任何想象力,故运动误差在运转中越来越大只能使其准循环运动趋于破毁。
形而上学宇宙论中的超循环论之不同于自然科学超循环论——核心意义在于二者所谓“超越性”意义不同。自然科学的超越性——如生化反应中底物S变成产物P有明确的物质物对应,而形而上学超循环论所指称的超越性蕴含前一时刻尚未发生的想象力,想象力非如时空中存在物可以严格量化。正因此,形而上学超循环运动论只能是理念论,它指出超循环之超越性及其蕴含想象力之存在,但不可能预知未来宇宙在超循环运动中萌生何种想象力,即使对于宇宙过去时态所萌发的想象力也不可能有具体化的描述,如物质物世界生发出生物世界——这里蕴含了历史理性想象力,形而上学只能止于-满足于“想象力”存在的判断,而没有“科学的形而上学”之能将历史理性想象力的内容写在纸上,就像我们每个人在思考问题时产生了某个灵感——对应我们脑脑细胞超循环运动所萌发想象力,并不能先在地预知其内容或当灵感产生后逻辑地追溯灵感从来的所以然一样。“量化形而上学”只有基于统觉的大致意义,而不具有数学意义上的严格数量化意义,正如《淮南子》所说:“吾知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刚;可以阴,可以阳;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应待无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ii]”即形而上学之知仅限于强弱、刚柔、阴阳、窈明以及诸如精神与存在同一等理念论,其“数”唯质性论而无精确量化论。
回过头来看《易经•复卦》,它对于超循环运动的发现以及超循环运动的本质是宇宙心灵所在——其“刚,反动而以顺行”判断堪为天才发现。世界各民族都不乏神的观念,但他们大多想当然地认为神是居住在宇宙中的巨人,即使在基督教世界中,依然是神与宇宙分离的世界,上帝高居天堂,至于地狱与炼狱那是罪人遭受惩罚或赎罪的地方;而如德国古典哲学开山者康德关于本体(物自体)的自由何以与现象的必然(牛顿力学)统一起来?他是无解的。而中国先哲早就领悟到——绝对精神者的自由就表达在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中,“道无所不在”意味着宇宙全部都是道气所在,宇宙处处在在皆为超循环运动,即皆蕴含精神。即宇宙的精神就表现在宇宙超循环运动之超越性之不断萌生理性想象力。“刚,反动而以顺行”,“复,见天地之心”,——是人类有史以来对宇宙之最具本质性的发现;而古希腊哲学、欧洲古典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之千言万语,对于物的必然何以到达人的自由?没有深解。其实诸如黑格尔所谓“必然变为自由”思路本身就错了,宇宙的本质是自由,纯粹必然属于不可能世界——物质物世界并不存在绝对必然运动,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必然变为自由,就像牛顿的刚体不可能变成吾人所居宇宙中的物质物(自组织结构)一样。《易经•复卦》认识到——自由(对应超越性)与必然(对应循环)完美结合在超循环运动结构中,故无所谓本体的自由与现象的必然的对立,二者(自由与必然)在超循环结构中以体用关系有机结合一起。至于偶然只是由于宇宙层层连属的超循环运动之上下层级或平行层级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本质上依然是自由的反映。故从一粒微尘到宇宙整体乃至超循环宇宙历史序列其本质皆为——自由,而自由的本质是精神、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精神与自由同一。可见亚欧大陆中国而外既往哲学相比于中国古典哲学之最高领悟有太大差距。
(原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三期)
[i] 《超循环论》,M•艾根、P•舒斯特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5月版,12页。
[ii] 《淮南子集释•卷十二》,何宁撰,中华书局,1998年版,827~8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