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有人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是一场意外，作者认为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从历史理性的内在否定性分析，“文革”乃是中国人不可避免的一次历史教训，正如一个思维上偏颇的人总要受到现实的教训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将共产主义的群氓崇拜误读为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将马克思幻想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当成“科学真理”，这种思想的极端偏狭之作为“共产主义精神病毒感染综合征”注定了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中的在劫难逃。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文革”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一、“解放”还是奴役？二、“文革”中的冤案何种意义上并非冤案。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何以着魔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诸生皆说咸阳好，临到坑时始怨秦”是清初白耷山人阎尔梅的诗句，意思是秦始皇兼并六国前许多看起来有见识的人都说秦始皇的治理国家方针正确，于是纷纷前往投奔，等到秦始皇一朝统一天下焚书坑儒时，那些将被坑杀的方士儒者才怨恨起秦始皇的严刑峻法，悔恨当初的选择害了自己。我把这句诗略作修改，“临到坑时始怨秦”改为“临到坑时不怨秦”用来形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执迷不悟，他们当初将“解放区延安”看做“革命圣地”纷纷投靠，“延安整风”本来使大批知识分子遭受人身迫害，但“受迫害狂情结”使他们没有迷途知返，反而造成了泯灭个人独立性而誓死不悔的依恋心理——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共产主义匪帮挟持知识分子中的集中体现。我们看那些在1949年以后被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迫害的知识分子、准知识分子（略有些文化的人），他们之中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当陈述自己冤枉的理由大多是：哎呀，我当初无怨无悔地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果却被冤枉了，一些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硬说我对革命事业不忠诚，把我诬陷，使我家破人亡。这些人显然与秦始皇时代方士儒生被坑时的“怨秦”截然不同，他们心目中的“秦”并没有因秦火而丧失崇高地位。无论迫害者还是受害者始终把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看做是“解放后”——即认为：1949年前是中国人遭受奴役的时代，1949年以后是中国人摆脱奴役的时代。而作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人其受害于共产主义专制——受害者认为那是自己在中国人摆脱奴役时代后所遭受的意外，也就是说，他们始终以为自己遭受的人身迫害是一场误会。他们看不到自己“无怨无悔”地追随的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乃是他们自己遭受人身迫害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国二十世纪初期一大批人在激烈的历史情境中将马克思主义这个人类历史上极端主义邪教当作真理才使中国历史逐渐走向红色恐怖主义深渊。除最高领袖超然位于迫害狂地位而外，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般“无产阶级革命者”混杂在共产主义迫害狂运动洪流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迫害、是迫害者也是受迫害者，不过他们即使在自己遭受惨烈的人生迫害后依然“无怨无悔”——说明，即使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反人类的极端主义罪恶也还是没有使革命主义信徒迷途知返，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不移的信仰本身预示着历史的荒诞剧尚未结束，这与现代德国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乃至战后日本人对军国主义的反思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们站在理性自由主义立场上审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之前作为序曲的一系列运动中遭受人身迫害的革命主义信徒，虽然我们对他们遭受的人身迫害深表同情，但在历史理性意义上分析，他们大部分人一点也不冤枉，而是——罪有应得。只有把他们遭受的共产主义精神病毒（非病理学意义上的病毒）看做是非主观所能左右——就像人类遭受病理学意义上的病毒感染并非个人力量所能避免，他们才显出无辜性。不过，我们又不能否认，中国人如此大规模地感染共产主义精神病毒而使自身蹈入万劫深渊（而相比之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地欧洲却并没有如此大规模感染）说明中国人精神之免疫力的缺乏。因此，在老子“反者道之动”的意义上而论，马克思极端主义精神病毒之造成中国近代中国人精神的疯狂乃是历史理性为增强中国人精神世界免疫力而采取的方式。
一、“解放”还是奴役？
现在“解放后”几乎成了一个现代中国人之人人共识的历史时间概念，它指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共识表明了中国人缺乏对自身命运的深思，或者说他们对于历史的本真缺乏反省。而问题在于，这种缺乏反省的状态至今还在持续，即在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依然如故，而思想解放运动的“解放”与把1949年以后称作“解放后”修辞中的“解放”意义显然具有对立性，然而由于中国人对历史的觉悟远远没有到位，他们显然没有澄清“解放”的意义。“解放”的意义一般指人从奴役状态过渡到自由状态，那么1949年后之为“解放后”这个历史时间概念是否标志了这种历史过渡呢？回答是否定的。我过去写的一些文章，有些人总说读不太懂，我想我的表达可能由于思辨性强而显得过于曲折了，现在我们不妨从具体问题谈起，我今天早晨买了份报纸，让我们就从报纸上的文章谈起吧。
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位于1978年至1980年主政广东的中共干部的，这里面有他宽容地对待那些从广东逃往香港的人的事迹，他的做法的确值得尊敬，他没有堵截甚至屠杀外逃者；我们知道当年东德人也有类似的外逃，但遭到了屠杀。我们看看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
为了摸清情况，习仲勋到问题严重的宝安县城考察。在沙头角镇“中英街”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保安这边冷落萧条，他心里很难受，对陪同的人员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i]
先不论当年广东人外逃香港之对中国大陆“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讽刺，仅就该文所叙述内容的语境而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解放”，即设想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干扰，那么这条街道的两边将没有区别。1978年改革的意义不过是颠覆革命建立起来的体制——当然这种颠覆是逐渐进行的、也是不彻底的，而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体制之为对之前民国体制的颠覆被称作“解放”，这里词语有值得深思的问题。“解放快30年了”这种历史时间的称呼显然背离了“解放”这个词语的真实意义，“解放”导致“中英街”这边冷冷清清，没有经受“解放”的那边车水马龙，这里历史时间上称呼的矛盾所反映的是中国人内心世界中思维的悖谬，而这种悖谬本身乃是导致他们经受一系列历史性波折的原因。有人可能会说，1949年的“解放”主要是指中国整体上摆脱了任由外国列强宰割的命运。我们说，这样说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中国摆脱外部压迫进而廓清自己的边界线的标志是开罗会议，这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换来的。然而之后，历史却走了弯路，国共内战使民国政府退居台湾，“解放后”的大陆情形如何？回答是人民在欢呼解放的口号中逐渐跌入了被奴役的深渊。以拯救人民的名义将人民送入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的极权主义牢笼——这是人类二十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这个本质的显现在中国尤其惨烈。
我们再看这张报纸的另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透露了中国廿世纪“大跃进”时期一个县的真实情况。
在赵玉书主政安徽凤阳县的“大跃进”时期，该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达6万余人，约合全县人口的六分之一······除死亡人口外，该县还有浮肿病发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1960年春天，王家湖有37户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现在每户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
1959年10月，赵玉书亲自掌握县里召开的生产组长以上干部大会搞粮食，并开展了斗争。大会结束后，各地又分别召开了斗争会·····“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连农民的山芋叶子等亦被收走。[ii]
我们知道当年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扫荡中国乡村十分残酷，然而由于日本人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私有制体制，虽然他们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但中国乡村还没有出现普遍地饿死人的情况。就缴纳粮食而言，负责协调中国人与日本侵略者关系的乡村维持会似乎也没有像中共干部那样连农民的种子也收走，他们小心地伺候日本人，但向村里征粮时也不会强逼老弱孤寡，有的甚至近似哀求。“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是“解放后”的强音，把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高呼“解放”与他主政中国三十年的饿殍遍地、冤狱遍地的场景联系起来，这里有历史性的讽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其实不是指毛泽东个人，因为毛泽东之在中国产生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意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共产主义洪流中的一部分，没有毛泽东还有其他人领导。那么共产主义运动是拯救了中国还是奴役了中国？中国人现在还沉浸在“朴素的情感”中，表现在一些人要么诅咒毛共，要么极力歌颂，而真正的历史性反思似乎还没有出现。
我们套用《金刚经》的话语方式说，拯救并非真实拯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拯救，所以佛家的拯救是让人们内心平静，而非戏剧家设计的“急救神”给予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以外部拯救，《妙法莲华经》说人们只要念观世音菩萨，她就会循声救人，她如何救人？她自己并不现身，而是说那个念诵观世音菩萨的人自我内心生出信心而实现自我拯救。相反“真实的拯救”往往成为祸害，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力量如果它像它宣称的那样有拯救人类的大能，那么它也就同时获得了干预别人意志的权柄，我们看那些对共产主义感恩戴德的人常说“党给了我生命”。人的生命是上帝给的，怎么能是党给的。相信上帝给自我生命的人，他心里的上帝使他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是因为“上帝”观念的博大——上帝与整个宇宙历史相联系，可是那些真心实意地相信党给了他生命的人，他的个人意志就拴在了党的意志上，而所谓“党的意志”不过就是党派领导者的意志，由于这个意志来自于具体的个人，而个人的意志一旦凌驾于群体之上必定带来残酷的专制，一个把“党的意志”看做最高权威的人便丧失自我而成为党的工具，而人作为“工具”必定会背离人性。“党叫干啥我干啥”，我们看何以中国社会出现那种为了消灭党所命意的阶级敌人而出现惨无人道的行为的现象了，人失去了自我，他也就失去了道德良知，而成为专制制度中的工具，他不仅不自觉自己惨无人道，还将自己的惨无人道看做褒义词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当然这个词在理性自由主义者读来是贬义词），这都是他被“真实地拯救”——比如他原来是一个雇工而被提拔为一个革命干部——造成的。“拯救”扭曲了他的灵魂，他无条件地感激“拯救”他的人，进而无条件地听命于“拯救者”意志，他也就成为了“拯救者”（毛共）的工具，人一旦异化为工具也就成为非人，我们看毛共时期大部分共产党员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工具——一个人形的姚文元式的“棍子”或雷锋式的“螺丝钉”。一群非人所构成的社会之产生非人的行为也就不值得惊讶了，“拯救”造成的“棍子”或“螺丝钉”之比衣冠禽兽可怕性在于，衣冠禽兽——一般指强奸犯等刑事犯罪者——的犯罪只是传统伦理社会中的低概率现象，而棍子与螺丝钉构成的社会则是大规模集体性犯罪，而且是在貌似感恩戴德的无限正义情绪下的集体犯罪——“犯罪”在无产阶级革命者读作“革命”。
一个儿童落水，需要外部的真实拯救，但对人类则无需如拯救落水儿童意义上的拯救，因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有超人的大能，某人作为超人能远超自然进化而靠他的力量使人类历史出现飞跃——是妄想。极权组织通过剥夺人民利益而又在某个场景对某个具体的人进行施舍，又成为极权组织拯救人民的说辞，如“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若有某个中共领导过年前看望乡民并给予一些粮食。我们问，他施舍的粮食哪里来的，当然不是他自己生产的，而只能来自农民。在理性社会，既然国家财政收入来自纳税人，官员没有权力随意施舍；而在极权统治下，统治者可以随意剥夺人民财富（在共产计划经济名曰——根据计划调拨），而他的施舍之能进行在乎其随意剥夺给社会造成的灾难。共产极权主义的剥夺在均贫富的名义下进行，故一般人民似乎没有足够的理论资源反驳其貌似正义的邪恶性，而共产极权主义又将剥夺来的东西重新分配，似乎财富又来自于中共的恩赐，而要人民歌颂其伟大光荣正确似乎就有了再充分不过的理由。这里双重的“恩惠”——在人民混乱不清的意识中仿佛来自毛共超人的大能，其实他们作为血肉之躯其“超人大能”无非来自欺骗，只不过这种欺骗由于源自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此运动的理论资源来自欧洲的马克思很厚的“科学著作”——不仅一时间显现不出欺骗性，甚至比福音书的福音更具福音性——因为它不许诺死后的天堂、而是许诺现世的天堂。其实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本正经的胡说比起江湖家中那些有些许良知因而心虚的胡说其危害要大得多。
回到上面例子之某中共官员年节中施加小恩小惠的场景，对此具体受施舍的人来说，施舍好像是来自中共的救济进而对中共表达感激之心，他没有能力看到历史灾难的缘起：施予恩惠者遵循的意识形态乃是造成人民普遍赤贫、进而受其“恩惠”的原因。灾难本来就是中共破坏自然社会秩序后滥用权力造成的，然而一个具体的中共干部却又扮演了施舍者的角色，而一般人见此情景又会认同毛共“大救星”的夸饰，他不懂得如果当初中国人心灵中没有容许共产主义幽灵的漂浮，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就不会有饿死四千万人的极权主义暴政，以及暴政下苦难的人接受中共官员施舍的场景。通过改变人类社会的自然结构而“拯救”人类社会——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此灾难中的中国人之不同于法西斯极权主义制下的犹太人之处在于：中国人在遭受共产主义奴役中高喊共产主义万岁。
问题在于，中国人何以要勇往直前地使自己陷入貌似被拯救而实则遭受奴役的境地呢？当淮海战役的时候，不是农民用小车给“解放军”运送粮食吗？如果说他们当初没想到自己推小车支援解放军直接导致了“大跃进”后的饿殍遍地，那么他们事后是否意识到了呢？说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没有人民的拥护则共产党不可能夺取全国政权——是真实的描述，那么人民何以甘心情愿地支持中共的夺权运动？我以为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他们的思维方式的弱点乃是导致自己遭受奴役的内部原因，即最终导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内因，没有这个内因则外部（来自欧洲）的那个共产主义精神鼠疫就难以毒化中国人，进而造成自身的被奴役。
现在中国人对“文革”的反思远称不上深刻，比如现代中国人——甚至一些知识分子——依然把死后覆盖党旗看做荣耀，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在图案上，镰刀锤子图标与纳粹那个图标很相似，真实的历史也的确如此，甚至死于共产主义暴政的人要远多于死于纳粹法西斯暴政的人。因此何时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与恐怖主义并列、将“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纳粹法西斯头子并列，他们的心智才算达到了成熟，即心灵达到了理性状态。
二、“文革”中的冤案何种意义上并非冤案
虽然黑格尔的认识论认为“没有什么比物自身更可认识了”——这直接导致了那种虚妄的历史主义决定论：人可以先于上帝洞察历史的走向（即马克思主义者狂妄地宣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运动规律，进而号召无产阶级主宰人类命运）——是虚妄的，不过他在《法哲学原理》中的一句话倒是颇为深刻，他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采用范扬、张企泰译文）我们说，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而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具有历史理性意义上的合理性，即以此教训中国人而使他们那幼稚思维成熟起来。
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就他们大脑结构本身所能容纳的思维能力来说，无须将某种思想转化为现实，而是通过自我思维本身就能分清一种意识观念的是与非。但由于种种原因，某些地区的人民其思维集体性地不成熟，他们没能在思想中分辨出一种思想观念的邪恶性，而需要此种思想观念转化为现实历史场景，他们在对现实历史的具体感性体验中才能分辨出其邪恶性。这可看做历史理性以此邪恶的思想观念为工具，以其所导致的那些幼稚思维的人民之疯狂行为——来完成对该地区人民的教育：人民在灾难中完成自我教育。即让这些疯狂行为的后果作为血淋淋的教训使该地区人民觉悟到导致此疯狂行为之思想观念的邪恶性，进而让他们大脑本来蕴含的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苏醒并发达起来。
我们知道在“文革”后有许多平反的所谓冤假错案。那么那些被冤枉的人是在什么意义上被冤枉的？从历史理性的意义上分析，他们是否真的被冤枉了？我们首先承认，的确有被真正冤枉的人，这些人是无知的农夫、智力残缺的傻子、天真的少年，他们往往因无心的话语或喊错口号而身陷囹圄或遭到人身迫害，由于他们几乎没有或很少沾染任何意义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他们的确是无辜的。但是就大多数共产党内的革命主义干部而论，他们的“冤枉”其实一点也不冤枉，甚至可以说——罪有应得。反过来，同样是从历史理性的意义上而论，我们说，那些在“文革”中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他们最终也可能遭受迫害，却有着历史功绩。
如上的判断表面看起来与“文革”中的所谓阴谋家与野心家的结论一致，然而，我们要说，我们的结论与那些所谓阴谋家、野心家之坚定信仰马克思共产主义相反，我们是站在反马克思共产主义立场上作出的，即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极端非理性、极端罪恶（非理性、罪恶的产生当然也有其历史合理性）的意义上而认为，那些革命主义阵营中的被冤枉者没有被冤枉，那些在革命主义阵营中制造冤案的人有其历史功绩。何以言此？因为——具体地说——假如没有中共内部的所谓“权力狂”、“野心家”、“虐待狂”，那么马克思革命主义的反人类性何以能显现呢！我们经常读到一些泛泛而论：假如中共党内不是出现如此多的“坏人”则革命事业将取得更大成功、人民更加幸福云云。我们说，这些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革命本身的罪恶性不可能使其不产生“坏人”；即便假设这个假设成立——意即革命更大的成功，那将意味着什么呢？回答是，绝不是人民的幸福，而是极权主义的威权更加严酷。实际上，革命主义既然是将人作为工具使用，而人的天性是自由精神者、而不是工具，要想实现人的工具化，没有强力扭曲是难以实现的，而既然强力扭曲人性，那么革命主义阵营就迫切需要那种迫害狂。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廿世纪所有共产主义运动的集团中都普遍地涌现了大量着迷于权力而不择手段地迫害人的迫害狂，这种现象说明，在革命主义阵营产生阴谋权术家、迫害狂不仅不是意外、而是必然。而这种必然性在历史理性意义上的合理性在于，这些阴谋权术家、迫害狂的产生乃是完成历史理性的使命——通过这些人的阴谋与权术而实现从极端主义内部否定极端主义，最终使极端主义瓦解而实现历史的内在否定性发展，而此阴谋与权术家制造的极端罪恶也就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中预防极端主义再度发生的、难得的经验教训。
因此我们今天站在理性自由主义立场上看待革命主义运动中所制造出的许多骇人听闻的极端主义罪恶事件，敢于说事件中那些疯狂地着魔于权力斗争、残酷地虐待革命主义阵营中的迫害狂，他们具有历史性功绩，因为正是他们——如毛泽东、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翻云覆雨的权术——将共产主义运动的反人类性彻底暴露出来，否则像那些貌似知识分子、实则理智不健全的人还在那里做着共产主义拯救全人类的运动与佛家普度众生相一致的梦（如杨度那样的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极端残酷性以“文革”集中地显现出来，从而使中国人那种不善于清晰理论思维的头脑得以一次训练的机会。我们看中国目前的知识分子虽然仍然有一大批执迷不悟的人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更多知识分子已经变得冷静多了，他们虽然慑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而不敢当面否定马克思共产主义，但私下里已经将自己口头的表态全不当真了。然而在二十世纪初期，当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尤其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是极端幼稚的——他们真心实意、欣喜若狂地相信共产主义运动足以一劳永逸地拯救人类，虽然他们的年岁可能不小，虽然他们可能是受过中西方高等教育或影响，但他们的思辨理性还是相当地不发达、相当地“天真”。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包括胡适之等人，罕见对马克思极端主义的危害性有清醒的、深刻的认识，或者说他们不能看到一旦中国遭受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毒化将面临怎样的灾难。只有蒋介石等少数几个政治家看到共产主义的洪水猛兽性，然而他们又没有足够的理论资源说服中国人，于是他们对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监狱加肉体消灭方式也没有扑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火焰，共产主义者以其革命为光荣，前赴后继地“闹革命”——所谓“一个共产党员倒下了，千万个共产党员站起来”，可见中国人的精神疾病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这样严重的非病理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若不经过残酷的历史教训洗礼，显然是无法治愈的。这就好比一群飞蛾看到火光往那里飞，蒋介石说，不许飞向那里、飞向那里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被火烧灭，谁敢飞去我就杀死你们，可是飞蛾昧于它的理性的暗昧还是前赴后继地往火里飞，还把那里称作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天堂”，它们很快地被火烧死也就加速度地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堂”一个比一个“美好”。甚至直到目前，中国相当大的人群也不认同理性自由主义者把“共产主义天堂”读作地狱。
中国人近百年来之在对待共产主义思想观念上的不明智比起扑火的飞蛾将火光看做天堂表现出的暗昧性其实强不了多少，中国上上下下的人——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农民——大多看不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反人类性。而人类进化史赋予人类的理性毕竟远高于飞蛾，怎么办？历史理性就要用现实的教训教育中国人，让他们那天赋的理性觉醒。就是说，对于愚昧的人群来说，言辞的教育他们听不懂，那就只好顺着他们那混沌不清的情绪让他们任性而为，最终让他们在自我行为造成的灾难中获得自我教育。
再让我们回到开始的问题，何以那些共党内的“优秀分子”的现实的冤枉在历史理性的意义上不仅没有冤枉、而且罪有应得？我们看共产主义的意识病毒是谁最先传染进来的，当然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人类意识的有害病毒像医学意义上的病毒传染一样的确具有不可避免性，可是一些中国人认识不到这种共产主义意识病毒的危害性，反而传播它，歌颂赞美它，试图扩大到更大的人群，这却与人类对待生物性病毒的方式绝然不同。这些人当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传播此种共产主义精神病毒的罪恶性，非但没有意识到，他认为以此能拯救中国人民，极力宣扬之，而不能觉悟到自己把精神病毒当福音书传播最终总要危害到自身。你既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主义这种精神病毒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造成危害的时候，你就必须承担其后果，即传播者不仅不可能免于危害还会首当其冲。
我们看“文革”中的红卫兵其行为极端残酷，用皮带抽打父母亲、把“地主婆”从高处推下去摔死、在黑屋子随意行刑逼供，支使红卫兵这样做的思想意识从哪里来的？当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社会思想意识赋予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始作俑者舶来的，是“无数革命先烈”传播发扬之的结果。革命者一旦取得政权，他们就极力以他们信仰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代替过去的一切传统思想，首先灌输给天真的儿童，红卫兵就是这些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最“纯洁”的表达形式——他们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为绝对真理，正因为他们“信仰“的“纯洁”性，他们才可能最鲜明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反人类性，而这种反人类性就反过来作用于当初引进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人身上，而这些始作俑者（当然不是最原始的始作俑者）身上由于早年受传统儒家的教化还不自觉地染着中国古典时代的思想意识（而这些人并不自觉），这些革命者在遭受红卫兵的迫害中就有了反思马克思主义是否绝对真理的机会。当然历史的荒诞性表现在——那些“老革命”大多没有因自己遭受的迫害而丧失共产主义信仰，但红卫兵通过发扬红色恐怖主义而对当初红色恐怖主义传布者而行的恐怖主义活动却为后来的思想者提供了反思历史的材料。
中国古代科举时代大家都为了功名读书，当然不可能产生“红卫兵”。红色恐怖的极端主义社会思想意识正是“先进”知识分子当初从苏俄、欧洲引进来的。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那些知识分子还以为找到了救中国的真理。当知识分子在文章中无论真心实意、还是言不由衷、或者人云亦云地说“消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时候，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话负责。结果怎么样？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就是对文化人的革命，你们这些文化人当初那么糊涂，你们就要为自己的糊涂付出报偿，你们的肉体和精神就要集体性地遭受损害。历史理性所运用的力量总是出人意料的，既然理性的教育——蒋介石“右”的直接教育不能使其改变立场，那就用“左”的方式，你们这些早先传播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的人由于传统教育的作用其“左”显然不彻底，历史理性就让红卫兵的纯洁的“左”（极左）反对你的左。这看起来是把“左”推向了真理的巅峰，其实是历史理性要否定它。极左反对左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当然包括对左倾人士的人身迫害）——正缘起于当初的左倾人士，你们引进“左”才有导致“左”的变本加厉。冤枉吗？自作自受，一点儿也不冤枉。
上述是站在理性自由主义立场上说中共内部残酷斗争导致革命干部遭受普遍人身迫害并不冤枉。可悲的是，那些革命主义者他们在遭受人身迫害后依然执迷不悟，他们在那里叫喊的那种所谓“冤枉”在理性自由主义者看来具有荒诞性，他们在那里说：我们在“文革”中遭受了冤枉太悲惨了，我们本来极力支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是一些人且诬陷我们，说我们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看，这是很荒诞的，他始终没有觉悟到，他所遭受的肉体折磨以及许多无辜的人遭受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的原因正是他所“信仰”并极力传播的马列主义思想毒化中国人心灵的结果，他们因此造成的迫害就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义。
一种邪恶思想的危害性固然可以通过人类综合理性分析出来，但这种分析很难在大众头脑中进行，尤其那些缺乏思想训练的民众只能接受感性的画面，对于理性的曲折分析总是报以不信任的质朴笑容。于是一方面那种承诺过多的理想主义天堂之文学描述由于其物质性画面的通俗易懂而容易为他们不开化的大脑接纳、而不能及时觉悟到其欺骗性；另一方面也只有当那种承诺其无限美好社会将在阶级灭绝主义施行后降临的邪恶思想造成人类无数生命的损害而以血淋淋感性画面出现后其邪恶性才能在人群的意识中显露出来。因此在现实的历史中，那种使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邪恶性暴露出来的力量就具有历史性功绩，如红卫兵运动中的红卫兵便天真而直率地将思想的罪恶演绎为现实的罪恶，从而使那些主动地传播或在时代狂潮席卷下不由自主地传播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人遭受迫害——这是历史理性以现实的非理性表达理性。这种表达是当初自由世界的美国士兵所无法做到的，自由世界的军事行动总会因复杂的国际关系与民族主义情绪而使消灭共产主义行为变调从而出现不可预知的后果（联合国军平息朝鲜共产主义动乱就是例子），但红卫兵以狂飙共产主义名义对左倾人士进行大规模迫害就完成了自由世界的美国兵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而红卫兵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行为之充当历史理性工具意义——历史理性要在极端主义社会内部实现其自我否定。
因此红卫兵那种泼辣直率野蛮力量在表面上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激励力量实质上构成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否定。这是历史理性的理性性所在，以人类世界的吸毒危害而论，如果吸毒造成的精神狂迷没有任何肉体和精神损害，反而造成长寿和想象力的飞跃发展，那么毒品就不是毒品而是灵丹妙药，然而历史理性不支持精神狂迷，精神狂迷既然违背了历史理性，历史理性就用肉体的痛苦与死亡给吸毒者以教训——即痛苦与死亡可看做历史理性对精神狂迷者的教训。同样马克思共产主义之使中国人精神狂迷，如果真能带来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像马克思主义者说的一旦信仰马克思主义则人类历史就走上了快车道与短程线（超越了缓慢、拉直了曲折），那么共产主义就真成了拯救人类的灵药，然而历史理性显然不与精神狂迷同步，历史理性反对任何狂迷——现实绝不会随着人类的幻想旋转，于是现实历史就涌现出红卫兵，他们以罕有的热情将思想的狂迷转化为现实的狂迷，他们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消灭资产阶级”的辞令转化为血淋淋的现实的形式告诉世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历史理性不是不给中国人接收正面教育的机会，当初蒋介石领导的民国政府企图用普适性的儒家伦理重新约束那在内外交困中变得精神焦躁的中国人，但正如一个即将疯狂的人不可能听进世俗伦理的劝诫，中国一般穷苦的人民在平分土地、随意屠杀地主之打破世俗伦理的实践中第一次看到了精神毒品的甜头，他们还想继续品尝，那种精神狂迷的时代已经隐伏在这种期待中。精神狂迷既然在正面教育的遏制中不可逆转——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去政权，等于说自由主义的力量的正面教育失败，历史理性只能通过辩证法的内在否定力量来瓦解中国大陆的精神狂迷，其方式就是让极端主义不断地加剧自身——让他恶性膨胀，而恶性膨胀本身否定的力量就自然地产生了——更大程度的极端主义否定一般程度的极端主义、更更大程度的极端主义否定更大程度的极端主义，这貌似加剧了极端主义，而实际上是使极端主义加速瓦解。具体表现就是——按中国大陆的政治语言修辞——极左否定左、极极左否定极左，即“老一辈革命家”遭受新一辈革命者的反动，新一辈革命者遭到新新革命者的否定，以致顺延。革命就在这种恶性膨胀的自我否定中不断抛洒出死亡者血淋淋的残肢断臂，随着恶性膨胀的不断加剧，更多的人加入到革命主义否定性恶循环圈子中，于是抛洒出更多死亡者血淋淋的残肢断臂。由于中国人并非无限多，而人类天赋的怜悯心不可能经受太长时间生命损害——质朴的人群不能忍受太多血淋淋残肢断臂对自我怜悯心的考验，那个革命主义的罪恶循环圈子逐渐丧失内在的邪恶动力而瓦解，尸体堆才以血淋淋的教训给仿佛噩梦醒后的中国人以启示，人们才从天堂的幻觉中猛醒。
让我们阅读下面一个记述，我想即使记述并不一定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其寓言性倒比完全真实的记录更能显现历史的真实。
1966年8月10日，山西红卫兵揪斗赵树理，赵的脖子上被挂上木牌，上面写着“黑帮分子赵树理”，“赵树理”三个字用用红笔画了叉。走向会场的路上，红卫兵大喊“打倒反革命分子赵树理！”赵树理忙说“你们喊错了一个字，我是干革命，不是反革命。”红卫兵又喊：“打倒反党分子赵树理！”赵树理又说：“你们又喊错了，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自己反对自己的党呢？”[iii]
赵树理当然不明白，那种正面否定“革命”、“共产党”的力量既然已经在大陆基本绝迹，历史理性只能借着红卫兵的力量否定，即以更加革命的名义否定革命，以更加极端主义的方式否定极权主义。那么赵树理这样的人冤枉吗？从历史理性的意义上而论，一点儿也不冤枉，赵树理当然不同于始作俑者的马克思主义极端分子那样虔诚和嚣张，他或许只是随波逐流地“闹革命”并加入共产党，但他的这种在中国大陆的带有普遍性的个人行为乃是助长共产主义精神病毒毒化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帮凶，历史理性要清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使用了辩证法，即通过加剧极端主义而最终实现对极端主义的否定。所以，赵树理乃至那些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一大批遵命文学家们可能至死不悟：斗的就是你这个革命分子，打倒的就是你这个尚未丧尽天良的共产党分子，你们的遭受“冤枉”乃是自作自受。要不是你们这些人普遍地像无头苍蝇那样信奉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就不会有红卫兵，当然也就不会有红卫兵运动让你们“蒙冤”受迫害，你们自身行为构成的魔鬼力量最终打到了你们自身——这就是历史的内在否定性，目的是让你们把内心的魔鬼（共产主义意识）祛除出去。让更大程度地丧失天良的共产党打倒那些不大程度丧失天良的共产党分子，直到共产主义精神病毒的恶性以惨无人道的方式出现，其毁灭之日才可能到来。因此红卫兵以自己的幼稚和“纯洁”、直率将共产主义的邪恶性显露出来，实在是功莫大焉！
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何以着魔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那些可以称为社会中坚的人物何以普遍地、不自觉地遭受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精神病毒的毒化，他们真心实意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国，结果他们这种追求造成的现实使他们、连带中华民族全体遭受了劫难。我们要分析，从中国人传统文化的思辨理性不发达、而历史理性要使中国人思辨理性发达起来——历史理性的工具往往是浩劫——这个层次上而论，中国人遭受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的灾难的确是——在劫难逃。
我们看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人，他们都是有一定偏执狂症的人，他们的智力也很一般，然而却能掀起社会风暴，盖因他们迎合了群体的思维。群体喜欢物质主义地无限承诺，而偏执狂与理性者的区别在于——敢于物质主义地无限承诺：只要尊奉我告诉你们的绝对真理，你们死后将在天堂里将品尝的宴席可以提前在人间进行。希特列爱好艺术，但没有接受全面的教育；斯大林性格粗暴，是个有匪性的人，对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知识系统缺乏了解；而毛泽东呢？与希特勒相似，有一点文学诗歌修辞上的天赋，至于理性科学可谓一窍不通——据说中学时期数学知识近乎零分。这样一些思维不健全的人能研究、信仰什么“真理”呢？他们能研究儒家哲学吗？能研究自然科学问题吗？能研究佛老哲学、古希腊哲学吗？不可能，因为他们的智力达不到，但斯大林、毛泽东都“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希特勒所信奉的法西斯主义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模仿，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把“资产阶级”换成了“犹太人”，把“无产阶级”换成了“日耳曼人”，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都主张“通过消灭一部分人使人类进入人间天堂”，故二者思想本质是一致的，因此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属于马克思主义者之类。我们就要问，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智力低下的暴徒都青睐于它呢？
人类文明近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科学的发达，科学影响到人类生活使人们看到科学力量的强大，自然科学的兴盛也波及到人的思维方式，一方面科学思维的确影响了哲学-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就是一些不谙科学但看到科学强大力量的江湖骗子叫卖自己的非理性“学说”为“科学”，“学说”之所以加引号是由于江湖骗子那些长篇大论的胡说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说。像马克思这样的人就是如此，文学上没有天才，哲学上有没有领会既往哲学家的深意，而其所研究的经济学，其出发点就不是一种理性思维的态度——当然没有科学精神，他的目的就是煽动阶级仇恨，是基于一种极为肤浅的“正义理想”：杀光富人然后掠夺其财产平均分配后，人类就能达到没有任何矛盾的人间天堂。我们甚至不否认他同情劳动者的真实性，但他的非理性情绪将他那点儿正义感上升为恐怖主义，就如同现代世界中的恐怖主义大酋拉登，他何尝没有一点儿正义感（指对阿拉伯世界穷人的同情），但同样是把那点儿正义感上升为恐怖主义，结果即使对于他们所同情的那些人不但没有丝毫的好处，对全人类则是极大祸害。马克思的《资本论》貌似科学文本模样而其本质上不过是表达对资产者的仇恨，他不懂得人类的平等绝不是、也不可能建立在财富的平均之上，正像人体有负责指挥的神经系统、有“养尊处优”的五官，而四肢则从事筋肉劳动，人类社会永远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脑力工作与体力工作、企业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区分。马克思鼓动阶级斗争，他主张让体力劳动者统治人类，就好比让人的手脚统治大脑一样，因违背自然法则其“革命”只能造成灾乱、其“人间天国”只能是社会主义“成功”后的普遍饥馑的“死亡天堂”，所以其“斗争哲学”因违反“人类世界作为共同体乃一个自然有机体”这样一种基本事实，属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不属于理性哲学。
物质是有限的存在者，有限的存在者必定有它发生的原因，物质的发生来自于物质之外的原因，怎么可能充当世界的本原，所以唯物主义总是独断论思想，与人类本身的精神属性背离。马克思唯物主义为什么导致普遍的反人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物质主义世界观的悖谬造成的。
我们中国传统哲学看什么问题都以有机联系的方式看，比如自然形成的社会总是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富裕者与贫穷者、脑力工作者与体力工作者的区分，这个区分是天然的区分，这种区分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不存在。而马克思竟然想象全然的平等，不是想想就完了，而是要用行动来实现，这就和历史理性做对。何以故？以我们人体来说，何以手脚要劳动，而大脑养尊处优？这平等吗？如果认为不平等而要人为实现平等——要求人体各细胞之间绝对平等，那只好把人杀死变成尸体腐烂，分子、原子实现了大致平等。其实分子、原子也不完全平等，因为有些分子量、原子量要大些，有些则小些。我们说，社会肯定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如果完全合理，那么人类就算到达了顶点，即人类已经完成，不需要再发展，那样的话人类也就走向了终点——人类灭绝了。那种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想法其荒唐性就好比杀死一个“大脑与四肢不平等”人而用他的肉体再造一个“各个器官一律平等”人一样，是一种近似精神病人的想法。社会有些不合理现象的确是需要解决的，但解决的方式绝非要用暴力打破一切从头再来，而是人类以零碎工程学修补。即使那些古代的农民起义，他们不过是自发性地实现了改朝换代，而改朝换代之后社会结构、社会伦理依然如故，也就是说自发的社会斗争从未形成一种“破坏主义哲学”——发誓彻底改变人类社会有机体结构。古代的农民起义对于起义者来说是迫于灾荒的不得以行为，他们在起义中也会干出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即使他们自身也可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伤天害理，而没有妄想让破坏道德的行为本身作为“革命道德”统治世界。马克思却设想通过阶级斗争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所有矛盾——在共产主义社会全部矛盾都已经解决，即将阶级屠杀（消灭资产阶级）看做“革命道德”，无限美好的新世界就会在被屠杀的血海中绽放。他要在历史理性的天理外制造一种更高级的“天理”：让上帝听命于其“历史必然规律”。然而，我们说，由于人类任何成员都不可能在宇宙外，在宇宙内构筑一种区别于宇宙自身理性的“科学规律”当然是妄想。把妄想的“无矛盾的世界”作为现实的目标追求就没有了堂吉诃德挑战风车的滑稽可爱，而是疯狂的精神患者在其猛烈撞击墙壁后血淋淋画面的惨不忍睹。
我们说“全部矛盾都已经解决”只有在绝对虚无（宇宙归于“无”态）中才会存在，因为只有绝对虚无才实现了完全对称——即没有矛盾，而任何宇宙之所以运动都是非完全对称性（非完全对称性就是矛盾性）造成的。这说明马克思缺乏最基本的哲学训练，马克思的偏执狂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领悟幽深的宇宙历史哲学，他在貌似黑格尔式长篇大论中包裹的是十分粗鲁野蛮的想法，他没有黑格尔那样悠远的理性与诗意。如果一个人真心相信马克思唯物主义，说明他是一个智力低下的野蛮粗鲁的人，因为这必须是以漠视人之为人的起码理性为前提。
就这么一个恶俗粗鲁、蛮横无理的强盗面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竟然让中国人着了魔？这说明中国人精神出了问题，而要医治好这种魔障，理性哲学既然已经无效力，那就只好自我拯救——在灾难中获得教训了。我们现在要分析的是，中国人精神出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我们阅读中国古代隐居者的诗歌，就能领略他们那种悠远闲适的心境，这种心境适合于思考哲学与艺术。可是我们看一个从事繁重工作的人，他就没有那种心境，由于没有闲适的心境，他就容易暴躁，而暴躁的结果就是与他人发生冲突，而在冲突中如果他受到精神与肉体的双重伤害，那么他的精神状态就会出现异常——在一个理智健全的人看来他的行为近似精神病患者。我们说，如果把中国古代社会比作一个悠闲的隐居者，那么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则像一个遭受精神与肉体双重伤害的有些神经质的人，这个时候最容易感染极端主义的精神病毒。中国文明在近代受到欧洲的挑战后，主要受了两个国家的压迫，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日本，俄国在中国国力贫弱的时候鲸吞了中国大片土地，而日本则以战争让中国人蒙羞之后占领了台湾与澎湖列岛。中国人因此种伤害而其精神丧失了从容的态度，变得焦躁不宁。
通过异化天主教的教义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与通过异化中国古典儒道哲学教义的义和团运动都对中国文明造成了打击，但相对于之后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二者只不过是前奏。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说明中国人精神在遭受压迫后容易失控，他们不再遵从日常理性，而是虚幻神奇的功法，缺乏理性灵魂主导则人类肉体就会陷于危险性中。太平天国与义和团只是局部人群遭受了精神病（区别于病理学意义上的精神病），而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则使中国全体（港澳台除外）遭受了意识形态精神病——把共产主义看做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的“神功”，比义和团相信神功魔力之危害性更大在于，共产主义者把这种“神功”称作“科学”。
一个民族遭受非病理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是需要条件的，而中国人在近现代遭受的外部打击正好满足了这个条件。当然这些条件需要相当充分才能发挥效力，试想，即使当初李大钊等人在中国极力宣扬马克思共产主义，即使他们成一点儿小气候，但是假如不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不过如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制造局部的动乱而不会影响整个中国，但日本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使蒋介石那本来已将中共剿灭的势头逆转了，由于日寇铁蹄当前，蒋介石不得不调整政策容共，中共这个中华民族肌体上的毒瘤遂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并且以抗战的名义获得了存在并发展的合理性，最终通过调动中国农民阶层急功近利的心理而攫取了全国政权，中国人民便在着魔道路上骑虎难下，最后只能在浩劫后才有所悔改。
当然民族遭受非病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疾病，外部苏俄、日本是一个条件，更主要的还是内部原因——中国文明传统中思辨理性不发达，表现在中国科学没有出现欧洲文艺复兴后的飞跃性发展，正由于科学思维没有足够发达起来，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意义不能深入理解，最终被贴着“科学”标签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精神病毒蛊惑。而这种蛊惑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则可看做历史理性以此方式让中国人的思辨理性发达成熟起来
中国传统思想中之思辨理性不发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极高明的形而上学不肯“下凡”到物质物世界而形成“形中学”（物理学），二是经验观察不能被编制到逻辑系统的网络中，即逻辑学的不发达。而逻辑学的不发达也原因于两次耽搁：第一次耽搁是，中国先秦的名家学派后继无人；第二次耽搁是，唐朝从印度传来的佛家逻辑学——法相唯实宗的因明学——没有得到发展，即没有从“主观逻辑”发展出“客观逻辑”。故中国文明没能产生出与西方文明相平行的古典科学（牛顿力学），现代自然科学（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也就不可能诞生在中国。时至明清，中国人虽然接触到西方科学，但没有表现出浓厚兴趣，与当初汉唐时期主动地翻译佛经运动形成鲜明对照。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学习科学技术（偏于应用科学）是由于工具意义上的“有用”，至于究竟宇宙本原、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天人关系），似缺乏先秦人的热情。中国近现代有很多词章家、红学家，以及技术专家，但既少有那种对宇宙神秘无尽探索的大哲，更少有那种以缜密的思维揭穿马克思之类江湖骗子嘴脸的思想家。与先秦诸子百家比起来，现代学者都是一些为谋生而写作的小人物，所以极容易为极端主义蛊惑而出现“遵命文学家”。“思想”可以是“匕首”，我们在鲁迅等人身上看到先秦人那种盛放“道”的法身（人）向工具性的“器”（非人）的转变的迹象。不靠对世界理解的条分缕析，不必研究人类既往的渊深思想，而只要对人类既往一切伦理道德持否定与颠覆态度、只要相信阶级斗争“学说”并实践之就能迎来“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天堂”，——这种肤浅的蛊惑竟能让中国人信以为真，可见中国人的思辨理性堕落到何等不堪的境地。
关于中国传统思维之思辨理性不发达问题，我曾多次讲过，今天我就不讲了，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我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国近代史背景中的实践理性问题》，现在散发给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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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见《文化艺术报》2012年6月8日所载文章《习仲勋：一辈子没有整过人》。
[ii] 见2012年6月8日《文化艺术报》。
[iii] 见2012年7月3日《文化艺术报》所载《赵树理调侃红卫兵》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