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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最近在“走基层”栏目里推出“你幸福吗”的系列采访，记者们分赴全国各地，采访城市白领、科研专家、企业工人以及乡村农民，据说采访对象多达数千人。这数千人不管人生境遇如何，不管最近死了爹没有，也不管孩子是否刚被倒塌的校舍夺取生命，也不管最近是否遭到过城管人员的殴打，房屋是否被强拆，土地是否被强占，一律被兜头发问：你幸福吗？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几乎所有人都说“幸福”，当然，也有很不知趣的人，竟然完全不知道幸福是什么玩意儿，忽闪着眼睛诚恳地回答说：“我姓曾。”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一位著名电视主持人的一桩轶事：在摄制完成访谈节目以后，看着白发苍苍的嘉宾老人的背影，这位衣着光鲜的主持人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傻逼今儿还挺配合的。”由此我想象，那位很不幸“姓曾”的家伙，在鹤立鸡群、灯光璀璨的电视台大楼里，刚才还对电视机前面的观众粲然而笑的记者和主持人们，一定都笑弯了腰，各种嘲笑、侮辱、揶揄、诅咒、谩骂一定会不绝于耳，“傻逼”还是好听的，其他诸如“畜生”、“王八蛋”、“没长鸡鸡的家伙”之类的污言秽语，一定会像粪水一样泼将过来。

陕北人有一句话：“人比人活不成。”谁让你没摊上一个有权有势的爹呢？谁让你没有利用各种权力关系钻营到体制内占据一个高位呢？谁让你没本事当上中央电视台记者和主持人呢？所以你也就没有资格怀着猫的心态充满快感地问老鼠：“小样儿，你幸福还是不幸福啊？”你只能瑟缩着用眼睛的余光瞄着猫的利爪，脸上还要做出笑容，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我幸福……我幸福……”

“陈行之，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被采访的人都是因为受到威胁才那样说的吗？难道你认为我们这些猫儿都是想听到那句话才问老鼠的？难道你认为这是……这是一种变相的诱供？”

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2

曾几何时，在一个叫马克思的人的鼓噪下，人类历史上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它通过空前致密的国家权力系统吞并整个社会，将个人碎片化，每一个个体面对的都是国家机器。我这里使用“突然”两个字，无非是想强调，这种社会形态不是社会历史自然延伸的结果，它渊源于个别思想狂人的乌托邦幻想，中途被一种试图控制社会的政治势力劫掠，结果就在专制主义土壤最为深厚的俄罗斯、东欧某些国家以及遥远的东方结出了社会之果。

如果你考察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你就会发现它与今日绝不相同。由于私有制没有被改变，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厚重宽阔的民间社会，城市以民间商会、工会等形式所进行的社会结构自组、广大农村极为普遍的乡绅治理，保证了人基本上都拥有一个天然的位置。毫无疑问，位置与位置是不同的，有的好些，有的差些，但是由于有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的自然调节，人既可以向上流动，亦可以下流动，机会并不完全被国家权力占有（利出一孔），因此人不管在一段时间里多么柔弱，他都可以揣着梦想与希望，即使完全绝望了，也还可以像陈胜、吴广那样聚拢起一帮乡亲，高叫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杀向京城，讨一个做人的位置。

民间社会被国家吞噬以后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种绝境。在这种绝境中，当一个人站在天地之间试图像人那样遥望世界的时候，他将什么也看不到，他面前只有一架顶天立地的国家机器，他听得到它的巨大轰鸣，看得到各个部件的强劲运转，就是看不到作为群体的人，他甚至看不到同伴，所有人都只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这就是说，当国家机器把作为民间社会的个体联接的通道堵塞以后，国家事实上也就摧毁了个人，与人打交道的不再是人，而是冰冷的国家机器，不同点仅仅在于，你面对的部位和我面对的部位会稍有不同，然而不管有什么不同，就国家机器的内在本性来说，它对所有人都是一种野蛮的异在力量，对所有人都构成一种无法摆脱更无法反抗的强迫性压制。

此时此刻的人，会感受到什么呢？恐惧。我们从卡夫卡、奥威尔、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描述中，从哈耶克、波普尔、阿伦特的思想论说中，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惧。而这种恐惧也同样也能够被我们的经验所证实，你只要不看《人民日报》，你只要不打开电视机和收音机，你就会从无数悲惨的社会现实中体会到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惧。这不仅是生存层面的恐惧，更是精神深处的恐惧，是丧失思想自由的恐惧，是将整个灵魂切碎了的恐惧。

现在的问题是，你就连感受恐惧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你成天死的心事都有，这时候中央电视台记者却几乎把麦克风捅到你嘴里问：“你幸福吗？”而你只能满怀着屈辱，眼睛里噙着泪花，说：“我幸福……”

还有比这个更恐怖的社会图景吗？

3

猫为什么非得要老鼠说“幸福”呢？

这是因为，这只狠毒的猫已经意识到它在老鼠心中是怎样一个形象，它很担心老鼠们彼此沟通说：“兄弟，我们是不是得想点儿办法，让这只猫别老是吃我们啊？”它很害怕这个，所以就摁住柔弱的老鼠，逼着它说“我幸福”——犹如本文标题所示，这是一种甜蜜的诱供，与老鼠的真实生存形态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与真实的社会状况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相反，这件事反而无意间暴露了猫与鼠的真实关系，一种潜藏着内在危机的真实的关系。

猫很傻，它不知道它所享用的这种甜蜜是有害的，是在饮鸩止渴，道理很简单：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从来都是切切实实的作为人的历史内容，从来不是人造的虚假幻象，即使你把这种幻象弄得花花绿绿五彩缤纷也无法遮盖人的真实处境。你没有办法掩盖。

有人编了这么一个段子。

中央电视台记者到偏远地区问一个农妇：“你幸福吗？”

农妇不懂，反问：“啥子叫幸福？”

记者循循善诱，说：“就是快乐……就是最舒服的事。”

农妇笑起来：“俺懂了……”

记者异常高兴，接着问：“那你认为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呢？ ”

农妇忽闪着眼睛问：“说真话？”

记者：“当然说真话！我们中央电视台就是说真话的。”

农妇羞涩地说：“晚上跟老公在炕上玩。”

记者很尴尬，想接着诱导，笑着问：“有没有比这还幸福的事呢？”

农妇回答说：“歇一会再玩儿呗！”

记者很着急，再次笑问：“你难道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吗？”

农妇压低了声音说：“串门子，跟别的男人在别人家炕上玩。”

尽管有些荒唐，可我仍然觉得这个段子很好。好在哪里呢？好在它实证出了这样一种现实：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是不兼容的，前者为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所驱使，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后者则呈现出最美好的自然形态，两者永远不会兼容，它们不会兼容的。

我很想对那只凶暴的猫说一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听到再多的“我幸福”又有什么意义呢？你真的觉得有意义吗？

2012-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