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者是那些不假思索地天真无邪地接受他们童年信念的人。再生者可能恪守着同样的信念，但他们是经历了长期的怀疑、批判和检验之后才这样做的。
在《沉重的肉身》里，非常喜欢的一段话是：“经过身心俱粹的震颤的身体灵魂没有改变对美好的幸福的信赖，没有归于虚寂，它仍然是还会受伤的爱，只不过情感的单纯在经历过伤害后成了复杂的单纯。”
1、信仰系统与认知架构
威廉·詹姆斯曾经提出过应该把原生者（Once-born）与再生者（Twice-born）加以区分对待。我们需要比以往更加明确地区分两类事物，一类是态度和信仰系统，另一类是使任何一种态度或信仰得以维持的认知架构或发展水平。原生者是那些不假思索地天真无邪地接受他们童年信念的人。再生者可能恪守着同样的信念，但他们是经历了长期的怀疑、批判和检验之后才这样做的。
仅就态度而言，原生者和再生者的信念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思维定势、认知架构或发展水平是迥然不同的。换言之，我们不仅需要考察人们所持有的信仰，而且需要考察他们持有信仰的方式——他们世界观的复杂性、丰富性以及结构。
对于一个原生者来说，用于指导举止和态度的自我意识，源于一种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安适无拘的感觉。而对于再生者，自我意识则源于一种深刻的疏离感。
归根结底，需要问自己，你是一个有归属感的人，还是一个深具疏离感的“局外人”？弄清楚这一点，对你的生活存在众多实际意义。比如，如果你是再生者，那么你会与周围的环境感到分离。你可能在组织中工作，但从不从属于组织。你对自己是谁的感觉并不取决于成员资格、工作角色或其他社会身份指标。而原生者是现有事物秩序的守恒者和调节者，其自我价值可以通过维持和加强现状而得到增强。面对自己遭受的挫折以及世界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相对不受干扰。
当然，做出任何此类笼统的声称都是有风险的。永远不能通过两分法对复杂的人类进行分类。
2、创造幸福，而不是发现幸福
在十九世纪之交，詹姆斯是一位领先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一起创立了实用主义哲学学派，认为一个观念的意义要在其实际效果中寻求，思想的功能是指导行动，而真理将由信念的实际后果来检验。虽然这种哲学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渐入沉寂，被语言哲学所取代，然而它在今天却迎来了一场复兴，许多当代哲学家正在回归到詹姆斯那里，把他作为新的感知、意义和信仰理论的主要灵感来源。
詹姆斯在《宗教体验的多样性》系列演讲中的第四讲开始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生活的主要关注点是什么？”此后不久，他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幸福。詹姆斯告诉他的读者，幸福是一个人所做的一切背后之源泉，以至于生活的总体目标就是获得、保持或恢复幸福。
就幸福观而言，詹姆斯很少使用“幸福”这个词，而当他使用这个词时，又常常对其持贬低态度，好像它不利于过一种真实的生活，只有在这种生活中，一个人存在的“最深的真理”才能够被揭示出来。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詹姆斯意识到了巴特勒主教提出的幸福悖论——试图获得幸福是不幸福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如果我们将幸福与“有意义的、充实的生活”相提并论，如Seligman和Csikszentmihalyi等最近研究幸福的作家所定义的那样，我们可以从詹姆斯的著作中提取一种深刻而有说服力的幸福理论。
詹姆斯提出过许多关于幸福的见解，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幸福是将自己定位于更高的目的，即便那个目的不能被合理地证明其存在。那些遭受“意义危机”的人，终将比那些随大流、走捷径的人显现更强烈的生活热情。
在幸福观方面，可以说原生者是那些似乎先天易感幸福的人：他们对生活有一种孩子般的接受，拒绝受到世界上的强烈痛苦和邪恶的打扰。然而，如果你觉得宇宙存在某种内在的错误，如果你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些不对的地方必须纠正，那么你就是再生者。
再生者是世界上有病的人，是无可避免的悲观主义者。用詹姆斯的话来讲，
有一些人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之字形，因为他们刚刚产生一种倾向，马上又被另一种倾向占了上风。他们的精神长期与他们的肉体作战，他们希望不相容的东西相容，任性的冲动打断他们最蓄意的计划，他们的生活是一出写满悔改、努力修复小失误和大错误的长剧。
所以，如果说原生者自出生以来就一直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那么，再生则意味着生活变得不那么轻松，需要不断努力才能争取到某种秩序感和意义感。与原生者不同，再生者无法将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3、挑战和悲剧是实现幸福的手段
根据这些界定，人们可能会认为原生者是幸福的，而再生者是不幸福的。但事实上，詹姆斯认为一些最幸福的人实际上经历了再生。这怎么可能呢？
再生者对生活的态度往往会导致人生“危机”，表现为一种病态的抑郁，往往伴随着对事物意义的强烈渴望。这种积极的愿望与潜在的消极情绪状态不相容，产生了难以化解的矛盾，而在再生过程中，这一矛盾在对消极状态的超越中得到解决，变成了对生命之爱的一种新鲜的、深刻的感觉。
詹姆斯本可以以他自己的“意义危机”为例说明何为再生者，但他却讨论了列奥·托尔斯泰。一些生病的灵魂永远不会好起来，而另一些人则会康复甚至胜利：这些人是再生者。例如，在一个“分裂的自我及其统一过程”之中，托尔斯泰达到了一种“确信状态”，这种状态的核心是“失去了所有的忧虑，感觉到与自身最终的美好相处，安宁，和谐，愿意生存，哪怕外部条件一成不变”。
虽然一个头脑健康的人可以通过积极体验而非消极体验来获得幸福，但这对于生病的灵魂来说是不可能的。对自然生活的短暂性和绝望的感受，在生病的灵魂那里是如此沉重，以至于需要精神上的转变才能克服这种忧郁。詹姆斯指出，生病灵魂的经历在心理上植根于一个个体的紊乱组成，表现为在一个人身上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自我。正常的个体发展在于这两个自我的统一，但前提是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是个矛盾体。
托尔斯泰在拥有世人眼里所有的幸福之后，曾经陷入漫长的忧郁症。詹姆斯认为，他的这种生活变化是基于其内心的冲突。托尔斯泰的灵魂渴望比他作为一位著名知识分子的表面幸福更多。由此，他不得不开展更深入的内心反思，以便完全理解自己的幸福有多么浅薄。
托尔斯泰自述说：“每个人都想着改变世界，但没有人想着改变自己。”他进一步断言：“如果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生活是不可能的。”詹姆斯将托尔斯泰的精神状况定义为某种失语症，即“对生活的所有价值被动地丧失了胃口”。在这种状态下，曾经激励过他的熟悉事物突然失去了功用。在这样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情感从围绕着当事人的事物和经历中被抽走。
詹姆斯把一个人或物激起情感的能力比作爱的力量。一个女人可以站在一个她不爱的男人面前，无论这个男人为她做什么讨好的事情，如果爱不存在，那么这些事情也不存在。相反，如果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无论他做什么，他都会引发她的情感。换句话说，精神状态是不由自主的。然而，当某些情绪占据了一个人的头脑时，它们就会改变这个人的生活。詹姆斯写道，情绪，或生命的激情，是一种礼物。它们是“非逻辑的”，不能用智力来解释。
托尔斯泰正是失去了这种礼物，无论他用理性思维做什么，他都无法找到它。走出忧郁症的惟一通道，在于他获得一种从他的内心而非智力中升起的渴求。他需要发现自己灵魂的“真正栖息地和天职”，正如詹姆斯所说。
通过这句话，詹姆斯似乎在推断，正是在一个人找到灵魂的真相时，他才找到了幸福——一种深层的、精神和崇高的情感。如果幸福是一种仅仅在理性探索中无法找到的礼物，也许詹姆斯在暗示，通过深入的反省，一个人至少可以为这种礼物的出现做好准备。
而礼物一旦降临，会给接受它的幸运者“一个新的权力范围”。即便外在世界的其他一切都陷入失败，被赋予这种礼物的人仍然会拥有一种内在的“热情的爱慕”，这将使他获得救赎和生机。当那些没有幸福礼物的人被完全摧毁的时候，拿到礼物的人会取得胜利。
在一场危及存在的“意义危机”中，如果个人能够为恢复自己的精神健康做出难以置信的努力，那么，所导致的结果不仅是恢复原来的状态，而是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
这个过程是一个救赎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恢复自然健康的过程，受苦的人在得到救赎时，在他看来，是被再生所救赎的，那是一种比他以前能享受的更深的有意识的存在。
这种“再生”的感觉是宗教和神秘主义经历的特点，但它也可以扩展到任何经历，即在悲惨的或剧痛的事件后，获得一种强烈的重生感。作为一个例子，考虑一下面对死亡保持达观的人。他们没有被疾病打败，指责上帝或世界，而是表现出对生命的巨大热情和“一切都将是最好的”的乐观态度。这个例子的寓意很清楚：挑战和悲剧不能被看作是幸福的障碍，而是实现更深刻、更持久的幸福的手段。
4、幸福生活的主要组成
为什么需要重读詹姆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渴望，通过阅读詹姆斯，我们可以抽象出他所说的幸福生活的四个主要成分。
幸福需要选择：世界本身是一种“蓬勃发展的混乱”中的中性流动，因此完全要看我们是将其视为积极的、消极的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是詹姆斯的幸福理论的主要核心之一——幸福取决于我们能够做出的选择，无论我们的生物和社会环境如何。幸福的前提是相信自由意志。虽然我们的意识内容独立于我们的意志而“存在在那里”，但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哪些信息要关注，哪些信息需拒绝。一个人有能力引导意识流的流动。那些发展这种能力的人将能够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更多的控制，从而产生更深的力量感。
幸福需要主动承担风险：幸福不是仅仅通过思考或对生活环境逆来顺受而产生的，而是通过大胆的冒险和依据来自内在的真实自我的可能性采取行动而创造的。詹姆斯将内在的真实自我称为“心的中心”。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有一首歌叫做《相信的理由》。在每一个艰难的日子结束时，人们仍然会找到一些理由来相信。没有理由相信生活是有意义的，没有理由相信爱情是永恒的，但最幸福的人是那些不管怎样继续相信的人，他们幻想一个更好的未来。然而，詹姆斯会马上补充说，令幸福生活诞生的，不仅仅是对未来的幻想，而更是基于这种幻想采取的行动。
幸福涉及“假设”的思考：虽然我们无法理性地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或生命的意义，但生而为人，需要“假设”我们是自由的，或“假设”我们的生命有终极意义，通过这种活动产生自由而有意义的生活。
詹姆斯认为，幸福的创造是我们积极参加生活游戏的结果。我们不应沉湎于生存的苦难和邪恶，而是要重新调整我们的态度，表现得好像生命确实有终极意义，尽管这永远无法被理性思维所证明。正如詹姆斯所写的，“相信生活值得过，而正是你的这种信念帮助这一事实成真”。
“生活值得吗？”——这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并且看来越来越无解。有些人似乎天生快乐，不需要有意识地选择快乐。然而，詹姆斯认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失去对有意义的宇宙的信心，因此，一种深深的萎靡感笼罩了现代社会。这部分是由于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对传统宗教（如基督教）的信仰的下降。科学似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行动和反应的世界；尤其是进化论，将自然界表现为一场所有物种都在为生存而战的搏斗。我们越来越难以相信有一位仁慈的造物主在监管这一切疯狂。
詹姆斯拒绝相信科学家的世界和宗教对某种“看不见的秩序”的征引，相反，他建议我们相信“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可能就在那里”，它是一种“可能”，“一个单纯的迹象或愿景”，要求我们采取行动，仿佛由此暗示的无形世界是真实的，使我们能够在神圣的要求下生活。我们为生命存在的“假定”意义所冒的风险，本身就会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一种被理性思维所否定的确定性。一旦一个人的生命的地平线指向超越它的东西，这个人就有可能达到非常高的意识状态，而这些意识状态是那些犹豫不动的人永远无法达至的。
幸福往往在意义危机之后闪现：纵观历史，最幸福的人往往会记录自己所经历过的因意义丧失而导致的深度抑郁……这些事件不应该被否定，而应该受到欢迎，因为只有通过它们，“再生”的更新感才有可能。读一读圣奥古斯丁和托尔斯泰的书你就知道了，两人都写过《忏悔录》。
死过一次的人，才知道活的可贵。唯有再生者，才可能想把剩下的每一天都活到最充实。再生者有能力将逆境和相关的抑郁反应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唤醒他们的内在生活。背叛、离婚、疾病、失去长期珍爱的梦想、至亲的离世——所有这些令人痛苦的事件，都可以成为通往更深刻、更有意义的生活的开始。
当再生者挺过艰难的中断期，他们就会进入行动模式。他们不会无助地站在那里，看着自己节节败退。他们会把危机转化为更新，不是将自己的过往经历看作一场灾难，而是将其重新构建为一个新的机会的开始。他们意识到，并不存在生活的想当然，新的主题正等待着他们去挑战。无论他们经历的是生命中最糟的还是最好的时期，这都是他们惟一拥有的时间。
在他的文章《相信的意志》的结尾，詹姆斯引用了菲茨·詹姆斯-史蒂芬斯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我们站在一个山口上，在呼啸的大雪和迷茫的大雾中，我们时不时瞥见可能是欺骗性的道路。如果我们站着不动，就会被冻死。如果我们走错了路，则可能摔得粉碎。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任何正确的道路。我们必须怎么做？“要坚强，要有坚定的勇气。”为最好的而行动，为最好的而希望，并接受行动所带来的。假如死亡结束了一切，难道还有更好的迎接死亡的方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