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岚子犯人的生活. 第二次肃反. 时间最长的一次提审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提审我。在这一段时间草岚子看守所犯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犯人吃的虽然是包米面窝窝头和没有油水的白菜汤，但主食并不定量，可以随便吃。大约从十月中旬开始，突然开始定量，最初是一天两顿饭只喝稀粥，喝多少都可以，可是由于粮食是定量的（说是每天八两，实际上远远达不到），粥稀的喝过以后连碗都不用涮。现在回忆起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一顿能喝十三碗，如果将十三碗水倒在一个中号洗脸盆里，恰好是满满的一洗脸盆。当然一口气是喝不下这十三碗粥的，而是边喝边撒尿，所有的犯人差不多都是喝到一半时候就下地撒尿。监号里有两只大尿桶，每只桶能装下二十公斤水，一半人喝粥，另一半人就下地排队撒尿。每天中午和下午开饭后要倒两次尿桶，一天倒出四大尿桶，可想而知喝了多少稀粥了。许多人喝稀粥喝的得了胃下垂，我现在就有点胃下垂，就是那时候得的。管理人员看这样不行，又改为吃窝头，早晨十点开饭，每人两个像牛眼睛大小的窝窝头，一碗白菜汤，下午四点开饭也是如此。也许有人会说，一天八两主食可以呀！不至于挨饿。不错，我现在一天连八两主食也吃不了，可是别忘了，菜是咸盐水泡几片菜叶，肚子里一点油水没有！有人饿的受不了啦，就整天给管理员写条子，要求快点结案判刑到劳改队去，人们以为到了劳改队就能吃饱饭，后来真的到了劳改队，才知道完全不是当初想象的那么回事。

在十二月下旬，突然抓进来许多新犯人，白天晚上都往监号里塞。我那个监号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二十个人左右，可是这时突然增加到四十多人，怎么睡呢？一开始按着炕沿的砖来分地方，一人一砖宽。一砖只有二十四公分，仰着睡根本不可能，侧身睡也是你我身贴身挤在一起，被子也只能合着盖，这样连翻身都不可能，太难受了。后来大伙就干脆坐着算了，像排麻袋一样，两盘炕都挤的满满的，悃了就坐着打个盹，这倒有两个好处，一是人多不冷了，二是也不用天天“学习”开批斗会了，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春节。后来我才知道，反右后期搞了第二次肃反，后进来的这些人就是在第二次肃反中被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有这么一个规律：“为了让人民过好节日”，每逢“五一”、“十一”、“元旦”、“春节”这四大节日的前夕，都要进行一次大逮捕（打听一下当年的公安人员，他们能证实这一点）。当年凡是由“右派”升级为“现反”的，都是全国一个令，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的晚上被捕的。有一次在甲监后面的夹道里放风，我突然听到张元勋在监号里讲话的声音，我知道他也被捕了并关在甲监里。同案犯是不允许见面的，这一点可能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监狱的教训，不仅在预审机关同案犯不允许见面（怕互相串供），就是到了劳改单位，同案犯也不能碰面，为此我不知被转移过多少个劳改支队、大队、中队和小队。七九年我在北大等待落实政策时，别人才告诉我，当年九月十六日我被捕后，我住的宿舍贴了封条并封锁了消息。当时学校里谣传很多，有的说我跑出去了，有的说我被秘密逮捕了，直到圣诞节晚上张元勋他们被捕后，北大才贴出大布告“北京大学破获了一个以陈奉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过了春节以后，加紧了对我的提审，而且对我提审的已经不只是第十六审讯室，还有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二审讯室等。我的“罪行”已基本交待完了，而且已经有长时间未提审我了，这次怎么又提审呢？而且各审讯室提审的问题都大同小异，这是为什么呢？我猜想北大被捕的同学恐怕不止我和张元勋两人，有可能“百花学社”的其他成员也被捕了，因为属于不同的审讯室负责，各个审讯室为了核对口供，因此交换着提审，我猜对了。

各个审讯室的审讯员都逼我承认在“百花学社”内部还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我当然不承认。说实在的，直到五八年五月去宣判时我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除我外还有张元勋、贺永增、赵清、林树果和谭金水。当时我还想，既然说“百花学社”是“反革命集团”，被捕的人应该不止这六个，至少谭天荣应该是跑不了的，因为他是“社长”；“广场”的编委大概也掉不下，可正式以“反革命集团”被捕的就我们六个人。当然后来谭天荣等人都被劳动教养了。劳动教养名义上还有半个公民权（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权），实际上跟劳改没有什么区别，劳改还有个刑期，而劳动教养在当时等于无期，这一点当年被劳动教养过的人可以证实。

从过了春节到四月底结案，前后对我提审了三十多次，提审的重点有三个：第一个是反复提审我已经交待过了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别人的交待跟我的交待对不上号，所以才翻来覆去的审问。时间最长的一次提审大约是五八年四月中旬，从头一天下午四点开过饭不久，就把我提了去，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开饭前才回来，这中间三个审讯员轮流审我，搞车轮战，其目的是想从我的回答中找矛盾。其实我写的亲笔供词的内容我都背过了，不管谁提问，我的回答都是一样。在夜里十二点左右，审讯员还到干部食堂给我拿了一个馒头吃，这也算是“优待”吧。另外还破例给了我一支恒大牌香烟抽（犯人是不允许抽烟的）。我又不会抽烟，吸了一口，呛的难受，就掐灭了。审讯员还嘲笑我：“你的精神头倒是不错”。

第二个问题是要我承认在“百花学社”内部还成立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这一点我当然不承认，因为确实没有，如果承认有的话，他当然会让我把成员交待出来，而我根本就不知道究竟谁算是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

第三个问题是要我承认是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首犯”。我更不能承认。既然不承认有什么“反革命小集团”，怎么能承认自己是“首犯”呢？另外我也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究”，我要承认了自己是首犯，判刑肯定会重的。所以我坚决不承认，为此x x x还跟我对了一次质（我不愿提此人的名字，因为我知道当时他也是出于不得已，我能谅解他，现在我们仍然是朋友）。

大约在三月底四月初的一次提审，一出监号门我看到四个公安人员把许南亭按在地上，给他砸脚镣，许南亭要叫喊，一个公安人员用力将他的头按在地上，嘴巴紧贴着地皮，使他喊不出来，许南亭的衣服都给撕破了。我一边走、一边想，许南亭不过就是帖了一张大字报，其内容也很一般（见本人在“没有情节的故事”中“北大整风反右回顾”），何至于被捕呢？后来我明白了，因为第一张大字报是许南亭贴的（如果“大字报”也可以申请“专利”的话，那这个专利权应该归许南亭，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谁用大字报的形式发表过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这第一张大字报，才引出了北大“右派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因此共产党是不会轻饶他的。我又联想到了自己，由于我是搞组织活动的，共产党恐怕更不会轻饶我，因此我也做好了受刑的思想准备。但直到四月底结案，除了受过几次同监号犯人的“帮助”外，并没有对我上刑，既没有给我戴铐镣，也没有用小绳绑我，这真有点庆幸。我受刑罚的折磨是在进监狱和劳改队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