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杂志最新一期(9/10月号)刊登了英国评论家、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的文章。作者指出，欧洲联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问题，当时的西欧领导人朝着一个有缺陷的货币联盟方向走得太快。现在，欧洲依然面临债务危机，走向统一的动力已经停止。如果找不到使之继续前进的动力，欧盟将走向分裂。

战争记忆推动欧洲走向联合

要想更好地理解欧洲货币联盟这一早已预知的危机如何演变为一场真实存在的危机，人们需要清楚欧洲独特的历史轨迹。二战记忆与冷战危机将三代欧洲人推向和平统一的高峰，这在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在其他大洲也绝无仅有。然而，这一联合方案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便出现了问题，因为西欧领导人仓促地构建了一个存在结构缺陷的货币联盟。

仓促诞生的畸形货币联盟是当前欧洲危机的核心，它产生于两德统一的动荡时刻。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后，法国时任总统密特朗出于对德国统一前景的担忧，竭力迫使西德总统科尔制定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时刻表。这一建议被解释为有助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单一市场和应对欧共体内部汇率管理的难题。密特朗是想约束统一之后的德国，使之融入一个更广泛的欧洲。然而，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让法国获得更多对本国货币的控制权，甚至获得对德国货币的一些影响力。而德国也需要其近邻、特别是法国的支持，实现国家统一。因此，这种相互需求对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和时刻表产生了重要影响。

欧元历史最好的记录者大卫·马什认为，推进货币联盟的“关键交易”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完成的。随后经过艰难的谈判，两年后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制定了一些基本条例，后来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欧元区。由此产生的货币联盟的设计形式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和欧洲一体化历史上诸多法德妥协一样。在德国的坚持下，欧洲央行几乎是德国联邦银行的扩大版，完全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在科尔看来，货币联盟应该以金融联盟和政治联盟加以补充，因此应该控制公共开支，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也要协调一致。但是法国并不认可，它想要获得对德国货币的部分控制权，而不是让德国获得对法国预算的控制权。因此，关于金融联盟的讨论无果而终，只剩下一系列“趋同性标准”，要求成员国将公共债务保持在GDP的60%以下，财政赤字保持在3%以内。

在欧元区的11个创始成员国准备引入共同货币的1999年1月1日，十年后困扰欧元的大多数问题都已经被预测到了。当时的批评者提出质疑：没有共同的财政部，共同货币如何运转?一刀切的利率怎样适用于发展水平各异的经济体?欧元区怎样应对各地区的经济震荡?问题在于，欧洲与美国不同，各国之间既没有劳动力流动，也没有财政转移。

欧洲的政治“罗生门”陷入尴尬

从结构上看，欧洲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功能失调的三角链中，即国家政策、欧盟政策和全球市场。自从欧洲煤钢共同体1951年建立以来，一体化一直通过共同的欧盟政策推进，即由农业、渔业和贸易政策一路走向货币政策。但是，欧盟的民主政策依然处于民族国家层面。

欧盟通过货币联盟得以深化，通过吸收东欧国家实现扩容。欧洲领导人在20世纪花费了大量时间忙于一项称之为欧洲宪法的雄伟事业，期待为27个成员国和5亿欧洲人设计一套全新的制度安排。但是，法国和荷兰的选民以全民公决的形式否决了这些崇高的计划。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的确赋予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更多权力，但如今的欧盟决策仍然主要依靠各国政治家在布鲁塞尔秘密的讨价还价。他们担心的政治和媒体都是各民族国家的，而非欧盟所有。在欧洲议会也有全欧性的政治团体，但没有真正的欧洲政治。自1979年实现直接选举以来，到场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人数持续下降。

同时，易于产生恐慌的全球市场常对欧盟政策和欧洲各国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信誉等级被下调以及借贷成本飙升，心力交瘁的各国领导人陷入两种恐惧的夹击之中：既担心明天交易开始时市场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消息，又害怕回家后选民会怎样对待他们。只要会议一结束，领导人就会冲出会议室向自己国家的媒体作简要介绍，因此每次欧盟会议都有27个不同的版本。如果加上欧盟自己掌控的宪法层面的领导人，就是28种不同解释。这就是欧洲的政治“罗生门”：同一个事件有23种语言解释的28个不同版本。

今年6月底，欧盟又举行了一次“挽救欧元”的领导人峰会。尽管没人注意到峰会公报的价值，但它却提醒人们欧盟仍然在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例如，欧洲各国领导人达成一项关于欧洲专利制度一元化的协议，使欧洲公司的专利费用降低了80%。他们还决定开始与黑山共和国的入盟谈判。

没人知道欧元的传奇故事将如何结束。这里有三种可能性：一是欧元区彻底崩溃;二是继续在泥泞中探索;三是发展成一个真正的金融和政治联盟。然而，即便欧元区能够发展成一个政治联盟，它仍需要欧洲人的团结来巩固。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更加团结的欧元区核心将如何在制度和政治上加强与欧盟内非欧元区成员国的联系，如英国、瑞典和波兰。

失业困境令年轻一代抱怨渐增

与冷战时期不同，目前欧洲的“前院”没有明显的外部威胁。尽管普京曾努力过，但他还不能和斯大林同日而语，甚至不如勃列日涅夫。中国能够“担此重任”吗?欧盟并未将中国视为敌人，最具说服力的逻辑是欧洲联合的确面临非西方大国崛起的挑战，主要是中国，但也包括印度、巴西和南非。保护自由和推进欧洲人共同利益的唯一有效途径是：行动一致，用一个声音说话。从知性角度看，这种观点具有说服力。但从感情角度看，要想影响广大公众的观点，这可比不上出现在欧洲心脏地带的利物浦足球俱乐部。

过去促进一体化的另一个动力是东欧人的渴望，现在仍然具有某种牵引力。东欧人比其他欧洲人对独裁、艰辛和战争有更多的记忆。许多人很想享受欧盟内部的自由。对一些人来说，与西欧人加入同一个俱乐部是一个“世纪梦想”的实现。二战后欧洲联合的最大单一驱动力是人们对战争的记忆，但这一因素已经消失。对多数欧洲年轻人来说，欧洲遭磨难的历史意识已经十分模糊，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是在一个和平、自由和繁荣的欧洲形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欧洲联合的最大问题是“成功”。

老一辈欧洲人目睹了欧洲如何变得四分五裂，他们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好的欧洲;西班牙的年轻抗议者成长于这样一个美好的欧洲，现在却被抛回到从前。两种人的人生轨迹完全不同：前者是从战争到和平，从贫困到繁荣，从恐惧到希望;后者恰恰相反，由繁荣到失业，由民族经历的聚合到分离，由希望到恐惧。这种不满情绪能够为拯救欧洲的民众运动提供心理基础吗?迹象并不明显。民众运动在欧洲危机中已经出现，不过走到了另一个方向。规模最大的一场民众运动是反对《反仿冒贸易协议》，许多年轻的欧洲人认为这是对其网络自由的威胁。各国的年轻抗议者抱怨银行家、政治家和婴儿潮一代，认为他们偷走了自己的未来。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克·卡尔多和萨宾·赛尔对这种群众运动的激进人士的采访调查表明，他们要么无视欧盟的存在，要么消极看待欧盟。

对欧盟崩溃的恐惧、“莫内式”的需求逻辑或惰性的力量，都可以使欧盟维持下去，但它们无法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着眼于外部，并获得其公民支持的欧盟。如果没有一些新动力，不对其精英和民众进行积极动员，欧盟将会在效能和重要性上逐渐衰落。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将2005年前后看作欧洲联合过程中影响最深远、最具建设性与和平意义的时刻。

(吕虹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