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奥运会赢得了最多的奖牌？欧洲。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还是欧洲。那么大多数人最想去哪里度假？当然是欧洲。从很多方面来讲，欧盟和美国、中国一样，属于全球的三大巨头。但如果现在把这个讲给北京、华盛顿或者其他世界资本中心的官员听，他们很可能会笑掉大牙。眼看着欧盟领导人跌跌撞撞地开启又一轮讨论危机的高层会议，人们已普遍地把这个潜在的世界巨人看成发达国家的病号。

为什么？因为有设计缺陷的欧元区使得欧洲经济衰退比美国更加严重，而欧元区的崩溃也将拖累全球经济。但为什么欧洲人没有采取措施，推动建立更紧密的财政和政治统一体，表现出拯救欧元区的政治决心呢？在过去60年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驱动力哪儿去了？而且，如果这些力量都消逝了，欧洲人可以从哪里找到新的动力呢？

正如最近我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中写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以来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五大驱动力，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已失去大部分能量。

首先，最重要的是关于战争的个人记忆，以及“永远不要重来”的信条，这是1945年以后三代欧洲人的强大动力。但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代人也在逐渐老去，对战争的集体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了。

第二，在冷战时期，来自苏联的威胁成为西欧人团结在一起的强大动机。而且整个冷战期间，从实施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到开展促进德国统一的外交努力，美国是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支持者。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不是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虽然他可能努力想要成为后者。而且，现在美国的政策重点也不仅在欧洲。

第三，20世纪90年代之前，德国联邦共和国(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是欧洲一体化的驱动引擎，而法国负责掌舵。当时的德国感到一股强烈的理想主义的愿望，希望重新回到欧洲民族国家的大家庭——并且它有着很强的国家利益诉求在其中。因为只有赢得邻国和国际伙伴的信任，德国才能实现统一。而现在，国家目的达到了，而随着战争年代的那一代人的离去，欧洲理想主义也逐渐消退了。现在，德国也不会只要欧洲一打电话就去拿它的支票簿了。

第四，曾经遭受禁锢的东欧国家对欧盟那集体一致的热情也消失了，虽然国民心中仍有较近的关于独裁、苦难和战争的记忆。波兰是欧盟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但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却对欧盟有着严重怀疑和争议。

最后，之前普遍存在的想法认为，“欧洲”一体化意味着，全体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都会得到提高，然而，长期以来，累积的债务、人口老龄化、全球竞争以及欧元危机严重削弱了这种想法。现在，年轻的希腊人和西班牙人几乎看不到这些好处。

尽管如此，即使是在对欧洲一体化严重怀疑的国家，也存在这样一个基本理解：共享一个有着5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好过依靠自己只有5000万人口，或少于1000万人口的国内市场——欧盟现有成员国中一半国家的人口基本就是1000万。

而这就是需要欧洲一体化的新的理由。尽管我们欧洲人需要加倍努力，确保这个大陆不会忘记其充满苦难的历史，但对规模效益的需求才是我们共同未来的关键所在。21世纪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大国的世界：像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老牌强国，还有后来居上、胃口大开的新兴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我们不必赞同关于欧洲衰落的最具末世悲观色彩的预言，也不难看到，欧洲不可能长时间保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了。在这样的世界里，就连德国也只能算是一个中小型国家。

过去60年，欧洲人享受了繁荣、和平、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和高质量的生活水平，他们若想维持这种状况，就需要规模，而这一规模只有欧盟可以提供。

在一个大国的世界里，你最好自己也是一个大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谈判是平等双方之间的对话；但中国和法国之间的谈判则成了不对等的会谈。

10年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十分重视欧盟，将其看做新兴的政治力量，多级世界中潜在的新的一极。但现在，中国用近乎轻蔑的态度对待欧盟。他们只在一些具体领域把布鲁塞尔当回事，比如贸易和竞争政策，在这方面欧盟确实还像一个整体组织。不然的话，中国更愿意和个别国家打交道，这星期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北京受到的接待，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解决方法掌握在欧洲自己手中，如果它能在解决欧元区危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财政和政治联盟，然后再发展成一个有着共同外交政策的组织，中国会更加认真对待欧洲，美国和俄罗斯也会一样。

欧洲人不应该完全放弃希望——尽管现在看上去希望有些渺茫——面对如气候变化这样的共同威胁，以及新旧强国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欧洲将曾经的交战国进行和平融合的创新性理念和方式，揭示了更有效的“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因为，如果没有全球范围内更深入的合作，很显然，21世纪的世界也许看上去会像19世纪的欧洲，各大国之间互相恶意对抗。而最好的情况就是，欧洲不仅会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它还可以成为一种新型的合作式多国巨头的典范。

默克尔总理19世纪的前任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看到一名热切的德国殖民者拿来的非洲地图时，这位铁血宰相对遥远殖民地的战略价值表示了不屑一顾。他回答称，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地图在欧洲：“法国在左边，俄国在右边，我们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今天的欧洲领导人需要俾斯麦的智慧，他们应该说：“中国，印度和俄国在右边，美国和巴西在左边——这就是我们的欧洲地图。”

Timothy Garton Ash是牛津大学欧洲研究领域的教授、斯坦福大学胡夫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翻译：谷菁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