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主要论述了明初功臣集团政治文化的嬗变。元末建国时期,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以事功意识为核心,也包括礼法意识与忠君意识。洪武前期,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中的事功意识仍然存在,但有所削弱,其中的礼法意识、资历意识与私人关系意识凸显。洪武中后期,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中的忠君意识愈加浓厚,但其中的事功意识、资历意识以及私人关系意识仍然存在,这加剧了功臣集团政治文化内在矛盾,成为胡蓝党案爆发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明初; 功臣集团; 政治文化; 朱元璋;
明初政治文化1受到学界长期关注,但仍存在一定研究空间:首先,已有研究虽注意到明初政治文化的动态性,但未能全面还原其发展过程,尤其对其奠基期——元末建国时期关注不足;2其次,已有研究对明初政治文化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缺乏探讨;3另外,学术界主要着眼于文官集团在明初政治文化中的作用4,而对具有重要奠基意义的功臣集团5的作用关注不足。本文通过论述明初功臣集团政治文化的嬗变,探讨影响君臣关系变化的文化因素,从而客观全面地反映明初政局。
一、元末建国时期(1352—1367年):以事功意识为核心
元末建国时期,事功意识是功臣集团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朱元璋曾多次在与功臣的对话中宣扬事功的重要性,如他在罗列常遇春的功绩后说:“夫赏以酬功,爵以旌德,俟海宇宁谧,恩数有加。”6并在给廖永安的祭文中提到:“有功而不享其报,有才而不尽其用,股肱之义,宁不尽伤?”7事功意识本质上是对功臣集团在建立明王朝中作用的肯定,常被朱元璋用来激励功臣集团。他曾谕令诸将:“自古帝王多以征战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将以佐辅之。”8并对军士说:“汝等辛苦如此。克浙东后,令汝等俱享福快乐。”9还在祭天时说:“异日天下一家,与汝等巴都儿共用富贵,教汝都做大官。” ⑤9在功臣归顺时,朱元璋往往对其灌输事功意识。常遇春来投时,朱元璋说:“尔姑从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10梅思祖归降后,朱元璋说:“汝等既无二心,当戮力建功,以保富贵。”11由此可见,事功是朱元璋判断功臣忠诚与否的重要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事功成为功臣集团政治地位的重要体现。邵荣在被朱元璋处死前曾说:“我等同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12朱元璋一度因此犹豫是否将其处死,这固然有伪饰成分12,但也可能受到了这番带有事功意识话语的影响。朱元璋问罪朱文正时,其妻马氏首先从事功角度而非亲缘角度为其说情:“文正虽骄纵,自渡江以来,克太平,破陈也先,营取建康,多有战功。坚守江西,陈氏强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乃骨肉亲侄,纵有罪,亦当宥之。” ⑩12而与事功无缘甚至有损事功的功臣往往会受到责罚。朱元璋曾批评徐达:“虐降致叛,老师无功,此吾所以责将军。”13冯胜进攻高邮一度失利,受到“决以大杖十,罚其步走高邮”的严惩。(12)赵伯仲失陷安庆后,朱元璋不顾常遇春求情赐其自尽。(13)由此可见,事功是朱元璋衡量功臣地位的重要标准。
事功意识的核心地位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首先,明初功臣大多出身草莽14,普遍存在建功立业的强烈动机。如孙炎“以经济自负”,并感慨“男子岂死蒿下耶”;15刘辰“慷慨负气节,喜立功业,以表见于世”;16武德“慨然有志于功名”;17廖永忠归顺时说:“效展尺寸,扫除寇乱,垂功名于竹帛,是所愿也”。18这些话语难免后世修饰成分,如廖永忠归顺时朱元璋不过是龙凤政权的左副元帅,并未成为一方雄主19,但其中建功立业的意愿当属事实。而事功意识正与这种心理需要不谋而合。其次,朱元璋出身寒微,实力有限,亟需功臣集团为其建功立业。且朱元璋曾长期隶属龙凤政权,与功臣集团长期处于上下级而非君臣的关系20,彼此缺乏天然的隶属感,也缺乏维系关系的精神纽带。在这种情况下,立功赐赏成为处理双方关系的重要途径。朱文正曾在推辞封赏时说:“爵赏不先众人,而急私亲,无以服众。”21这充分说明爵赏对于朱元璋笼络功臣集团的重要性,以至于身为其侄的朱文正不得不为满足功臣们对爵赏的要求而做出让步。朱元璋曾对请降的胡美说:“予所获长张、梁铉、彭指挥诸人,用之如故,视吾诸将,恩均义一。长张破安庆水寨,梁铉等攻江北,并膺厚赏。”22虽然朱元璋对降臣并非完全信任23,但这番话中对降臣建功立业的期望毋庸置疑。某些事功方面突出的功臣虽然叛变,但仍得到朱元璋的重视。如谢再兴叛投张士诚时曾杀死栾凤、李梦庚等人,朱元璋“以再兴数有功,叛非其志,故凤与梦庚皆不得恤云”。24
不过,事功是功臣集团凭借自身力量创造出的政治资本,朱元璋在其中的作用相对有限,因此事功意识极易造成二者关系的疏离。在朱元璋加强对功臣集团的约束及其对自己依附性的情况下,礼法意识与忠君意识也成为这一时期功臣集团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叶国珍曾在陪饮傅友德时让歌姬更换华丽服装入席,朱元璋严惩叶国珍并说:“尔不遵我分别贵贱。”25胡大海之子违反禁酒法令后,朱元璋不顾王恺劝阻将其处死。26朱元璋曾在讨论用人之道时指出:“(三代以下)虽有名世之臣……鲜矣。吾方有事,海内凭赖英贤,辅翼成功,天下纷纷未定于一者,何也?”许存仁回答:“主上圣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资,以平祸乱。”27朱元璋一方面强调自己的成功依赖“英贤”,另一方面却又指出“名世之臣鲜矣”“天下纷纷未定”,显然是在强调自己的作用,许存仁的回答正合其意。伴随着朱元璋势力的不断壮大,功臣集团的忠君意识也日益浓厚。常遇春在谏言朱元璋处死邵荣时曾说:“上位有天命,其事败露,乃天诛之也。今反留置,是违天也。勿教后人仿效。” ⑧26朱元璋曾精心安排参与处死邵荣的功臣人选,以达到震慑功臣集团的目的28,而这番话也表明功臣集团的忠君意识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加强。谢再兴兄弟在朱元璋攻灭张士诚时投降,朱元璋说:“谢再兴是我至亲,尚投张氏,情可恕乎?兄弟悉磔于市。”29与其此前的态度已截然不同。
不过,在朱元璋推崇事功意识并对功臣集团存在依赖性的情况下,礼法意识与忠君意识的影响相对有限。李饮冰、杨希圣曾携歌妓犒赏傅友德,朱元璋严惩李、杨,却对傅友德说:“卿擐甲胄,出百死一生,便引醉,何害?”30宋伯颜不花执法严酷引发众功臣不满,朱元璋在指责其“拷掠诬承,谄吾一时之喜”后将其处死。31单安仁之子单大舍叛变后,朱元璋仍厚待单安仁。32这些事实说明,朱元璋限于客观条件不得不对礼法意识与忠君意识有所抑制,这也是事功意识成为功臣政治文化核心内容的重要原因。
二、洪武前期(1368—1379年):礼法意识、资历意识与私人关系意识凸显
洪武前期,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中的事功意识仍然存在。邓愈去世后,朱元璋“犹念其功不已”,并对朱梦炎说:“(邓愈)勋劳至甚,历镇八州,有功无过。”33康茂才神道碑中曾提到其“茂绩奇勋,著称当世。”34吴祯神道碑中提到其“立勋辽海。”35事功意识也得到功臣集团的认同,如宋濂曾称赞李善长:“余惟一代之兴,必有元勋厚德之人出于其间……成大功而享荣名。”36并评论单安仁说:“公之勋业不暴白于世……其可乎哉?”37这些话语均肯定了功臣集团在朱元璋建立明王朝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中事功意识的延续奠定重要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事功仍是功臣集团政治地位的重要保障,如林济峰因违反军法导致作战失利,朱元璋念其信州、诸暨之功予以宽恕。38冯胜违令擅自撤军,朱元璋“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于定赏,减金币半。”39朱亮祖不法事被揭发后,朱元璋“念功臣,不付吏,罢职居江宁之德安乡”,后还一度予以任用。40
这一时期事功意识的延续有两方面原因。首先,虽然朱元璋通过美化家世、神化身世提高自身地位41,但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出身寒微的影响,也就难以回避功臣集团的作用。如他曾说:“朕本农夫,家贫丧父母……元天下乱,乘时得人,岁久众集,所以定群雄,平祸乱,臣民推戴,为天下君。”42其次,洪武前期明政权面临着统一全国的重任,功臣集团却出现了消极怠惰的情况。朱元璋曾批评徐达等人:“将军总兵塞上,偏裨将校日务群饮……如济宁侯顾时、六安侯王志,酣饮终日,不出会议军事,此岂为将之道……都督蓝玉,昏酣悖慢尤甚。”43此前他曾对功臣们说:“汝曹从朕起兵,攻城略地,多宣其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推擢居汝辈之上,而尔等反在其下……彼有智谋才略,克建功勋,故居汝辈之上……汝辈苟能……以建功业,不患爵位之不显也。”44由此可见,事功意识对功臣集团具有刺激作用,符合朱元璋的利益,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不过,这一时期事功意识也存在弱化的趋势。首先,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其他因素出现在有关功臣集团事功的话语中,功臣集团本身的作用被淡化。朱元璋曾对康茂才等人说:“汝等今成大功,岂汝一人之能哉?非军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45在给太原诸将的敕令中,他在肯定“六军将士”尤其是“大将军、副将军及诸偏将军”的作用后,强调“天”对于功臣集团建功立业的作用,宣扬“功高自以为平常,功平常自以为无功”的思想。46这番话虽带有事功意识,但功臣集团在事功中的作用却因“天”的存在被削弱。刘基曾在推辞爵位时说:“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贪天功?”47正符合上述话语的思路。
其次,伴随着朱元璋登基称帝,与功臣集团之间的隶属关系正式确立,其在功臣集团事功中的作用也愈加突出。朱元璋曾提到:“朕观昔俊杰之士,当天下未定时,能择真主而事之,故能佐成帝业,而著其勋名。”48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功臣集团的话语中。徐达等人曾对朱元璋说:“臣等起自畎亩,际风云之会。每奉成算,出师征讨。用兵次第,如指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发。此天赐陛下圣智,非臣等所能与也。”49虽然元末建国期间常遇春有过类似话语50,但并不常见。苏伯衡曾评论缪美:“古豪杰之士,其克成功名,非独有过人之才略,要必又能择所从而去就焉。……(缪美)决意臣附令天子于草昧之初……去就之所关系,岂轻也哉!”51这与徐达等人的话如出一辙。
另外,对功臣集团事功的负面评价开始出现。如朱元璋曾谕令张温:“夫将帅之道,有功不伐则功益显,恃功骄恣则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52还曾谕令众功臣:“昔汉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于诛戮。……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劳,由其恃功骄恣自冒于法耳。”53宋濂曾评价华云龙:“其或遭时扰攘,攀龙鳞而附凤翼,自赴于功名之会。一旦封重爵、享厚禄,志盈气骄,唯欲之是纵,遂致坏法乱政。”54这与朱元璋的思路不谋而合。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事功意识的淡化并不仅仅体现在朱元璋身上,也体现在功臣集团身上,这说明事功意识已难以在维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曾经的强大作用。为防止功臣集团凭借事功带来的政治地位骄纵犯法,必须强化国家机器的控制,礼法意识由此凸显。朱元璋曾提醒众功臣:“昔廖永忠数犯罪……又复僣侈,失人臣礼甚矣。夫智人君子,既自守法,又能训子孙为善,不至犯法,是以爵禄传之无穷,愚者反是。”55遵守礼法的功臣则得到肯定:“今观卿等虽出身行阵,而进退周旋,不失礼度,朕为之喜。”56林济峰因功被赦后,朱元璋对徐达说:“(林济峰)罪当斩,将军却解赴天子处治。下人必料将军不敢擅专杀人,人皆慢功,将军何以处之?将军岂不知穰苴杀庄贾,克期会兵之令耶?”57说明这一时期礼法意识存在着超越事功意识的趋势。
不过,礼法意识的凸显改变了原先相对平等的君臣关系,也加剧了功臣集团与朱元璋的矛盾58,功臣集团的不满由此而来。廖永忠受审时曾说:“天下已定,臣岂无罪乎?” (11)李善长在犯法被查时说:“我做着一个太师,要拿便拿。”后又抱怨:“许大年纪,教我运茶,想只是罚我。”59虽然这些话来源于供词,但足以说明功臣集团对礼法意识凸显的不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君臣关系的润滑剂,资历意识与私人关系意识在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中得到凸显。
资历意识是对功臣集团长期追随朱元璋的肯定,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其中的勋贵。60元末建国时期,朱元璋任用出身低微的王兴宗的理由便是“跟我数年,勤而不贪,又能处事”。61他还曾说:“随我渡江文官,掌簿书及军机文字,勤劳一十余年……与他子孙世袭所镇抚。”
(15)洪武前期,资历意识得到凸显。李茂之诰命中提到:“朕念尔勋劳有年,是用升尔佥佐武卫。”62朱元璋曾对薛祥说:“汝相从于起事之初,固有年矣。”63并在历数薛显罪状时提到:“又杀天长卫千户吴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从朕,有功无过。” (18)吴富自幼追随的资历无疑是朱元璋对薛显不满的重要原因。资历也成为功臣集团政治地位的重要保障。刘基曾以“李公勋旧”为由劝阻朱元璋罢免李善长64,朱元璋也以“我自起兵,(李善长)事我涉历艰难”为由拒绝了杨宪等人罢免李善长的建议。65朱元璋宽赦陶安之子时说:“朕渡江之初,(陶)安首陈机务,功在彝鼎。”66膳夫徐兴祖在洪武前期任光禄寺卿,父祖赠官,与其追随朱元璋23年的资历密切相关。67
私人关系是朱元璋与功臣集团之间超出君臣关系以外的亲密关系。朱元璋虽然缺乏与功臣集团之间的首善关系68,但在元末建国期间也与其建立了私人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类友情关系。元末建国时期,朱元璋“邀(秦)从龙与同处……每岁从龙生日,上与世子俱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69洪武前期,这种关系得到凸显,如徐达酒醉后被朱元璋赐予旧邸,后朱元璋多次亲临,“呼(徐达)大哥、达妻嫂夫人”;70陶安之妻也被称为“陶先生嫂”;71罗复仁“每率意陈得失,无所顾避,至操南音以对,上顾呼为‘老实罗’而不名。”72第二,亲缘关系。元末建国时期,宋濂曾以亲缘关系劝阻朱元璋处死朱文正。73洪武前期,朱元璋不仅与功臣集团联姻74,还极力强调自己与功臣集团之间的亲缘关系。他曾对郭英说:“朕与汝等分虽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责,而众子知惧,则家可保矣。”75冯胜的铁券文提到:“朕惟历代创业之君,必有亲同骨肉、爱若肢体之将,使之周旋左右。”76第三,地缘关系。元末建国时期,朱元璋对王宗显说:“尔与我同乡里,正济所用。”77还曾说:“吾以布衣起兵,与今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皆乡里所居,相近远者不过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78洪武前期,地缘关系得到凸显。79朱元璋曾评价潘毅:“朕与尔同乡里,因天下乱,尔从朕征伐,十有五年。”80并评价周德兴:“朕闻历代之君肇兴王业,贤能之士多出乡里……咨尔德兴与朕同里,当起兵之初,即委身来附。”81
资历意识与私人关系意识的本质在于强调功臣集团对朱元璋的依附性,与此类同的忠君意识也得到延续。朱元璋曾训诫公侯:“又若主有宽仁之德,臣有忠良之心,然被各少察断而不明,何也?盖功臣奴仆倚恃权贵,欺压良善……在忠良大臣,必不如是。”82徐桂曾对宋濂说:“私窃以为报君唯在乎忠,凡于国事……无一丝不尽于忠。”83可看作是对朱元璋要求的回应。不过,洪武前期忠君意识并未在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且大多与其他因素尤其是事功意识相结合。如耿炳文的铁券文提到:“朕以武功定天下,将多出乡里,皆竭忠效力,此帝业所由成也。”84朱元璋曾褒奖宋濂:“忠良之臣,勋业既著,文章必传。”85赵德胜等人的诰文提到:“人臣竭力尽忠而殁于王事者,礼有褒封之典,所以报功也。”86王瑛夫人曾对苏伯衡说:“惟吾夫以忠事君……虽天不假年,而劳烈多矣。”87这既说明朱元璋对功臣集团的绝对权威并未形成,也体现出其利用功臣集团的现实需要。
三、洪武中后期(1380—1398年):内在矛盾日益凸显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后,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中的忠君意识愈加浓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强调功臣集团对朱元璋的依附关系。如李新诰文中提到:“朕闻历代之君肇兴王业,贤能之士乘势而起,佐成大勋。”88程国胜神道碑也提到:“当草昧之时,群雄角逐,虽天捐真主,畀之爪牙宣力之臣,以佐大业。”89耿炳文曾提到:“惟念不肖之身,奋自田野,获际皇上不世之遇,贵至封侯,富怠子孙,皆非始愿所及也。”90正与上述话语相适应。这也是对此前突出朱元璋在功臣集团事功中作用的延续;其次是对功臣们忠君的要求。朱元璋曾谕令周德兴:“昔君之武臣有忠于君者,尽其筋力之劳,所以为君御灾捍患,至身终而后已。”91并评价吴良:“昔忠臣之士从君,坚身许之志,故犯患涉难,以尊一人而安天下苍生。”92有些话语虽将忠君意识与事功意识相联,但忠君意识更加突出,如苏伯衡在称赞马俊“爵列五品,位冠一军……非劳烈之茂,何以臻此”的同时,又在碑铭开头说:“小大将臣,罔匪人杰,奔走输忠,光辅鸿业”。93与此前体现忠君意识的话语相比,这一时期话语中忠君意识的位置更加突出。
这一时期忠君意识突出体现在有关功臣子弟的官方文书中。与父辈相比,功臣子弟在明王朝建立过程中作用有限,资历尚浅,与朱元璋之间私人关系薄弱,更易树立起忠君意识。朱元璋非常注重对功臣子弟的培养94,伴随着功臣们的去世,功臣子弟纷纷承袭爵位世职,赐予他们的官方文书便成为灌输忠君意识的重要工具。这些官方文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文书直接向功臣子弟灌输忠君意识。有些文书要求功臣子弟以忠臣标准要求自己,如陈德之子陈镛袭爵诰中提到:“竭忠为国,人臣之当为”。95有些文书从忠臣角度评价功臣子弟,如孙兴祖之子孙恪袭爵诰中提到:“复授尔职,谨敏小心,未尝有过……可谓忠孝之臣矣。”96第二类文书要求功臣子弟继承父辈立功效忠的精神。如命顾时之子顾敬袭爵的敕谕提到:“凡武臣子孙得世袭其爵禄者,皆以其祖父有功于国家……尔尚毋骄其志,毋怠于事,益笃忠贞,永延国宠。”97杨璟之子杨通袭爵的谕令提到:“昔尔父尽心事朕,南征北伐,多著勋劳……尔其夙夜敬慎,以光前人。”98第三类文书则训导功臣子弟以父兄为戒,效忠朱元璋。如李文忠之子李景隆袭爵诰中提到:“忠臣义士,则知敬重……尔其鉴前人(李文忠)之失哉。”99常遇春次子常昇的袭爵诰中提到:“尔其以忠报国,以礼律身,益彰乃父之勋,毋蹈尔兄之失。”100俞廷玉幼子俞通渊封越嶲侯诰中提到:“岂意尔仲兄党附权奸,负若亲之恩义……忠以报国,礼以律身,惟忠与礼可以享爵禄于悠久。尔其敬哉,勿替朕命。”10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中,事功意识、资历意识以及私人关系意识仍然存在。事功意识方面,吴良去世后,朱元璋“念其功不已,命词臣勒诸丰碑,以垂不朽。”102仇成诰命中提到:“尔安庆侯仇成从朕渡江以来,夙夜勤劳,身先士卒,尝能以弱制强,以少克众,及彭蠡之战,尤有巨功。”103资历意识方面,朱元璋曾在群臣要求处死李善长与陆仲亨时说:“吾年二十七而识李善长于兵间,善长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书、赞计划……陆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麦藏草间,朕见而呼之曰‘来’……此吾微时股肱腹心,其勿问。”104唐铎“为人素长,然短于才……上亦念其故旧,多眷注。”105私人关系意识方面,常茂因犯法被处置后,朱元璋曾说:“(常茂)年纪小时,为他是功臣的儿子,又是亲,上头抚恤他着与诸王同处读书,同处饮食,则望他成人了出来承袭。”106并对其岳父冯胜说:“朕念卿兄弟相从,开国有功,且联姻亲,不忍不为卿言。”107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的圣旨中提到:“魏国公、曹国公、信国公、西平侯、武定侯恁这几家系皇亲,再后有事,不干法司,问只着亲戚自问,便有死罪也饶了。若是遍数多了,恁自讨分晓理会。”108
在这种情况下,忠君意识要求功臣集团对朱元璋绝对服从,而事功意识、资历意识与私人关系意识又使其拥有与朱元璋对抗的政治资本。蓝玉曾说:“我征西征北受了多少辛苦,如今取我回来,只道封我做太师,却着我做太傅,太师倒着别人做了。”109曹震也曾说:“如今天下太平,不用老功臣似以前。我每一般老公侯都做了反的也都无乐,只剩得我每几个没来由只管做甚的,几时是了?”110虽然这些话出自供词,却也是功臣集团政治文化内在矛盾的体现。伴随着地位的稳固,朱元璋无法继续容忍这种局面。他曾在蓝玉党案爆发后强调:“其乱臣贼子,初无他意,因奉君命,总数十万精锐以出战,将不下数千百员。所向成功,皆战将与士卒之力也。……孰不知君奉天命则昌,臣奉君命则胜,若违君命,逆天心,安有不灭亡者乎?”111这充分说明,胡蓝党案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功臣集团政治文化内在矛盾难以调和的产物。
结语
明初功臣集团政治文化的内涵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事功意识体现出功臣集团对朱元璋及国家机器的相对独立性,资历意识与私人关系意识则体现出其与朱元璋之间的相对平等关系,礼法意识体现出其对朱元璋及国家机器的服从,忠君意识则体现出其对朱元璋的服从。伴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事功意识理应向礼法意识转化,资历意识和私人关系意识理应向忠君意识转化,这也符合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转化的规律。112
但是,在明初战事不断的情况下,朱元璋需要功臣集团建功立业113,因此事功意识虽受到削弱,但一直延续。而朱元璋对儒家士大夫猜忌颇深,士大夫政治长期未能形成114,因此他需要功臣集团作为皇权的有效支持,资历意识与私人关系意识得以长期存在。在明初功臣集团政治文化中,虽然礼法意识一度凸显,忠君意识愈加浓厚,但事功意识、资历意识与私人关系意识的长期存在,使得礼法意识与忠君意识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朱元璋与功臣集团的关系时而和谐,时而冲突,最终彻底破裂,原因正在于此。
现存明初史料总量较少,且多形成于洪武年间以后,因此在有关明初功臣集团政治文化的史料中,朱元璋的话语多被凸显,功臣集团的声音则很难听到。115以往学术界大多关注到儒家士大夫116对于明初礼教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形成的重要作用,而从功臣集团政治文化的嬗变不难看出,不论是其发展规律还是矛盾冲突,均体现出儒家士大夫强调的从礼法上维护君权的理念117,这与儒家士大夫对以朱元璋为代表的皇权以及功臣集团中武官的影响密切相关。118与儒家士大夫在制度层面与理念层面的作用相比,功臣集团在明初大多数时间里拥有重要政治地位,在实践层面为明初政治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注释
1学界对于政治文化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是指对政治心理和主观层面的一种集合形式和表述,参见[美]鲁恂·W·派伊著,任晓、王元译:《政治发展面面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不同时空中政治文化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本文所探讨的明初功臣集团政治文化既表现为功臣集团自身的思想意识,也表现为朱元璋对功臣集团的精神诉求。
2此类研究主要从明初君臣关系入手,代表性研究有:朱鸿:《明太祖诛夷功臣的原因》,《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0年第8期;刘晓东、年旭:《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洪武朝宫廷政治史之一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有关元末建国时期的研究有:陈高华:《元末浙东地主与朱元璋》,《新建设》1963年第5期;曹循:《元末朱元璋集团的部曲与派系》,《元史论丛》第13辑,2010年。
3代表性研究有:罗冬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53页;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47页。
4展龙:《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496页;吴琦、杜维霞:《道势之争:明初儒士与皇权关系的政治文化解读》,《安徽史学》2013年第5期;李佳:《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求是学刊》2016年第5期。
5古代“功臣”一词,广义指做出贡献的大臣,狭义指因做出贡献而获得爵位或“功臣”封号的大臣,参见王子今:《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72页;何冠环:《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47页。本文所探讨的明初功臣集团取广义,即1368年前加入朱元璋阵营的文武官员及其子孙。
6《明太祖实录》卷16,乙巳年三月辛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23页。
7《明太祖实录》卷25,吴元年九月,第381页。
8《明太祖实录》卷25,吴元年九月辛丑,第377页。
9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上,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8、186页。
10宋濂:《宋濂全集·銮坡前集》卷2《鄂国常公神道碑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11尹守衡:《明史窃》卷29《梅思祖传》,《明代传记丛刊》第82册,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250—251页。
12(12)(13)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4《国初事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78、80、94页。
13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北大史学》第8辑,2001年。
14钱伯城、魏同显、马樟根主编:《全明文》卷17《责徐达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册,第280页。
15明初功臣出身对于政权性格的影响,可参见赵现海:《明朝的区域来源、政权性格与“江浙人士”》 ,《古代文明》2016年第1期。
16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1《孙伯融传》,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691页。
17程敏政辑:《明文衡》卷88《嘉议大夫、北京行部左侍郎刘公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1页。
18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2《武德传》,《四部丛刊初编》第1532册,商务印书馆1930年影印本,不分页。
19雷礼:《国朝列卿记》卷2《廖永忠传》,《明代传记丛刊》第32册,第186页。
20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页。
21曹循:《元末朱元璋集团的部曲与派系》,《元史论丛》第13辑,2010年。
22《明太祖实录》卷16,乙巳年春正月甲申,第217页。
23《明史》卷129《胡美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810页。
24谢贵安:《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
25《明史》卷133《栾凤传》,第3881页。
26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4《国初事迹》,第96页。张佳认为朱元璋这一做法带有强化官民服饰之别的目的,参见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第94页。笔者认为这正符合礼法意识的要求。
27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4《国初事迹》,第73—74、96页。
28《明太祖实录》卷19,丙午年三月戊戌,第272—273页。
29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北大史学》第8辑,2001年。
30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6《皇明平吴录》,第144页。
31查继佐:《罪惟录》卷8《傅友德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9页。
32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上,第163—165页。
33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4《国初事迹》,第69页。注:原文作“单居仁”,误,参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86页。
34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5《卫国公神道碑》,《明代传记丛刊》第109册,第186页。
35宋濂:《宋濂全集·銮坡前集》卷2《蕲国公康公神道碑铭》,第358页。
36刘崧:《槎翁文集》卷18《靖海侯吴祯神道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册,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第599页。
37宋濂:《宋濂全集·朝京稿》卷1《李都尉字辞》,第1653页。
38宋濂:《宋濂全集·翰苑别集》卷9《凤阳单氏先茔碑铭》,第1117页。
39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下,第302页。
40傅维麟:《明书》卷93《宋国公冯胜世家》,《明代传记丛刊》第87册,第231页。
41傅维麟:《明书》卷96《朱亮祖传》,《明代传记丛刊》第87册,第286页。
42王熹:《真实与虚构:朱元璋家世身世与官方私人著述的神化及迷信》,《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4期。
43钱伯城、魏同显、马樟根主编:《全明文》卷6《赐署令汪文敕》,第1册,第62页。
44《明太祖实录》卷96,洪武八年正月庚辰,第1653页。
45《明太祖实录》卷31,洪武元年三月甲戌,第536页。
46《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癸未,第495页。
47《明太祖实录》卷38,洪武二年正月庚申,第777页。
48邓元锡:《皇明书》卷14《刘基传》,《明代传记丛刊》第73册,第138页。
49《明太祖实录》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壬辰,第1305页。
50《明太祖实录》卷58,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第1139页。
51《明太祖实录》卷16,乙巳年三月辛巳,第223页。
52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3《缪美传》,《四部丛刊初编》第1532册,不分页。
53《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庚辰,第1052页。
54(18)《明太祖实录》卷59,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第1154页。
55宋濂:《宋濂全集·翰苑续集》卷6《淮安侯华君神道碑铭》,第887页。
56《明太祖实录》卷116,洪武十年十一月,第1898页。
57《明太祖实录》卷38,洪武二年春正月丙申,第755页。
58(11)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下,第302、386页。
59罗冬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第152—153页。
60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4《太祖实录辨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7页。
61资历意识对明初勋贵政治地位的影响,参见李新峰:《明初勋贵派系与胡蓝党案》,《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
62(15)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4《国初事迹》,第102、94—95页。
63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23《李茂之传》,《明代传记丛刊》第24册,第364页。
64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21《薛祥传》,《明代传记丛刊》第24册,第297—298页。
65雷礼:《国朝列卿记》卷5《刘基传》,《明代传记丛刊》第32册,第268页。
66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4《国初事迹》,第86页。
67查继佐:《罪惟录》卷8《陶安传》,第1413页。
68宋濂:《宋濂全集·朝京稿》卷1《赠中顺大夫镇江知府徐公墓碑》,第1635页;《明史》卷116《晋王传》,第3562页。
69此处的首善关系指的是君臣之间在起事之前便拥有的亲密关系,属于一种特殊的私人关系,参见罗冬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第162—165页。
70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21《秦从龙传》,《明代传记丛刊》第24册,第292—293页。
71何乔远:《名山藏》卷46《徐达传》,《明代传记丛刊》第75册,第10—11页。
72傅维麟:《明书》卷116《陶安传》,《明代传记丛刊》第87册,第676页。
73傅维麟:《明书》卷116《罗复仁传》,《明代传记丛刊》第87册,第680页。
74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20《翰林学士承旨宋公濂行状》,《明代传记丛刊》第109册,第797页。
75刘晓东、年旭:《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洪武朝宫廷政治史之一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76《明太祖实录》卷69,洪武四年十一月壬申,第1290页。
77《明太祖实录》卷236,洪武二十八年二月丁卯,第3449页。
78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24《王宗显传》,《明代传记丛刊》第24册,第416页。
79《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冬十月乙巳,第383页。
80洪武前期任命功臣担任王府相傅,也是地缘关系凸显的表现。参见梁曼容:《明代藩王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72—73页。
81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15《潘毅传》,《明代传记丛刊》第24册,第44页。
82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7《周德兴传》,《明代传记丛刊》第23册,第475页。
83《明太祖实录》卷74,洪武五年六月乙巳,第1377页。
84宋濂:《宋濂全集·翰苑别集》卷10《忠孝堂铭》,第1140页。
85董斯张辑:《吴兴艺文补》卷29《赐长兴侯耿炳文铁券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67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63页。
86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3《宋濂传》,《明代传记丛刊》第23册,第278页。
87《明太祖实录》卷105,洪武九年四月己酉,第418页。
88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11《金华卫指挥副使王公墓碑》,《四部丛刊初编》第1535册,不分页。
89《明太祖实录》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乙亥,第2366页。
90程敏政辑:《新安文献志》卷67《程公国胜神道碑铭》,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645页。
91刘三吾:《刘三吾集》卷9《长兴侯耿炳文追封三代神道碑铭》,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41页。
92钱伯城、魏同显、马樟根主编:《全明文》卷8《谕江夏侯周德兴》,第1册,第108页。
93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4《吴良传》,《明代传记丛刊》第23册,第332页。
94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11《温州卫中左所千户马公墓碑》。
95曹循:《论明代勋臣的培养与任用》,《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96《明太祖实录》卷137,洪武十四年五月壬子,第2167页。
97《明太祖实录》卷193,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戊辰,第2900—2901页。
98《明太祖实录》卷143,洪武十五年三月丁卯,第2254页。
99《明太祖实录》卷168,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乙卯,第2570页。
100《明太祖实录》卷177,洪武十九年四月丁酉,第2686页。
101《明太祖实录》卷194,洪武二十一年十月丙寅,第2914页。
102《明太祖实录》卷218,洪武二十五年六月戊午,第3204页。
103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8《江阴侯吴良神道碑》,《明代传记丛刊》第109册,第266页。
104《明太祖实录》卷192,洪武二十一年七月辛巳,第2887页。
105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85《李善长传》,《明代传记丛刊》第79册,第89页。
106尹守衡:《明史窃》卷11《唐铎传》,《明代传记丛刊》第82册,第337页。资历对唐铎等功臣在洪武朝仕宦的影响,参见刘晓东、年旭:《洪武朝东宫官属的嬗替与外廷政治》,《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3期;秦博:《洪武朝勋臣的官、爵与职权》,《中国史研究》2016第1期。
107朱元璋:《大诰武臣·常茂不才第二》,《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第353页。
108邓元锡:《皇明书》卷33《冯胜传》,《明代传记丛刊》第73册,第1093页。
109郭良辑:《毓庆勋懿集》卷1《洪武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圣旨》,《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3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14页。
110明太祖敕录:《逆臣录》卷1《蓝闹儿供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111明太祖敕录:《逆臣录》卷1《曹炳供词》,第11页。
112明太祖敕录:《逆臣录》序,第1页。
113王子今:《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第170页。
114朱鸿:《明太祖诛夷功臣的原因》,《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0年第8期。
115王伟:《明前期士大夫主体意识研究(1368—1457年)》,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8页。
116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有关明初礼俗改革的史料中,参见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第216页。
117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儒家士大夫在元末时期便加入了朱元璋阵营,因此也是功臣集团的一部分,此处所指的儒家士大夫包括他们在内。
118罗冬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第153页。
119展龙:《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第320—331页;董刚:《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