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是指提供教学、研究条件和授权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关，也是思想、文化的发源地。按理说，大学是最不应该迷茫的，因为它是有理想的，它的理想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教授治校、引领文化的发展。可是现在的中国内地的大学已经失去了理想，正处在迷茫之中。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日前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3日）

钱理群教授说的这句话反映了我们的大学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方面已经失去了理想，陷入了迷茫。当前我国教育的目的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也就是说我们的大学希望培养的是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学出现了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这不能不让人反思我们的大学到底怎么了。

无数事实表明：我们的大学现在已经不是莘莘学子心目中神圣的象牙塔，而堕落成为一个充满利益斗争的官场。大学的官化发展、官场氛围，必然影响到教师。比如，行政权力主导的教授职称评审，大学中的官员因为占有资源，在学术上也占有有利位置，比普通教师更容易发表高层次的文章、申请到高规格的课题、获得数额大的项目，等等，这样就会促使部分教师去追逐权力，于是在中国大陆的高校出现了多名教授竞聘副处长、处长的盛况。“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有的学者当了领导还在做学问，乱套了！”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2007年在出席广州大学学校文化建设论坛时，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身份“反省”当代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2007年10月12日《新快报》)

官场化的大学更重要的，也是更恶劣的是影响到了他所培养的学生。在中国的大学，大学生想当学生干部，就要和辅导员、各级领导搞好关系，就要学会说官话、套话，学会讨上级欢心、同级满意、下级高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在《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的文章中揭露自己曾亲睹班里一位大一尚比较单纯的、有理想的学生，在当过学生会主席后，堕落成为一个失去基本道德水准、以无知无耻为荣、满口官话的学生官。而就其所了解，甚至有一些在学生会里面工作过的学生，也直接称学生会为“垃圾”。他认为，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学生会的许多做法，是中国体制内最糟糕做法的复制。此外， 学生干部还是大学中的特权阶层。陈伟的研究结论是“有限的支教名额，都被校级学生组织瓜分”。每年换届阶段学生会竞争对手之间的暗中互相倾轧，手段极其卑劣。此外，学生组织的公款吃喝盛行也是不争的事实。陈伟认为：“学生会干部，官腔连篇，言不由衷，无出其外，败坏了人大学生的形象。”

在中国的官场化的大学学习的学生，包括大大小小的学生干部在内，目睹了大学中的官场现形记，看到了官员的高高在上、利益丰厚，普通教师的渺小卑微，可能毕业后在心中只有了一个理想——当官、当大官，什么德、智、体全面发展，什么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是那么虚无、飘渺，只有当官才是最实在的。

大学曾经是有理想的，现在的西方大学仍然有理想，只不过现在中国的大学没有理想，我们的大学特别强调政治，正因为特别强调政治导致了学生和教师都没有了政治，如果说有政治，就是没有当官的梦想着当官，当官的想当更大的官。在官场化生态下的大学中的人都在谨小慎微地活着，行尸走肉般地活着。

现在中国的大学都有“理想”，他们的“理想”是成为世界一流、国际领先、国内一流、同行业领先，等等。这样的理想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就是多申请下来几个博士点、硕士点，多获得高层次的课题和项目，多在高层次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多在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书籍，等等。好像大学获得了这些，大学就是有成就的，学校领导就是有政绩的，仿佛依靠这些，我们的大学就真能成为世界一流。

我们的大学的这种“理想”是只重视物的、只重视硬件的，而恰恰忽视了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所以我们的大学在所谓的这种“理想”指引下，只会培养越来越多迷茫的教师和学生，离世界一流大学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