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对政党的需求，政党的核心作用在于作为“桥梁和纽带”来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执政党之所以能够代表民众执掌公共权力，其基础在于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现今，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传媒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执政党的权力基础和运行方式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关键词：执政党； 权力基础； 权力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但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我们党越来越认识到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以及政治体制的核心——党的建设，如何搞？确确实实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大、非常重大的课题。

本文准备从执政党权力基础的角度，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以期引发人们对此问题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推动中国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一、执政党的权力基础

政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它有自身的内在运行规律，这种规律性是由于民主政治产生了对政党的需求。

那么，什么是政治？我们知道，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人总要在社会中生活，有社会就需要管理，有管理就需要权力。于是，在社会中就形成了管理社会的一部分和被管理的一部分，也就是公共权力和民众。管理社会的一部分形成公共权力，被管理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民众。所谓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

什么叫民主？民主，简单说，就是说公共权力从根本上来讲是属于民众的，主权在民，人民是社会的主人，这就是民主。

那么，公共权力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如前所述，人构成社会，是社会就需要管理，好的管理是大家能够安定、有序、和谐地在社会中生活的重要保证。为实现安定、有序、和谐的生活，民众需要把自己手里的权力交出一部分由公共机关来行使，这个公共机关行使的就是公共权力，这样一种关系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我们说民主政治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公共权力来自于民，另一方面是公共权力施之于民。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对此做过经典的论述，他说，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1]。来自于民，又施之于民，它就形成一个椭圆的微循环系统（见图1）。这就是政治，即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

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政党起什么作用呢？事实上，人们一开始在设计民主政治制度的时候没有政党，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民主政治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好像就是老百姓把手中的一部分权力交出来形成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再反过来直接管理社会、管理民众。这很好啊！可是在现实中，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社会很大，人口很多，情况也非常复杂。比方说，中国大陆现在有134735万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民众怎么能直接管理？民众直接行使公共权力行吗？不行！人太多了。所以就发明了一种制度，叫做代议制民主，也叫间接民主。所谓代议制民主，就是民众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然后由自己的代表或者直接掌握公共权力，或者由代表再选出代表来掌握公共权力。总而言之，代表在中间起一种联系的作用，联系着民众和公共权力。这样一种方式就使得政治在运作过程中需要对人们进行组织，起码你得组织起来选代表吧？那么，怎么组织？由谁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政党，由政党来组织民众、代表民众来行使公共权力。所以，代议制民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统统的都变成了政党政治。于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就通过政党来联系。政党，一方面把民众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权力，政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于是，图1就演变为图2。

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政党的作用是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政党，一方面把民众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权力，政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二者反过来也对政党形成强大的引力（见图3）。

为什么民众和公共权力对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呢？

首先，公共权力对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一点比较好理解。因为公共权力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放大人的功能、放大人的能力，起一种放大作用。比如说，我手里没有权力，那我要想做一件事情，我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我手里掌握着权力，我想做一件事情，我就可以动员其他人也来参与，事情可能很快就会完成。所以权力起着一种放大个人作用的功能，这也是人们追逐权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公共权力既然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功能，它就吸引着政党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公共权力。所以，公共权力对于政党而言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同时，这种吸引力还受到另外一种力的制衡，那就是民众对于政党也有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很简单，政党得首先代表民众，有民众支持你，你才有可能获得权力；没有民众支持你，那你就没有影响力，你就不可能获得公共权力。即使获得了，也最终会失去！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

所以，就执政党的权力基础而言，世界上政党执政所通行的规则是：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党执政的法理基础，也就是执政的合法性。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党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为什么我们党要把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定位于“密切联系群众”，为什么我们党要把我们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定位于“脱离群众”。原因很简单，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过去、现在、未来”都拥有政权；而“脱离群众”，则会失去“未来执政”的可能性。

二、执政党权力面临的挑战

执政党作为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沟通的桥梁，那么有可能对执政党权力造成影响和挑战的因素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民众。民众是执政党的权力基础，执政党当然要随着民众自身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二是民众和公共权力的沟通方式。以前，民众主要通过政党与公共权力发生联系（见图2）；但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可以不通过政党这一传统主渠道而直接与公共权力发生联系（见图4）。也就是说，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沟通方式由“间接联系”一种，现在发展演变为“间接联系”和“直接联系”两种，很显然这对执政党的权力运行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执政党。执政党的问题主要是怎么更好地代表民众行使权力，体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如果“跑偏了”，甚至是“走了邪路”，执政党能否执政本身都将成为问题，当然其“权力运行”也好不到哪去。

由于学界对执政党自身建设及其权力运行已经探讨了很多，所以本文将主要从民众及民众与公共权力沟通方式的变化，来探讨对执政党权力造成的影响。

（一）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这属于民众自身变化方面，即执政党权力基础层面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有三个阶层：干部、工人和农民；另一种说法是“两大阶级一个阶层”，两大阶级主要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主要指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对利益的追逐是市场经济的天性，而追逐利益的人——本事有大有小，能力有强有弱；同时，还涉及出身问题、机遇问题、社会资源问题等等。由于这些方面的差异和不同，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众多的社会阶层。针对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依据人们在收入、教育、权力、职业四个维度的不同，我们尝试性地将现阶段我国社会划分为八个大的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企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自雇人员阶层，城镇体力劳动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失业、半失业和无业者阶层[2]。当然，这八个阶层的划分是很粗略的，分层也只是一个大概，并不是绝对。在这里，各阶层的具体状况不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重点，我们在这里想重点强调的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向，那就是我们正在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发展。“两头”指的是上层和下层，上层指国家、社会与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少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下层指的是大部分自雇人员（这部分以后会整体性的升到中层）、体力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失业、半失业和无业者阶层。“中间”指的是社会的中产阶层，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和自雇人员阶层的一部分，这部分人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体。

在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我们指的是未来的发展趋向，而不是现在，现在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目前，学界、政界对我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的比重有很大的分歧，悲观与乐观的幅度在15%～30%之间。2011年，陆学艺曾撰文指出中国中产阶层比重已达25%，并大致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该观点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一定的认同。我们也基本赞同这种观点，但是认为中产阶层现在每年增加的比重可能比1%要低一些，而且未来的发展趋向确实存在一定变数。

虽然就目前而言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中产阶层的逐步扩大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执政党形成的最大挑战就是政党如何发展自己。如果我们还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那么，在体力劳动者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的基础会越来越弱。同时，我们前面探讨过，执政党的权力基础是获的多数人的拥护，既然中产阶层在未来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社会的大多数，那么我们党就需要未雨绸缪，现在就应该开始考虑：（1）如何更好地培育中产阶层，促进和引导中产阶层的发展；（2）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囊括进党的组织并使他们起到建设性的作用；（3）党怎样代表和反映他们的利益、愿望和诉求。

提请注意的是，（1）中产阶层的利益、愿望、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社会发展的大势，并会在未来起一种主导型的作用；（2）它和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诉求有很大不同；（3）执政党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和中产阶层以及社会底层民众结合来限制、规范“权贵阶层”的行为，这是全世界所有运行良好的执政党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

（二）传媒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测算，截至2011年11月，我国网民总数约为5.05亿；另根据工信部统计，到2011年11月，3G网络覆盖已达全国县级城市以及大部分乡镇，3G用户达1.19亿，渗透率达11%。[3]

传媒网络技术的发达给政党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政党之所以能够在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起一种沟通作用，是因为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通过个人建立一种联系非常困难！而政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把人组织起来，代表民众行使公共权力，政党也因此成为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沟通的主渠道。在很长的时间里，情况也确实如此。但是，今天出现了新情况——传媒网络技术高度发达。对于政党而言，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上的变化，它还引发了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1. 民众通过传媒网络可以直接形成一种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对于执政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及其运行方式会构成一种直接的挑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11年的埃及革命，起初只是几个对社会不满的年轻人在 Facebook 上呼吁人们在“1月25日，去解放广场，对穆巴拉克表示抗议。”结果引发众多网民的积极回应，并最终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游行抗议运动。十五天后，即2月11日，执政长达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长期一党执政的埃及民族民主党也随即被解散。毫无疑问，在此过程中民众意愿通过传媒网络凝聚为一种“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在执政党基本违背民众意愿进行权力运作时，会对执政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直接进行挑战。

2. 民众通过传媒网络对执政党构成“外部压力”，这种“外部压力”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执政党的权力运作。因传媒网络的发展，执政党权力运作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监督权力运作方面的变化。以前我们党主要依托的是内部监督，特别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民众监督公共权力运作方面的途径和渠道相对较为有限。但随着传媒网络技术的发展，不管“掌握公权力的人”愿意不愿意，他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民众“眼皮子底下”进行的。如果这时再出现“权力运作失范”，做出一些比较“雷”的举动，可能组织尚未“知晓”，民众已经“炸锅”，在这几年“受害”的官员恐怕已经成百上千了，这在客观上确实极大地加强了民众对权力运作的监督。（2）权力运作层级方面的变化。随着传媒网络技术的发展，执政党在权力运作层级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现在对于大家来讲，总书记、总理和网民直接交流、沟通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了；普通民众也可以“一竿子捅到天”，现在各级党、政机关几乎都设立了各种“网上平台”，网上调查、网上投诉、征求意见、咨询服务、首长信箱等等。总之，权力运作层级正在由“金字塔状”被 “压缩”成“扁平状”。

执政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及其运行方式受到传媒网络的挑战，怎么办？我们认为，执政党起码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要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第一，传媒网络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这不可逆转；第二，执政党要学会管理好传媒网络，主导其发展方向；第三，执政党要学会善于利用传媒网络，促进执政党权力更好、更健康地运行。要想用好网络，首先就要管理好网络。管理好传媒网络，特别要注意避免用简单、粗暴、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样的做法，往往会使传媒网络出现“反弹”，甚至走到反面。假设传媒网络走到了政党的反面，那会非常的危险，因为在现代社会，传媒网络的影响力太大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三）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

所谓社会组织，在中国语境下，特指相对于政党、政府等传统组织形态之外的各类民间性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大类。

在人们民主意识、组织意识普遍增强的今天，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据统计：在我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数，1988年为4446个，而2010年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已达44.56万个，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增长了100倍[4]。同时，不仅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都涌现出一大批未经登记注册，或采取工商登记注册的各种社会组织。据有关方面调研和估算，全国各类社会组织的总数大约在300万家左右[5]。

社会组织为什么会发展如此迅速？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和社会整体转型的渐次加快，人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利益意识、组织意识得到了普遍的增强。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想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你比如种地，假设就一个人，那他不仅要种地，还要到市场上去销售粮食，购买种子、农药、化肥等等。所有的这些事情都需要他一个人去打理，他哪里还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市场！所以，他的信息就是不完全的，甚至是极度匮乏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时候假设他参加了农产品销售联合会、农资供应合作社等社会组织，情况就会大大的不同！因为这时候有人会专门组织统购和销售，有人会专门负责农资供应，他只需要老老实实、认认真真、高高兴兴的种好地就可以了，收获后直接将农产品交给农产品销售联合会，卖的事由农产品销售联合会负责。至于卖没卖出去，卖多卖少，那是农产品销售联合会的事，不管他的事，他只管按以前签订的协议拿钱就可以了。这样对于他来说，既很好地节省了时间、精力，又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于是社会组织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面对如此众多社会组织的出现，这对我们党执政也提出了挑战。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论是政党还是社会组织，它们都是组织，都是民众为了一定目的而让渡“一部分权力”的结果，它们都需要代表民众的意愿。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组建的目的，政党组建的的直接目的是执掌政权，社会组织组建的首要目的是追求部分或全体民众的“公益”[6]。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执政党必须把全体民众的“公益”作为执政的首要前提和根本目的，而社会组织也往往会对“公共权力”提出自己的诉求，特别是对于处在剧烈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来说，二者的“边界”有时并非完全不可逾越。这恐怕是执政党对于社会组织最大的“担心”，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对执政党的“最大挑战”。同时，我们党过去比较习惯于在计划的条件下来掌控国家，包揽一切，好多的设置、功能，其实在官方机构里也能找到，这时候民间再新冒出一部分社会组织来，有的官员可能会感觉不舒服！有时候甚至会想，社会组织是不是要脱离党的领导啊？是不是要另搞一套啊？假设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出现怀疑、限制、压制社会组织的情况，有时甚至会出现直接利用行政手段取缔社会组织的情况。

我们认为，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讲，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此，执政党工作的重心，现在应该放在如何更好的去引导它们的创建和发展，更好的去利用它们，发挥它们在政党和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而不是对它们加以怀疑、限制，甚至压制。就社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而言，通常有两种模式：一是依靠民间社会力量的自发演化；二是政府自上而下地理性构建与民间自下而上的自发演化相互结合。就中国特定的国情而言，前一种模式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很容易出现社会游离于政府，甚至与政府对抗的局面，这一点已经被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教训所证明。相反，中国只能采取后一种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政府需要承认社会组织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通过相关法律保障它们的基本权利，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创新精神，增强社会的自组织治理能力，鼓励社会组织在公共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7]。与此同时，政府需要保持对社会组织的必要控制和指导，将社会组织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并且综合运用各种公共政策防止形成某种分利性和掠夺性的利益集团，有效整合社会利益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8]。

三、小结

现在大家看到，在民众、政党、公共权力的循环系统中，不仅民众的构成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在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沟通方式和渠道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执政党不仅要对自己权力来源——民众构成的变化进行不断“调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将“自己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让渡”一部分给传媒网络和社会组织；同时，执政党需将“该管的事情”集中精力管好，以更好地代表全体民众“公益”。

当前，对于传媒和社会组织，政党已不可能用强制的方式把它们排挤出公共权力领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有序地组织起来，加以引导、协调、规制和利用，来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作为执政党，要有这个自信，也要有这个能力，因为毕竟在它们中间，政党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政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在所有的组织里面，只有执政党可以直接掌控公共权力，况且我们党还拥有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既然有这么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假设利用得好，政党完全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理念，始终代表全体民众的最大利益，巩固自己的权利基础，找到权力运行的的科学路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J].共产党员：下半月,2010(10).

[2]严振书.八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及存在的结构性问题[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4).

[3]李强.中国网民总数破5亿 10股尽享互联网盛宴[EB/OL].(2012/01/12) [2012-4-23]. http://news.10jqka.com.cn/20120112/c525486302.shtml.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DB/OL].[2012-4-23].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5]王名.走向公民社会——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及趋势[J].北京青年工作研究,2009(12).

[6]严振书.社会三大部门及其相互关系[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1(4).

[7]严振书.现阶段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及促进思路[J].北京社会科学，2010（1）.

[8]南开大学课题组 景维民.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J].改革，2009（7）.

The Ruling Party's Power base and Related Thinking

YAN Zhen—shu

(ATBG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Hebei Xuanhua 07510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has produced a demand for political parties. The central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s to connect people and the public authority as a bridge and link. The ruling party has been able to represent the people in charge of public power, is based on the support of the majority of people. Nowadays, with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social class structur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network technolog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ruling party's power base and run are facing enormous pressure and challenges.

Key words: the ruling party; power base; power run

【作者简介】严振书（1975.5——）男，汉族，河北石家庄人，总参炮兵训练基地政教室副主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