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放缓态势。正确认识经济形势的新变化，需要将其放在工业化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认清增长阶段可能出现的新特征，前瞻性地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持续不断地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一、增长阶段的新特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工业革命特别是二战以来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是，一些后起国家通过引进和学习先行国家的技术、管理和发展经验，依托自身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缩短与先行国家的距离。但从发展实绩看，能够成功完成这一过程的国家并不多。世界银行增长和发展委员会的研究表明，二战以后先后进入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体为数不少，但能够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只有13个，而且大多数是较小的经济体。有些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曾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快速增长，但由于体制缺陷、战略失误和其他因素，在人均收入达到4000至6000国际元(购买力评价指标)时，出现增速下降、增长徘徊乃至倒退，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如部分拉美、东亚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而那些为数不多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行列的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东亚的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欧洲的德国等，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时候，也无一例外地相继出现了增长速度的明显回落，幅度在30%左右。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者不同，这些经济体是在高速增长潜力开始释放后才降速的。导致增长速度回落有多种因素，从需求看，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建设时期基本度过，重要工业产品的需求峰值相继出现;从供给看，包括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大部分完成，人口红利减少，与技术前沿的差距缩短，要素成本明显上升等。
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保持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货物出口总额处于世界首位。这样的发展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上堪称奇迹。根据研究，2011年我国人均收入已达到9000国际元左右，在今后不长时间内，将可能进入到潜在增长率明显回落的时间窗口。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的经济增长轨迹与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颇为接近，无论是长期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态势还是增速在未来回落，都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在近期的增长放缓过程中，有一些新现象值得关注。例如，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带动，过去一些年度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占到全部投资的一半以上，目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长已相继减速;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北京等省市在内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速度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些地区的经济总量接近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这种变化存在着合理性，因为这些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事实上已率先达到了上面提到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间窗口;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投资风险的加大，一定程度上所反映的正是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和增长潜力的下降;在这一轮增长回调中，就业压力尚不突出，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同时也表明对增速下降的承受能力有所提高。
正确认识经济增长阶段的这些新变化，是我们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首先，发展阶段的新变化符合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从供给角度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工资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加大，与技术前沿距离缩短等，都会使潜在增长率下降。更重要的是需求的变化，比如，过去一些年度作为投资重点的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继续高速增长的空间已不大，钢铁、水泥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出长期峰值期已经或接近到来。这都会使工业化阶段的快速扩张空间相对收缩。总的说来，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可归结为已经或接近达到的四个“峰值”，即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规模的峰值，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峰值，生态环境承受能力的峰值，现有外部资源和市场利用的峰值。
其次，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尽管每年新增量依然可观，但基数效应也会使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举例来说，2000年我国GDP总量约10万亿，较上年增长8.4%，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新增量约为1万亿;但到2012年，如果较上年增长8%，总量将超过50万亿，新增量要到4万亿以上。经济规模越大，对增速的反向作用越强，维持原有增速的难度亦增大。
第三，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即使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调到相对较低的水平，比如7%左右，从国际范围看，仍属相当高的增长速度。如能保持这样的速度，到2020年，我们将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预期目标，同时人均收入有望接近或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因此，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潜在增长率的适度下降、增长阶段出现新变化，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既有别于过去30多年间曾出现的周期性调整，更不是有些人说的“增长衰退”。在一定意义上，这恰恰证明了中国成功地抓住了工业化进程中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较好利用了这一时期的巨大增长潜力。如果能够较快地适应增长阶段的新变化，我们将会实现平稳适度、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
二、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增长阶段的新变化，除了增长速度适度放缓，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重大调整。按现价美元计算，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5400美元，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增长潜力，经济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一是通过改革突破而“深挖潜”。由于体制机制缺陷，我国仍有一些高增长阶段的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掘。例如，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尚有一定的投资潜力，但部分投资主体和融资平台已负债率较高且效率低下，需要通过深化相关改革，使这些领域的增长潜力得到有效释放。
二是城市化的“后半场”。我国城市化率刚超过一半，消费需求增长的最大潜力将来自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已进城农民在身份、居住、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小城镇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以及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消费结构的升级，都将持续扩展消费空间，带来前所未有的消费浪潮。
三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增长速度的放缓，重要工业产品产出峰值期的陆续到来，产业过剩问题的凸显，都将促使我国进入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兼并重组期。劳动力成本上升、技术进步压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设备投资的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将扩展新的增长和就业空间，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既可以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支撑，也将成为产业升级的新引导力量。
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力”。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既有政策倾斜的影响，也符合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近年来在东部沿海地区增长降速的同时，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仍保持了较高速度。这种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力量，在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的同时，也将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空间。
五是创新和绿色发展的“驱动器”。我国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不可能瞬间消失，能利用的还是要尽量利用，但这种优势的减弱是大势所趋。作为替代，创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有可能在一些重要领域与先行者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绿色发展作为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减少环境生态损害、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外，更重要的是可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来源。
六是一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期而形成的“新市场”。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2/3将来自新兴经济体。我国品质较好而成本较低的工业产品，全球首屈一指的基本建设能力，有效组合内外资源快速推进工业化的机制和经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很大需求潜力。近年来我国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已超过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这一转变仅仅是开始。
总之，增长阶段的新变化，不仅表明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可观，也将呈现与以往显著不同的特征。在继续保持适量要素投入的同时，要更多地依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继续保持仍然部分存在的低成本要素组合优势的同时，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并以此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在继续积极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劳动者的参与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注重人力资本建设;在继续关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将较大的产出份额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发展;在继续关注短期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内在平衡性与可持续性。
三、稳中求进，在转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经济增长阶段的新变化，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紧迫而具体的要求，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方式、调结构为主线，稳中求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转方式首先要稳增长。增长阶段的新变化表明，经济运行格局将比以往更为复杂。稳增长不仅在当前非常必要，而且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将是宏观政策的重要目标。从目前情况看，稳增长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尚不理解也不适应增长阶段的新变化。面对增长速度的放缓，一些地区已经逐步适应，但也有一些地区还不太适应，突出表现在忽视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的事实，想方设法要把速度推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这样做不仅难度大，也很难持续，且易引发资产泡沫和过度投资等风险，付出过高代价。另一种则是对短期内增长速度大幅下滑或剧烈波动重视不够、应对不力。由于增长速度的趋缓，打乱了原有的预期，新的稳定预期又未形成，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增大，容易引发经济短期内大幅下滑或剧烈波动，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出现过类似情况。我国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尚未改变，如果短期内增长速度下滑幅度过大，企业经营、财政收入和银行资产质量都会遇到巨大压力，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调结构无从谈起，发展环境也将受到严重伤害。在当前下行压力较大、困难增多的情况下，要认真贯彻中央“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防止强制上行和过快下行两种风险，使经济处在一个适度增长的区间，并为下一步转方式争取有利条件。
转方式的关键是加快重要领域的改革。一是放宽准入，理顺关系，深入推进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增长速度下滑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二元经济结构”，即出口导向的竞争性产业与封闭低效的基础产业部门并存。目前我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类似问题。我们要下决心推动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除了进一步理顺价格关系外，更重要的是切实放宽准入，引入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多元投资者。吸引民间投资不能只停留在一般口号上，要有系统而实质性的改革举措，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拿出对投资者有吸引力的项目，形成民间资本主体可预期、能决策的企业治理结构，否则吸引民间投资的政策仍难以落到实处。二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积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建立城乡衔接或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和就业等制度，使“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城市”，全面释放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需求潜力。鼓励地方从各自实际出发，探索多种形式的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持续增加农村人口的劳动和资产收入，使之成为内需增长的重要来源。三是推动产业重组和升级，改变速度效益型的企业盈利模式。发展方式得以转变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降低企业盈利对增长速度的依赖，在较低的速度水平上，大多数企业要能够有稳健的盈利能力。为此，应加大兼并重组力度，其方向是让有竞争力的大企业规模更大，而中小企业则更专。坚持实体经济优先、制造业导向的原则，推动企业向创新驱动转型。继续为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在财税、金融、技术转移、市场准入、就业创业等政策上给予切实有效的支持，这一点对服务业加快发展尤为重要。四是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既要重视改善民生，更要促进机会均等。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首先要解决好各种生产要素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原则公平获取各自收入的问题，尤其是要实质性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应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监管制度，适当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并将其主要用于改善社会保障。降低对劳动和用工的课税，增加对资本利得的征税。保障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在强调改善民生的同时，要从减贫、基本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实质性地促进横向和纵向的社会流动，提高全社会的机会均等水平。
转方式要坚持解放思想，开放包容，力争走出一条顺应国际潮流、切合中国实际的创新发展之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成就斐然，既得益于开放条件下引进利用外部技术、知识、信息及其他要素，更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积极探索，把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与自身优势资源有机融合，形成了中国特色快速发展的机制和经验。今后，在我国多方面的发展潜能中，最值得发掘的是社会各阶层的创新潜能。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关键是要把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其中包括技术创新，同样重要的是体制机制创新、战略和政策创新。一方面要加强必要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另一方面要鼓励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允许试，错了就改，改了还可以再试。应及时发现、总结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并将其提炼上升为较高层面以至国家层面的经济政策，以指导更大范围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