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博弈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的背景下，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否仍存在，成为许多人的困惑。
对此，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都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这一表述是中共中央继2002年首次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后，再次对新时代下中国发展环境作出的重大战略研判，为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发展与对外交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剖析新时代的“战略机遇期”的源起、现状与走势，对认识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推进下一轮的深化改革与全面开放也具有极高价值的指导意义。
“战略机遇期”的思想溯源与政策延承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有辨识与抓住战略机遇的丰富经验与伟大实践。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准确判断全局、扭转战略态势、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抓住美苏矛盾取得战略突破，善于把握并利用战略机遇，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关口审时度势、取得事业进步的关键。
冷战结束以来，中共中央对国内外环境的战略机遇思考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其一，“战略机遇期”研判的洞察酝酿期。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处在新的重大历史关口，国内外形势变化难以捉摸。邓小平站在历史新高度审视时局并作出了重要论述。
1990年3月，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善于把握。”他还指出，国际上会有比较长时间的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和平环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
199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就“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提出：“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邓小平关于“机遇”“时机”的思考以及对国内外实际情况的精准分析，对党的十四大召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好时机。”
党中央通过准确判断国际形势与中国国内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与对内发展政策，持续推动中国此后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飞速提升以及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快速上升。
其二，“战略机遇期”研判的政策成形期。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中首次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当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采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提法：“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此后，中央决策层均沿用了这个提法，且对内外挑战严峻性的重视也不断加强。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表述道：“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要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研判没有变，但对“机遇意识、风险意识”的强调明显增多。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明确强调：“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
2015年10月，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再次明确指出：“尽管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我们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没有改变。”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重要战略机遇期”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与环境都出现了诸多可能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影响变量，而中国也孕育和积累了大量新的发展优势。中国发展长期面临“危”“机”共在、“内”“外”统筹、“祸”“福”双出、“竞”“合”并行的辩证关系，这类表述在党中央的文件中频频出现。
由此可见，“21世纪头20年”结束后的战略机遇事宜开始成为党中央的重要议题。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在“战略机遇期”之前加上“仍”一字作为前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事求是、沉着冷静的战略定力以及长期延续内外政策的战略毅力。
其三，“战略机遇期”研判的维护延长期。
2020年，“21世纪头20年”结束之际，如何“维护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被提上议事日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对此表述首次加了时间状语，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通过政策规划的方式，采用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的同样表述。这说明在党中央看来，至少到2035年前“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会长期存在的。
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一书，党中央是从国际国内环境两方面的角度作出这一基本判断的：“从外部环境看，作出这一基本判断有着重要依据。……虽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但仍总体于我有利，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从我国发展看，作出这一基本判断有着坚实基础。……雄厚物质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本、广阔的市场空间、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显著的制度优势，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坚定基础。”
可见，从酝酿、定型再到延长，“战略机遇期”的研判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内外时势的敏锐观察、对现状的忧患意识以及对未来的前瞻思考，这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制定与预期目标的制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不仅关系到中国发展全局，更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前途和命运。正是基于对“战略机遇期”的准确研判、全面把握与精准借力，中国才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云变幻、艰难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透析有利因素，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亚太崛起、美国遏制等国际变局的缝隙中捕捉利好趋势，从新一代科技革命中发掘提升国计民生、推动高速增长的发展动能。
问题在于，近年来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增长放缓，中美矛盾加剧，加之一些执行部门与地方政府对“风险”“安全”管控绝对化、机械化，中国发展中存在的多重影响因素使不少民众对未来投资与发展前景的信心减弱。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其中之一的“预期转弱”就是源于人们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担心。
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国际“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此起彼伏和国内经济发展“三重压力”的加大，一些人开始怀疑“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甚至有人认为“重要战略机遇期”已提前结束了。因此，深刻认识并在社会舆论层面广泛传播21世纪第三个十年仍然存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推动人们理性把握当前国内外形势、坚持深化改革与全面开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多讲讲“战略机遇期”，既有助于缓解民众的焦虑，也可能起到拉升未来预期的作用，更有助于提醒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市场主体实事求是地挖掘客观存在的发展机遇。
国内外环境下中国仍将长期存在的重要战略机遇
捕捉“机遇”是化解挑战与风险的重要前提。
讲“战略机遇期”，不是要误导人们不理会挑战与风险，而是要让人们从困难与不易中找到务实的解决之道。无论是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现实来看，战略机遇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当然也需要我们正确予以把握：一方面，要客观厘清对中国整体仍然有利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战略机遇；另一方面，要全面挖掘中国国内发展良机仍将长期存在的重要战略机遇。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战略机遇。
一是在可预测的将来，美国自身将长期处于政治大分裂、经济大停滞、社会大衰败与话语大失信的状态，在客观上形成对中国崛起相对有利的战略境况。美国对华政策会不断滋扰中国发展，但无法凝结成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的有效力量，反而还能倒逼中国国内形成团结奋进的局面。
美国两党严重分裂，二者尽管都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具有深度挑战，但在怎么应对、用什么方式、遏制强度如何等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先后用经贸战、科技战、挑拨中国周边摩擦、人权与意识形态攻击等多种方式压制中国，但都未能如愿。2021年，中美贸易额再创新高，对美顺差扩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战已失败。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同样拿不出有效应对与遏制中国崛起的办法。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治分裂导致制度失效、社会分裂。民主、自由、法治等美国赖以维系的国家价值观与政治话语受到空前的内部质疑。包括福山、雷·达利奥等政经界人士都预测，美国“否决政治”泛滥，可能在未来爆发“内战”或国家崩溃。
2021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通胀率屡创40多年来新高，暴露了所谓“经济复苏”的假象。202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78%，中国成为过去130年以来与美国第一经济体地位差距最小的国家。多数机构预计，未来8年左右，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中长期看，时间仍在中国这边。
二是西方国家间分裂、内部矛盾恶化，客观上为中国突破西方大封锁、化解西方对华“新冷战”之势提供了纵横捭阖的战略空间。
美欧内部矛盾激烈，寻求外交自主的法、德两国不会拉着欧盟全面跟随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中东欧17国虽出现立陶宛“马前卒”式的反华势力，但完全不足以成气候。
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对美国政策亦步亦趋，但鉴于在华经济利益巨大，国内反对遏制中国政策的声音高涨，这些国家对华政策多少呈现“表面上倒向美国、实际仍与中国交往”的“骑墙派”。中英、中日、中澳、中加贸易总额近年来连续上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英文缩写为“RCEP”）也于2022年元旦正式启动。这些都是典型例证。
三是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新兴经济体长期制衡与牵制美国霸权的地区影响力，为中国建立温和、灵巧的对外关系创造了更多腾挪的战略时间。加之近9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不仅结交了全球朋友，也拓展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空间。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呈现拉锯战化，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彻底恶化，美、俄围绕后乌克兰危机的博弈将长期化；土耳其、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崛起，都牵制了美国一部分精力。“一带一路”建设重塑了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外部机遇，使中国非但没有陷入像美国那样到处有敌人的国际窘境，反而有像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等在关键时刻力顶中国的许多真朋友。
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的经济份额持续上升，2030年前后将超过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议程将成为世界主流话语。无论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还是“拉丁美洲2040年远景规划”，抑或是号召“在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命运基础上合力建设繁荣团结的非洲”等，“发展”已成为各国战略的最大公约数。
无疑，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觉醒。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尤其是疫情期中国在口罩、呼吸机、疫苗等物资出口与国际互助中体现的大爱，使中国越来越得全球人心。美国皮尤调查中心在全球各国的历年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形象的好感度多次超过美国。
四是中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的“弯道超车”，使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在工业革命浪潮中站在世界的最前沿，进而创造了技术与资本“虹吸效应”般的战略动能。
在前三轮工业革命中，中国严重滞后。当下的中国则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5G研发、超级计算、纳米材料、载人航天、智慧城市、量子科学等多个领域都基本处在与发达国家的同一个阶梯位置，有的领域甚至更为领先。
中国连续9年科研经费投入占据世界第二，2022年有望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伟大的竞争：21世纪中国与美国的较量》中明确指出：“中国科技在快速上升，在一些领域，中国已超过美国；在其他领域，中国将在未来10年赶超美国。”
综上，就外部环境的战略机遇看，尽管存在日益增长与变化的外部挑战，但不得不说，大国权力结构调整期、科技浪潮领衔更替期和全球发展体系变迁期“三期叠加”，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合作、和平与复苏是各国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中国仍然长期处在机遇大于挑战的重要时期。
对此，我们不能被西方舆论对华的“叫嚷”以及一些国家个别对华不友好的声音或事件左右。中国在海外资产存量总额超过8万亿美元，外部的一些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以笔者在过去十多年对近百国的长期追踪与对外交流的经验看，必须自信地讲，美国对华的动作与叫嚣，多数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或是堂吉诃德式的政客表演，不可能阻挡中国的长期发展。
从内部环境看，中国至少也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战略机遇。
一是不断增强的党中央权威与党的领导力为中国下一步重大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出台与落实，提供了他国无以比拟的战略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国内各类制度不断得以完善。通过精准扶贫、生态环保、反腐打黑、防控风险、社会治理、数字经济、依法治国、共同富裕等重大政策的实施，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拥护、社会的团结是任何发达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想推什么重大改革措施，要集中力量做什么大事，中国政府比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具备这个制度优势与领导能力。
二是经济规模巨大、发展余地大的可能性不断被激发，使中国持续发展具备他国无以比拟的战略潜力。
中国继2006年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3年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8年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之后，2020年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数额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有望在近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此外，中国还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门类和工业体系，有世界最多的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即便如此，中国发展潜力仍相当大，如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获得大学本科教育的人数比例仅约5%、而美国却有25%左右，等等。
只要不断改革与开放，国内外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行业垄断与地方保护被打破，各地城市有机更新、棚户改造、适度超前基建全面启动，在消费、投资、城镇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空间中找到新一轮增长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仍然能在未来出现新的喷发之势。
三是中国人向往美好生活的意愿变得更为坚定，使中国未来高质量发展具备源于社会基层的战略动力。
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当下的中国人更关切和在乎个人生活质量与物质水准；相比改革开放初期，当下的中国人也不愿意忍受污染、腐败与不公而换得的快速经济增长。这使中国经济从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有了内生动力，使国家出台的政策不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致力于建立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最终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比起1978年时中国仍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的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的居民年均社会消费额约4600美元，仅是美国的1/4。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约40平方米，约是1978年8.1平方米的5倍，但仍不足美国（约65平方米）的2/3。中国人均拥有小汽车仅有0.21辆，为美国人的1/5。中国城镇化率仅57%，比起美国82%的城镇化率相差甚远。2021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从10%提高到23%，提升幅度世界第一，但与世界森林32%的平均覆盖率仍有较大差距。
四是中国人近年来持续提升的道路自信以及不断与内外部风险斗争的经验积累，为未来沉着应对各类风险与挑战培养了大量战略人才。
近10年来，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有效应对党内腐败、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分化、精准扶贫、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一系列内部深度矛盾，成功化解了经贸战、科技战、边境摩擦、人权与意识形态压制，以及涉港、涉疆、涉藏、涉海等一系列来自美西方霸权势力的外部压力，一批又一批的中青年干部受到洗礼而提升本领。从可预见的将来看，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层的“90后”“00后”对中国共产党、对走中国道路也空前自信。下一代人爱国、爱党的比例更高。
综上，对内部战略机遇期的客观挖掘，不是说要回避当前的风险、挑战与国内问题，而是说当前中国自上而下、自里到外、自近及远无一不蕴含着应对风险、挑战与问题的底气，我们对改革与开放的步伐还可以更加快、思想还可以更解放一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面对百年变局下的挑战与风险增多，我们不必谈“风险”“挑战”而色变，更不必怕“风险”“挑战”而止步不前。风险、挑战、问题是永远存在的，我们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也要时刻保持对战略机遇期的捕捉、维护与延长。
中国维护与延长战略机遇期的路径思考
剖析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存在的诸多国内外依据，并不是回避对日趋复杂、不稳定性明显增加的国内外环境的深度研究，更不是无视当下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化逆流、世界格局动荡、和平遭受威胁的复杂外部环境。
相反，总结此前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现实启示并坚信重要战略机遇期仍在延长，是推动全党全国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需要，也是未来进一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的需要，更是始终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中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权、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与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的需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纵观近现代史，中国至少两次错过重要战略机遇期。
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明朝皇帝曾最早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却未将海外开拓转化为国内财富增长、思想启蒙与技术革命的动力，反而此后回归内向型发展，最终错失原本能在中国最早实现人类近代以来文明升级的大好战略机遇。
19世纪下半叶，清末洋务派曾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发动洋务运动，却在与保守派的争斗中失败。此后清廷不思变法、盲目排外，接连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失利，再次错失良机，最终成为落后挨打、被外国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对象。
从美国20世纪崛起的历程看，美国既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巧妙地加入协约国集团而成为战胜方，还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被偷袭后改变“孤立主义”政策转而成为反法西斯主义领导国；既能在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均率先复苏，还能在冷战中精巧地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而最终胜出。美国从世界偏安一隅的小国崛起成全球霸主并保持130多年全球第一经济体的重要经验是善于抓捕战略机遇、善于在机遇把握中稀释风险。
近代中国“在丧失机遇中遭遇风险”与现代美国“在机遇把握中稀释风险”的两个正反经验提醒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离实现目标最近的时刻，防范风险与把握机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看到机遇，不注意风险，就有可能盲目乐观、一失策倒退数年；只防范风险，不把握机遇，也有可能止步不前、错失良机。
风险与机遇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仍风华正茂的重要经验。回顾中国共产党成长、成功的百年进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胜利，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成功，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党不断防范化解风险、辨识捕捉战略机遇的进程。因此，以史为鉴，至少有三点值得当下中国思考。
第一，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积极塑造复苏机遇。
2022年春，中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许多受到疫情冲击而遇到困扰甚至出现短暂休克的产业、行业都面临重新布局、重新拓展的机遇。
宏观上多讲“战略机遇期”，将会促进个体、企业、机构采取适度超前扩张政策，比如，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适当宽松的货币与信贷政策、适度前卫的消费行为、适度风险的投资举动等，进而保持社会各个领域的中高速增长，汇集推动国家实现“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纲要”的力量。事实上，2022年“两会”将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设在5.5%，这本就是兼顾风险与机遇的务实之举。
对于现在媒体舆论中专家、学者、“大V”所谈的风险，我们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即中国只要保持中高速的发展，如债务、信贷、投资等一些风险就是担心出来、想象出来的。
面对新时代以来中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我们需要坚信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是客观事实，需要积极把握好机遇期并在社会舆论上作正确引导。
具体而言，各级党委政府在强调防风险、抓安全的同时，应适当理性与客观地讲讲“战略机遇期”，这不是对局势的盲目乐观，而是对未来具有针对性鼓劲，不仅有助于宽松政策细节、重燃发展激情、释放经济活力、回升社会预期，更能推动当前中国的国家事业转型与升级。正如“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纲要”中所指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第二，敢于并善于对外斗争，保持开放战略定力。
近年来，大国博弈激烈，中国与一些西方势力尤其是对美斗争频繁。美国还将中国视为“唯一既有意愿，又在经济、外交、军事、科技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多谈“战略机遇期”，不仅是理性看待外部风险与挑战的重要体现，而且是坚持战略定力的重要依据，还是引导全民开放视野、放平心态、做好自己的事情的重要动力，更是要努力从这些困境与挑战中寻求突破的重要思维路径。
对外斗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无论是在政治、外交、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金融、经贸、话语权领域，对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目标都是应对当下挑战，化解内外矛盾，推动内外合作，实现民族复兴。
对于影响中国崛起的最大外部变量——美国，我们需要保持“平视”之心态，虽然目前的美国很难成为中国朋友，但我们也不必将其推到敌人位置。当然，在敢于对外斗争的同时，我们还要提升善于斗争的能力与灵活性。
面对外部现有霸权国对中国崛起的高度焦虑之心与全面遏制之势，我们更需要有统筹国内国外、泰然处之的战略底气与定力，并通过全方位开放政策化解之。这就需要在对外人员交往、金融开放、中外合作、吸引人才等领域加快制度完善，推动改革落实，采取更多相对积极、相对宽松的政策。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
中国越开放越强大，就越要保持拥抱、融入与引领世界的态势，保持国内发展的稳中求进。可以说，没有任何外部势力能够阻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挖掘改革创新红利，探索在全球拓展资源与市场。
当下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有能力获取全球资金、资源、人才、信息并使之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比任何时候都有能力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智慧与方案。把握“战略机遇期”，既需要我们在国内不断挖掘“改革红利”与“创新红利”，也需要多从全球范围配置更大资源与更大市场，在国际化、数字化、绿色化、优质化等方面寻找更强的增长活力。
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立足于14亿人的国内市场，更要着眼于75亿人的世界大市场，应抓住后疫情时代全球资源处于低成本洼地、亟须并购整合的重要战略窗口期。在这一方面，欧美国家及日本的企业与机构在全球的布局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为此，需要进一步释放社会活力、解放思想，实现深化改革与全面开放“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而有利于开创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总而言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战略机遇期永远属于时代的勇敢者、奋斗者与探索者。当然，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与战略机遇期的两期交汇下，中国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仍将长期存在。
在当下关键时刻，不断保持进取之心，抓住机遇，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中国将一定能实现民族复兴的最终目标。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