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日子，回首之间我们仍然会惊叹：600万生命被“按计划、有秩序”地屠杀，这何以可能？而且发生在德国，这个以歌德、席勒、贝多芬和黑格尔等名字所标志的伟大国家。如此野蛮的事件发生在如此文明的国度，不是令人太难以置信、太不可思议了吗？
人类对于自身经受的极端创痛常常会求助于一种诱人的“极端简单疗法”：将创痛归于某种特殊的、反常的、不可理喻的力量。就奥斯维辛而言，这是极为残暴与邪恶之徒所为。纳粹是兽性的、病态的，其残暴与邪恶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这样明确与简洁的解释安抚了我们内心的惊恐，事件的“不可思议”气质由此被平息，被接受下来、安置起来，得以使我们转向事件的“不幸悲剧”，专心于哀悼与纪念，在眼泪与祷辞之中医治创痛。
那么，“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这句被反复引用的名句又是在说什么呢？当然还有阿伦特，还有鲍曼。至少这三位犹太裔思想家，都在以自己的言说抗拒这种“简单疗法”。他们的思考并不相同，但结论是相似的——不是难以想象的“残暴与邪恶”，而是现代文明中的“冷漠与平庸”才使如此不可思议的野蛮得以发生。
奥斯维辛的主犯、纳粹军官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辩解说，他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个人是无罪的。他的律师在总结陈词中说，如果纳粹胜利了，艾希曼将会得到勋章，如果战败了他就得上绞刑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此做了这样的解读，这表明“行为没有了内在的道德价值”，“道德评价完全外在于行动本身”。但绝大多数的纳粹不是虐待狂或精神病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但这是现代性“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所造就的“正常人”。也只有在现代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技术手段和官僚机器中，人与人才可能处在一种非人化的、机器般的关系之中。“在那些规则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社会工程’采取的大屠杀式的手段视为不适当，或者将它们作用之下的行动视为非理性而加以摈弃。”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察，她说艾希曼所犯下的是“平庸之罪”，其平庸在于没有自己的思考、也没有外在的声音能唤醒他的良心。但由这种平庸所造成的浩劫要比所有邪恶本能汇聚起来所产生的灾难还要可怕，这就是阿伦特从耶路撒冷审判中获得的启示。“平庸之罪”暗合阿多诺所说的“不自觉的无动于衷”——这种“软弱的审美生活”。而诗与诗人以超然旁观的态度面对野蛮的在场，这标志现代审美生活的虚妄与我们文明的失败。
“平庸之罪”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存在普通人的心灵之中。只有通过无数“普通法西斯”的参与，才可能“通向奥斯维辛之路”。于是，在面对野蛮暴行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问：我习惯的冷漠和平庸会将“我们”带向哪里？（外滩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