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女士围绕着人口政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题目是《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第一篇说明这一系列文章的主题是，从人口增速、资金、经济、文化等几大领域，理智地看待中国人口问题。在第一篇结尾，作者已提出自己的结论：“笔者既不支持不人性的计划生育，更反对借计生敛财的阴谋，但是，从中国的未来，从中国种群的未来出发，从有尊严的生活角度出发，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
坦率地说，作者已发表的四篇文章之论点和论述，令人失望。
在第一篇中，作者引用了一些相当凌乱的历史与现实的人口数据，试图说明，中国还会有一个人口增长高峰。对于这样的观点，统计局恐怕第一个不答应，“六普”数据在那儿。
作者在此处已提出，人口高增长的主力是乡村、以及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贫困人群。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对此展开论述，同样用一些琐碎的数据，对贫困地区的生育率高企表示担忧。
然而，这样的论点很难成立。作者也承认，城市化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急剧下降，而所有人都看得到，中国正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其生育意愿立刻下降，而未来将会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同时，即便在乡村，由于现代性广泛、深度渗入，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已快速下降。至于高收入人口的高生育意愿，对于整体人口增长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第三篇文章从水资源角度分析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作者指出，中国是个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而近些年来，水污染十分严重。如果人口继续增长，大家就都将没水可喝。
这样的论证基本上是罗马俱乐部理论的劣质翻版。四十年来，面对人口快速增长，某些专家、国家、国际机构担心过这种或那种的资源枯竭。事实却是，所有资源都没有耗尽，相反，人们所能支配的几乎所有资源都在增加。
至于中国当下水资源的匮乏，作者其实已指出其症结所在：严重污染。既然如此，事情就好办了。所有人为的污染都是可以治理的，问题仅在于人们愿意支付多大成本。随着越来越多人口卷入现代工商业体系，生产效率提高，中国可利用越来越好的生产技术，从而控制新增污染；也可拿出越来越多的钱治理污染。那些被污染的水都可以恢复清澈，这只是一个成本和时间问题。
第四篇文章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究竟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作者重复了很多愚蠢而自私的美国人的担忧：如果5亿以上印度贫民窟中的贫民、未来要转移到城市的中国4亿农民都过上美国式的生活，会怎么样？
若让我来回答，我会说，爱怎样就怎样。凭什么美国人可以，中国人就不可以？照此逻辑，叶檀女士应当把这篇文章写成英文，说服美国政府实行计划生育，因为，问题在美国人那儿，他们的人均资源消耗太高了。因此，如果让美国人口快速减少，其对资源消耗的正面效应，不比控制中国人口增长的效应大很多？
当然，事实是，中国人的资源消耗模式未必重复美国，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间关系的理解、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不一定与美国人相同。另外，中国人的资源消耗模式是一个可通过制度、政策予以控制、调整的问题。价格机制本身也是一个控制机制，这是经济学的常识。
作者为人口制造贫困论提出了一个论据：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已吞噬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治理失败之典型案例，是治理失败制约了经济增长，导致该地区财富生产效率较低，无法满足民众需求。作者也已提到，大量后发国家在二战以后经历了人口高速增长，而并未出现过撒哈拉以南非洲那种悲惨局面，这不正说明了制度至关重要吗？
综观这四篇文章，我不得不说，对于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作者没有提出任何新鲜的、且站得住脚的理据。作者不过重复了过去几十年间一些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生态学家反复提及的命题、论点、论据。全世界过去六十年的事实已证明，这些命题是不成立的；而从一开始，那些命题在理论上也是不成立的，它们都立基于错误的预设：物质主义。
亚当·斯密是通过对重商主义的反叛，而开创现代经济学的。而重商主义正是物质主义的：它只是关注物质的产出、交换、消费，人被忽略了。或者说，人被物化，被当成纯粹的生产要素，以及消耗财富的机器。所以，重商主义者把黄金当作最重要的财富，致力于制造国家间的贸易壁垒，为此不惜对国民的财产权和贸易自由进行限制。
斯密则把人视为最重要的财富。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斯密说，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实现增长。因此，人口越多，且越自由，则分工越细密，效率将越高。当然，在斯密那里，人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因此，人本身不是经济政策可以调整的对象，经济政策唯一的目标是满足已经出生以及即将出生的人之需求。为此，社会、政府可以在制度上下功夫，通过增进和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提高生产效率。自由是斯密经济学的关键词，它是人的自由。
奥地利学派更为清晰地揭示了斯密经济学的人本自由主义内涵，这体现在其主观主义方法论上：必须从人的主观维度理解人的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人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及秉此精神的人构造、提升合作性关系之能力。因此，市场以自由秩序为其框架，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后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对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发展经济学，则悲惨地走上返祖之路：它返回了重商主义时代的物质主义迷信。它讨论物质性生产要素，人也只是一种要素而已。人被低估了，事实上，在这些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眼里，人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必要性甚至不如机器、石油。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支持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制度和政策。当然，他们也普遍支持政府对经济、社会等领域进行计划、管制、控制。
叶檀关于人口问题的系列文章就是以这样的经济学为基础的。有趣的是，作者给反对控制人口的论者冠以“反智”的帽子。但由这个词，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一种智力迷信，或者哈耶克所说的唯理主义。唯理主义者迷信人的智力，因此主张计划人口，也即控制人口增长。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计算机测算出一个适当的人口规模，然后政府就可以用权力追求这个目标。至于政府采取什么手段，根本不重要，因为这是拯救中国人和人类的伟大事业，怎么做都是合理的。
这种唯理主义与上面所说的物质主义相互支持：只有物才是可测量、可计算的，因而是可计划的。计划经济、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计划生育政策，源于极端的物质主义。最有趣的是，这些计划者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物。可以说，计划体制隐含着一个政治上的主奴结构：计划者是人，被计划者则是物。庸众是没有人的意识之动物，只知道愚蠢地生育，必须由那些有能力操纵模型的“智者”高高在上地来安排物的生育。
作者说，她倡导计生和优育，是从有尊严的生活地角度出发的，要倡导人们更加理智、优雅地生活。我想说的事，只有人，完整的人，具有精神生活的人，可以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才有尊严和优雅可言。计划生育政策把人当成物对待，生活在此制度下的人何来尊严和优雅？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和官员，自负地计算、骄傲地计划他人的生命，或许很聪明，或者很强大，但一点也不理智，一点也不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