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3日英国《经济学人》发表封面文章《为何付钱给女性生孩子行不通？》（Why paying women to have more babies won’t work？），反对各国政府的生育补贴政策。《经济学人》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商业期刊之一，但这篇文章缺乏底层逻辑，其证据之微弱和推理之草率，与结论之肯定形成鲜明对照。该文把人口方面的公共政策局限于对过往问题的善后，而否认其在维系人类文明方面应承担的责任。
长期低生育率是否构成对文明的威胁？
文章提到几乎所有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高收入国家的生育率平均只有1.6，意味着每代人会比上代人减少1/4，而老年人占比到2050年会大幅上升。过去十年的人口降速超过人口学家的预期。如文中所述，马斯克等人警告这些趋势会威胁到文明本身，但该文却在未提供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断言这些警告是荒谬的。它只承认，老龄化和萎缩的社会可能失去活力和军事实力，并因纳税人要为众多老年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提供资金而遭遇预算困境。
然而，更长期和基础性的问题是，如果生育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且不上升，人口会加速萎缩，直至归零。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维持在目前高收入国家1.6的水平意味着，人口最终将以每出生1人，去世2人的速度萎缩；而生育率维持在目前韩国0.7的水平意味着，人口最终将以每出生1人，去世15人的速度萎缩。
日本经济学者吉田浩定期发布“儿童人口时钟”，警示低生育率危机。他按目前1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及其降速推算，日本将在696年后剩下最后一名儿童。中国15岁以下儿童数量是日本的16.5倍，但萎缩快于日本。按他的方法推算，中国将在542年后剩下最后一名儿童，比日本还要早154年。欧美的情况比中日好不少，但长期来看也是快速走向消亡。如果这种人口趋势算不上对文明的威胁，那什么才是呢？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外推不足为凭，因为生育率不会一直这么低，但这只是想当然。实际上，生育率下行具有自我强化的惯性而不会自然反弹：长期低生育率,一方面会推升家庭的边际养育成本，抑制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会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重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从而减少可用于养育孩子的精力和财力；这两者都会进一步拉低生育率。如果没有政策干预打破这些恶性循环，生育率更可能继续走低，让人口归零的时间更早。
确实，《经济学人》并未假设生育率会自然反弹，但整个基调是社会要适应，而不要试图去改变这种趋势。这种躺平的态度，与该期刊秉持的所谓进步理念自相矛盾。《经济学人》在其每期目录页上都会印上"参与一场推动前进的智慧与阻碍我们进步的胆怯无知之间的较量"的宗旨，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对文明本身的消亡都无动于衷，那关心进步又有多少意义呢？
现代生活方式高度依赖于人口规模效应
是否可以等到人口萎缩到一定程度后再去努力提升生育率呢？这个观点也不对。如前所述，低生育率具有自我强化的惯性，意味着拖延的时间越长，社会在低生育率陷阱里会陷得越深，提升生育率也就越难。再者，越晚应对低生育率，届时的人口规模也会越小，而人类的科技发展和现代生活方式，像手机、互联网、高铁、喷气式飞机等的研发和生产，特别是其快速迭代，都高度依赖于全球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人口规模。
随着人口不断减少，各行业的需求和供给会同步萎缩，投资意愿低迷，创新步伐放缓并最终停滞。基础设施也会因需求和财力不足而难以更新，最终被废弃。现在的大城市会随人口减少而退化为中等城市，再变成小城市；机场、医院、学校、公园也将不断关闭，窄化人们的选择。相对于人口稳定下的情形，陷入人口萎缩中的社会的生活水平会更低，甚至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更新会放缓甚至停滞，现有经验和技能可能失传。
例如，现在一架空客A380客机有400多万个零部件，由全球1500多家公司供应，其中很多公司是专注于研发和生产特定零部件。随着人口锐减，大型客机的需求最终将大幅下降，产能难以为继，更不用说研发新型号。而许多专注于特定零部件的公司可能被迫关闭，几代工程师积累的经验、知识和技能可能失传。又如，等到人口变得很少，有人不幸患上某种罕见病，也只能听天由命。小得多的人口基数中，同样病的患者屈指可数。制药公司没有动力为数量太少的患者群体研发药物。甚至以前的治疗方案，也会因医生经验太少而难以使用。
《经济学人》认为，靠技术发展来适应低生育率社会，包括照顾老人，远比提升生育率重要。如上所述，长期低生育率对技术发展是负面的，与人口稳定的情形相比，快速老化和萎缩的社会的技术发展会更慢，并最终陷入停滞和倒退。况且，更好地照顾老人只是善后，出生更多的小孩才能开创未来。
人们曾一度担心，自然资源匮乏会制约发展，但自然资源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例不到5%，且整体趋势是走低。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限制人类技术发展的瓶颈并非自然资源限制，而是面临快速老化和萎缩的人口导致的需求和供给同步萎缩。在这方面，致力于开拓前沿技术且善于从底层逻辑思考的马斯克，有着远比《经济学人》更直接的认识和更深刻的洞察力。马斯克一再警示低生育率会严重威胁人类的技术发展和文明延续。
提升生育率属于典型的公共政策责任
因此，要维持人类文明薪火相传和现有人口的福祉，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迟早要做到的，而且越早越做到越好。文章也认可生育补贴政策有些积极作用，如补贴贫穷父母可减少儿童贫困，付得起托幼费用的母亲更可能就业，但却完全否认补贴政策提升生育率的核心意义，这无异于舍本逐末。
低生育率的症结是激励机制错位；为养育付出代价的是家庭和个人，但受益的却是全社会。在工业化之前，小孩长大后可直接给父母带来经济收益。到工业化之后，特别是在社会化养老制度下，年轻人在经济上回报老年人主要是在社会范围，而非家庭内部实现。具体来说，老年人的养老积蓄在兑现时的价值，来自于工作人口创造的商品和服务；年轻人口越少，养老积蓄兑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也就越低。
因此，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未来的全社会，鼓励生育就应该在全社会层面进行，而且需从长计议。《经济学人》提到，生孩子的决定是个人的，应该保持这种状态。这在微观上无疑是对的。但如果所有人都不生孩子，那经济面临崩溃，社会消亡。因此，宏观上需要的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确保社会整体生育率能恢复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这才是公共政策的应有之义。
生育补贴是否有效？
《经济学人》罗列了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生育补贴政策后断言，政府认为他们有能力提高生育率的想法是错误的，理由是这些政策建立在迄今导致人口下降的错误诊断之上。文章似乎认为鼓励生育政策对职业女性无效，证据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只是略为推迟生育，而生育数量与上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接近。
这个结论是武断的。要判断政策是否有效，需要比较同一时间里享受政策的女性和不享受政策的女性之间的生育状态。在缺乏微观数据的情况下，也可比较不同补贴力度的国家之间的生育率。由于国家之间差异巨大且以国家为单位的数据样本有限，对这种比较得出的结论需要谨慎。
根据欧洲国家的数据，生育补贴等家庭福利开支占GDP高一个百分点，对应生育率大约高0.1。《经济学人》提到，瑞典提供非常慷慨的生育补贴，但生育率却只有1.7，似乎暗示补贴无效。但实际上，瑞典的生育率长期位居欧洲最高之列，没有达到更替水平可归因于补贴力度还不够，而非无效。
文章更担心的是，生育补贴让低龄和贫穷女性早生和多生。在作者看来，这些女性多生，与贫困和母子健康问题不无关系，对她们自己和社会都不好。但在结婚和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率节节下滑的当下，还担心女性早生多生已不合时宜。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初育年龄从2000年的26.4岁升至2020年的29.4岁。而中国的平均初婚年龄则从2010年的23.89岁升至2020年的27.95岁。生育补贴能适当降低初育年龄并非坏事。从医学上来说，女性在20-30岁之间生育，对母子健康都有好处。不孕不育几率会随年龄上升，生育年龄过晚，妊娠并发症和胎儿先天畸形等风险都更大。
之前低龄和贫困女性多生带来的问题相当程度上可归因于她们缺乏收入。现在这些女性放弃或减少生育说明她们已不愿置自己和孩子于贫困和不健康之中，向她们提供生育补贴能给她们更多选择。如果生育补贴对她们有效，那些多出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获得的现金恰恰可以缓解贫困，改善母子健康。在人口不断萎缩的背景下，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养育后代，也许比从事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更有意义，也更应该获得收入。
那么普遍的生育补贴政策会不会对低收入女性的效果好于高收入女性呢？确实如此，但相对于人口快速萎缩，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基因和文化特征基本一致，社会流动性高的国家来说，其负面效应有限。很长时间以来，社会底层的生育率都要更高，但群体的各种性征整体上基本稳定。
此外，生育激励不仅指现金补贴，也包括减税和托育服务，后者能更大幅度降低高收入女性的机会成本。除直接的财务成本，养育成本也包括机会成本，如对孩子的照料、接送、辅导和家务增加，都会减少父母的闲暇时间和从事有报酬工作的时间；高收入女性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高于低收入女性。因此，托育服务、男女平等的产假、灵活办公等措施，都能降低养育机会成本，最终提升生育率。因此，生育激励政策并非像《经济学人》暗示的那样对职业女性无效。
补贴生育是否合算？
《经济学人》反对生育补贴的另一个理由是，补贴成本太高，比其要解决的问题花费更多。然而，生育补贴对支付者是成本，对接受者却是收益，从社会整体来看，则是财富的再分配，即将经济产出向养育家庭倾斜，补偿他们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种补偿可理解为对未来的投资；父母付出时间和财力养育小孩，小孩长大后则通过消费、工作来支撑整个经济，并通过纳税等方式直接贡献社会。
文章提到，补贴生育面向所有孩子，包括那些本来就会出生的，所以带来额外孩子的花费巨大。确实，将补贴聚焦于会多出的生育，如依孩次实行累进制，会让同样的公共支出带来更高的生育率。但这并不能否定生育补贴的意义。
文章称，在波兰和法国，每多生一个孩子要花费100-200万美元。我们不知道这个数据的来源，只能根据公开数据尝试复盘其估算。法国在2023年的GDP是3.03万亿美元，生育补贴等家庭福利开支占GDP约3.44%，即1042亿美元。假设生育补贴一次性发给法国2023年出生的67.8万人，那平均每人可获得约15.4万美元，远少于文中的100-200万美元。
根据《经济学人》原文，我们猜测作者是假设出生人口中，仅少部分是因补贴而多生的，但因补贴是发放给所有孩子的，作者就把所有补贴都算成为了多生付出的代价。假设有1/8的孩子是因补贴多生的，其余7/8是没有补贴本来也要出生的。按上面的算法，多生一个孩子的花费就是123.2 （即8*15.4）万美元，与文章给出的数字相符。
但这种估算是荒谬的。生育补贴的用意并不只限于提升生育率，更是支持养育家庭的福利支出，可看成社会对他们的父母养育未来纳税者的付出所做的补偿。不能因为这种补偿有提升生育率的用意，就把本来就要出生的孩子得到的补贴成本，也全部算到多生出来的孩子头上。
基于这种对生育补贴平均投入的严重夸大，文章称只有极少数公民有足够的生产力产生财政利益来补偿这些投入。然而，即使这个说法成立，那也不能说明生育补贴得不偿失。就像风险投资项目中，极少比例项目的成功，带来的收益就能补偿其他项目的亏损，并带来整体的盈余。人对社会的贡献像风险投资项目，通常服从幂律分布；极少数杰出人才能创造出极大比例的社会财富，而孕育他们则需要庞大的人口基数。
因此，更合理的判断标准是平均收益是否高于平均投入。法国在2023年的人均GDP为4.44万美元，税收和社保相当于GDP的48%。按83岁的预期寿命，平均每位法国人一生累计缴纳的税收和社保为177万美元，远超生育补贴的15.4万美元。由于计算人均税收和社保的分母包括所有工作和非工作人口，计算一生累积税收和社保应该使用人均预期寿命，而非平均工作年限。
当然，上面这种投入和收益的对比并不公平，因为公民除了缴纳税收和社保外，也会享受其带来的福利和便利。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对社会的经济价值，整体上也是正的。过去几百年来，人类数量越来越多，但人类社会整体上却越来越富裕，说明人对社会的贡献，在平均意义上大于其带来的负担。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经济学人》完全以孩子未来的产出来衡量生育价值， 并基于严重误导的估算得出其核心结论，但该文更基础性的误区是，只把生命看成是经济产出的工具，而无视生命本身自在的价值。实际上，每个人的生存和繁衍都具有维持人类基因多样性以及传承语言和文化的价值，更不用说赋予其亲友更多的人生意义。就算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价值还包括消费和孕育杰出人才的人口基数，而不仅是陷入通常意义的工作。
随着通信和交通的进步，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不断强化。之前的企业做到本地最好就能存活，但现在可能要在某个领域做到全网数一数二才能存活。因此，市场份额和利润将逐渐向为数不多的头部企业集中，加上人工智能有望取代更多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无法拥有在劳动市场上具有可交易性的技能，从而变成工作意义上的无效人口。
从宏观角度来说，这本是天大的好事，因为社会整体上可投入更少的工作时间以获取更大的经济产出。但按《经济学人》以经济产出来衡量人的价值的逻辑，这些所谓的无效人口从公共支出的角度来看，是不应该出生的。这意味着科技发展反而让更多生命失去价值，这是对生命自在价值的否定。
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工作只是人为了生存、繁衍及实现自我意愿需要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越小越好，经济产出则越大越好。因此，政策真正应关心的是宏观效率，即社会整体以更小的代价获取更大的产出，并确保所有人能过上基本体面的生活，以及未来有足够多的孩子来维持社会的可持续性。现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足以做到这点，但缺乏相应的社会机制。
最终的出路也许是起点收入，即让每个国民，包括新生儿，获得普惠性的全民起点收入，并让发放比例与就业市场和生育率挂钩。具体来说，就是基于电子货币，将经济中每笔交易的增加值中一定比例实时发放给所有民众。如果就业市场工资整体上升，那说明市场缺人，发放比例就下调；反之发放比例就上调。起点收入在普惠性的基础上，维持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避免通货膨胀，且通过嵌入反馈机制，维持就业市场稳定。将发放向儿童倾斜可用来提升生育率，这种倾斜可不断强化至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现在起点收入的设想与其说是一个现实方案，不如说是一个思想试验。我们会在后续文章中详细讨论。
中国需要回到底层逻辑来思考人口问题
中国的生育率在2023年仅为1.0左右，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1.6的水平，因而远比这些国家更需要生育补贴政策，但《经济学人》这篇文章，通篇未提中国，不知道这是因为中国鼓励生育的力度太小，还是因为要论述中国面临如此之低的生育率，还不应补贴生育太难以令人信服。
中国的生育率与西方国家相比已是天壤之别，更是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但迄今为止，中国在应对低生育率方面依然不痛不痒。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的生育率并没有特别低，应对低生育率远没有像在中国这么迫切，因而西方并未形成大力鼓励生育的共识，这反过来也降低了该话题在中国的重要性。
作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经济学人》是话题的设置者和话语权的把控者。不过，像这篇文章一样，《经济学人》的诸多分析只是基于世界尤其是西方有限历史经验的外展，而非从文明底层逻辑所做的演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习惯于从西方视角来判定议题的重要性。许多热门话题及其叙事，如人口爆炸、平权运动和气候变化，都是源自西方。这种亦步亦趋的“好”学生心态需要改变。
特别是，面对低生育率的空前挑战，我们需要回到底层逻辑来深入思考并探索解决之道，不能因为这事在西方没有那么重要就觉得它不是头等大事。我们相信，中国在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上具有特别的优势。在文化上，我们是一个祭祖的民族，注重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慎终追远。在机制上，中国有强力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执行力。
在我们看来，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关键，是让养育成为有收入的工作，并确保养育家庭获得的收入是稳定和可预期的。近几年，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陆续推出生育补贴政策，但力度太小。我们建议在中央层面实行大力补贴生育的政策，具体可采取累进制，并考虑到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差异。
例如，可给每个一孩每月补贴一千元，给每个二孩每月补贴两千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减半，给每个三孩及以上的孩子每月补贴三千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全免。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急需扩大内需，还可给每个孩子一次性的十万元的现金奖励以及房贷利率减免。
生育补贴政策，旨在减轻养育家庭的经济负担，激发生育意愿，稳定出生人口。该政策的实施还可缓解贫富差距，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同时提振内需，带动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长远来看，该政策将提高生育率，维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为确保的中国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并最终让经济回归其根本意义——增进个体福祉并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