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安全的诉求一直存在，包括最原始的河道改造和建设房屋。同样，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和天性。虽然说“风险越大，受益越大”，但是在很多场合这样的“事实”是不能被证伪的，反倒是“风险越大，危险越大”。
对于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社会制度还未健全，法律并未真正的得到遵守，言论自由与行为的无害性就不能构成自认的责任。或者说，人们在面对自我言论的时候，责任就不可能被担负，反倒是对责任的推辞。而在面对社会正义的时候，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时候，就更不可能担负责任。
维护社会正义是每一个社会公民的责任。鉴于民族的劣根性而言，在“看戏心理”大于用行为与言论维护正义的时候，就忘乎所以的认为“只要不弄到自己身上来就好”。其实，这样的心理在如今的国人心中还是根深蒂固。微博上有两则言论（主题）对此有所应征，一则是“为何都是外国人在扶跌倒的中国人”；另外一则是“为何当正义被亵渎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出来举证”。（空姐被打）其实，不难理解，依我愚见，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安全大于自由，安全大于正义，安全是首位。有些时候，为了个人安全，可以忘却正义，也可以忘记自由。这样的例子，在“文革”的时候数不胜数。人们争相为自己的安全保障谋取私利，而又在意识形态的召唤下，对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予以打击和剥夺。无奈，社会陷入恐慌的同时，人们对于社会往往就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更为甚者，就是在回避正义。
很简单，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违法乱纪的时候，如果此人的政治力量依然存在，在其被法律制裁后，同样可以采取报复的手段来打击举报者，或者是指责其违法乱纪的人，故此也就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主持正义。这是特权意识下的一种社会病症，更是社会进步的阻碍。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防范与改善。其一，对于法律的自觉与遵从，更是一种尊重。违法乱纪，固然是损害众人利益，故此就应当受到处罚。并且当事人应该是悔过与反思。其二，法律对于违法者的处罚与教育应当适当，而不是偏袒于有背景有权势的个人。这样有损于社会公平。（这是很理想的状态）故此，如果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在保障个人安全（生命安全与财产安全等），那么就可以无形的形成权力之外的民意监督，而协助于权力与权力的监督，制度与权力的规劝。一味的让权力高高在上，就会威胁个人安全，那么也只能是民众对权力的恐慌与胆怯，甚者还可能有人站出来助纣为劣，谋取私利，损害大众利益。给予邪恶的帮扶进而战胜正义，此刻也就会形成社会剧变，人心难收，民心大变。
同样的道理，如果安全得不到切实的保证，那么正义也就得不到履行。不是因为人们没有正义感，而是正义在安全面前要显得不值得。反过来，如果正义得到了保证，那么安全就更为安全。但是，基于如此的形势，当帮助者都成为外国人的正义场时，中国人的缺位，也就形成尴尬无比的局面，甚至国人对国人的不信任，对制度所未能完成的责任进行怀疑。更是对政府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制度又由政府主导）
但是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有正义的立场，有把社会推向良性循环的决心。只是在安全面前难以抉择正义，反倒是被一系列的新闻报道和制度对特殊群体的“庇护”所担忧和胆怯。因为权力无限，拥有权力的人也就力量庞大。难以抗衡的同时，只能是回避和退让。故此，无论如何，对于安全保障的维护与修复，是当务之急，更是社会走向良性的一个前提。而不管不问的后果是，外国人虽然能够避开政治风险的打击（被打击的可能性小一些），但是中国的受害者那么多，又该去那里找那么多有正义的外国人呢？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日
作于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