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我已经快背下来，但每一次我都耐心听完。说到高兴时她会手舞足蹈，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说到难过时她会禁不住流泪，看着满是烟头的烟灰缸微微叹气。
姥姥曾告诉我母亲是多么聪明可爱。在河北霸县上小学时，教室窗户外常有扒窗户的乡亲，他们喜欢听母亲背诵课文。那时的母亲扎着辫子，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姥姥说高考前她做了很傻的事，跑去医院为一个受伤的同学献血，医生将她抽得小脸苍白。姥姥一直认为是这件事影响了母亲的高考，否则必是清华北大。考到河北北京师院的母亲至今否认，但她最后一场考试晕了过去却是事实。
母亲常回忆全村老小送她到村口的场景。他们在路边挥着手，姥姥流着泪笑成一团，那时村口成片的枣树结满香甜的红枣，池塘里肥嘟嘟的鸭子慢慢地悠游。那是有惊无险的1964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终于在丰收中被人遗忘，提心吊胆的“四清”接近尾声，最后一轮仿佛到不了这个偏僻的村子。她常说那是她最美的记忆，直到今天还是。
大学里她认识了我的父亲，一个同样来自河北农村的年轻人。在他们开始憧憬未来的生活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爷爷在天津曾是银行高管，父亲由于成分高被关进了教学楼的一间黑屋子。泼辣的母亲属于上中农，审查得略微轻些，因为愿意和父亲一起坐牢，母亲在学校名气不小。那时候情况一天三变，父亲后来成了保皇派造反派的头目，他们参与了那些没有是非只有派别的战斗，见证了北京的血雨腥风。
父亲的老同学对我说，你爹当年很能打，很威风；另一个同学却说，他那么干，其实是为了保护你妈。
母亲后来的成分也出了问题，没问题的只剩赤贫农家的孩子。姥爷因为善良，也有些文化，被公社强拉硬拽去当了会计，这一年工作组来村里开始调查，不知为何说姥爷八成藏着枪支，让他赶紧交出来。姥爷是个老实人，对工作组的污蔑和质疑无法承受，也可能是惧怕被抓去毒打，他跳入了村口的老井。亏得发现得早救上来，但工作组并未因此放过他，且有了“畏罪自杀”的嫌疑。于是，他又跳了进去，这一次便永远地走了。
姥爷跳井的消息传到北京，母亲惊愕返乡，痛苦不堪，她对工作组奋力抗争，毫不妥协。工作组草草收兵，也没有给姥爷定什么罪名，因此至今也提不上平反。姥姥说他是吓死的，母亲说他是冤死的，而我今天觉得，他是被那个时代吃掉了，像他这样无法平反的自杀者不在少数。
也许从那一天起，只有二十岁的母亲变得无比坚强，任何困难再不能将她击倒。之后姥姥改嫁，母亲的妹妹死于肺结核，她成了这家唯一的孩子。母亲发誓再不回那个村子，家里的土地和宅基地都被公社收回，到她大学毕业时，她实际上已经无家可归。
我1973年生于河北的冀县门庄公社西堤北村，那是父亲的家。两岁时父母响应支援边疆建设，全家来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人住在一个仓库里。我记得那个冬天特别冷，父亲戴着双层的布手套，用一辆小车推来大块的煤。父母不在时，周围的孩子对仓库发动了进攻，他们大声叫嚷着翻过铁门和栅栏，我十分害怕，而他们却握着我冰冷的手，问我们兄弟俩是否一起去游戏。我记得在胡同里捡了一块乳白色的东西，好奇令我将它放进嘴里，很好吃，后来我知道这个东西叫奶酪。
三岁那年领袖——毛泽东，死掉了，很多人站在街上哭，我却喊了一嗓子“打倒毛主席”。我不知道为何会喊这么一句，父母从没有教过我，我甚至不可能听到过这句话。那天晚上屋里堆满了严肃的警察和正义的居委会大妈，我站在院子里哇哇大哭，听见母亲与他们暴怒地争吵。我的记忆从那一刻开始，那天的月亮像刀一样锋利。
后来父亲当了记者，母亲做了高中语文老师，是个很好的班主任。我上小学的时候，她非常喜欢一个爱写诗的男学生。那个学生戴着眼镜，喜欢戴一个绿色的军帽，他经常会来到家里，坐在小板凳上和母亲交流诗歌。但他的家人十分反对他的不务正业，将他的诗歌书籍锁进了柜子，安了锁头，贴了封条。那一天母亲好像包着饺子，说几个学生会来家里吃饭。来的几个学生眼睛红肿，说那个喜欢诗的同学自杀了。他砸烂了锁着诗的柜子，看着那些美好的诗，喝下了一瓶敌敌畏。母亲呆立在屋里，满是面粉的手抖个不停，我记得她那天的眼泪，更记得她错愕的表情。
她辞掉了班主任，去晚报社做了一个编辑，那时候的《呼和浩特晚报》是当地蛮不错的报纸，她负责的版面有声有色，多年后她成了编辑部主任。有一天她盯版面，有个蛮喜欢的文章被领导毙了，换了一个，还是有些敏感。为了报纸不开天窗，她挑出几年前一个绝无政治风险的投稿文章《晨练》，也没看就发了上去，熟料却捅了大篓子。
这篇《晨练》开篇的意思是：这个城市多么美好啊，这个早晨多么可爱啊，人们幸福地享受这美丽的早晨，有的在跳秧歌，有的在练嗓子，也有的在练着法轮功……
结果可想而知，报社领导和各负责人都被处分，母亲写了检查，还罚了钱，在报社全体工作人员面前深刻检讨。事后母亲打电话给在广州的我，一边说一边笑，她说台下的同事们也都在笑，社长从第一排站起来，板着脸回头说都不许笑，然后他也笑了。
这件事对她有影响，但其实不大，只是不会再升官而已，她倒乐得清闲，干脆提前退了休。报社的那些趣事也是她快乐的记忆，像一出总也看不够的喜剧，每次说起都会笑出眼泪。退休的母亲常在文学期刊上发表文章，还出过一个短篇小说集。她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名叫《成分》，但写了一半就嘎然而止，她说的原因有很多，而我哪个都不信。
去年她又对要不要写完那部小说开始纠结不已。这纠结或也摧毁着她的精神，她变得越来越情绪化，总为鸡零狗碎的事情大发雷霆，每次发作总要全家来劝，因为她一定会说到姥爷的跳井和妹妹的病逝，陷入一种孤儿情绪不能自拔。连着两个大年三十，她都会大哭一场，找一个敌人猛烈打击。她发作的原因千奇百怪，有时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我宽容的兄长教训了生气的我，让我理解这老人深刻的悲伤，那是刻在岁月和皱纹里无法释怀的悲鸣，那是疯狂的时代留在她血管里不能透析的阴暗。那一天的我倍感难受，为自己晚来的成熟，也为母亲这总也褪不去的伤痕。
我又鼓励她开始创作，让她放下一切“照顾”我们的想法，将时间和空间留给自己，留给她的小说。为了让她找到信心，我买来大量的文学期刊和小说，说她的文字能力完全能够与之堪比。她对王安忆的《长恨歌》夸耀不已，对阎连科的《受活》评价颇高，对文学期刊质量的退步感到惊讶，对我正在写的新小说的奇怪结构给予了严厉批评。我的努力点燃了她，她开始用圆珠笔续那个叫《成分》的长篇。
重新提笔可谓艰难，她胖胖的身躯坐在沙发上，大夏天还穿着厚秋裤。老花镜在鼻梁上总是滑落，她就拴了根绳子兜在脑后。我给她买了好用的电脑和很大的液晶显示器，经过半个月发烧般的学习，她放弃了这令她无法思考的机器，又再坐回沙发，拿圆珠笔继续耕耘。她照例凶狠地抽烟，常把自己呛得咳嗽不停。我们已经不再劝她戒烟，只是管着她少抽一点，她应该是在大学里学会了抽烟，我没问原因，那一定有很多夜不能寐的故事。
这小说她已经写了二十多万字，我经常会提一些现代小说创作手法的建议，而她坚持按自己极其传统的写法前进。她的状态很好，一度让我自愧不如。哪怕我在上海开会，她也会打来电话，花上一两个钟头跟我描述小说的情节。她也经常感到力不从心，一是搁笔多年，行文已然生涩，还有是那里面有她最为真切的回忆，她好象要再经历一次主人公一样的痛苦。
我不知鼓励她做这件事是对是错，亦不知她的书能否写完。我只知道老人如果散了心神会迅速衰老，在她每天痛骂的电视机前慢慢痴呆。我唯有希望她平和地反观那场满是血泪的人生，在故去之前可以用一声满意的叹息画上句号。而对于我，母亲亦是了不起的鞭策，我清晰地看到一个老人暮年的遗憾，她最有创作能力的年华淹没在沉重的生活里，压抑在时代的桎梏和回忆的苍凉中，财富、地位以及一切带不走的东西，如今对于她连浮云都不是，早已是抛在背后的屑小尘埃。
上个月我提议带母亲回她的老家看看，母亲再三反对，说那村子里人一个也不认得了。我用尽玩笑和调侃，连哄带骗带她上了车。我不知是什么在驱使我，是要令她勇敢地放下什么，还是和她一起修复伤痕？我带着复杂的目的出发，一路上揣着莫名的忐忑。
那个中午刚落了一场小雨，村路上竟看不到一个人影。我们缓缓开进村庄，像走入迷雾里的寂静岭。反复找寻后，母亲终于认出老房子边那个曾经美丽的池塘和枣树。池塘里早没了水，枣树林成了木墩子。原来的老房已经变作三户村民，门口贴着褪色的春联，他们的院落里盖起了蛮大的砖房，每家都装了监狱般的大铁门。我怀着好奇，问她要不要和我去敲门看看，她默默摇头，说地是人非，就不要打搅他们。直到离去，我们始终没看到一个村民，不知是大家都在午睡，还是上苍为母亲这时隔四十多年的归来刻意留白。车驶离村口的时候我看了母亲一眼，她捏着烟，看着车右侧的倒后镜，好象看到了挥手的姥爷和乡亲们，看到了她那一场最美的时光。
冰河是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无家》、《警察难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