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先生，您好！非常荣幸能邀请到您担任“湘江大讲堂”的第五期主讲嘉宾。您本次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学的当下处境和未来前景》。近年来，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声音不绝入耳，作为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走过来的作家，首先想请您谈谈您对当代文学的现状的观感。

我们处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代，这本应当是一个产生大作家、大作品的时代，然而中国当代文学却远远地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在时代发展的诸多有意味的社会影像中，没有文学的身影，中国当代作家集体缺席了这场对中国的当下和未来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中国当代文学回避了人民在这个过程中的生存处境这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也没有给时代留下具有一定深度的人性记录。这个结论很悲观，然而它是事实，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如果我们不是浸淫在狭小的文学圈子里，而是到人民大众中去了解他们是怎样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所获得的观感也许更接近真实的情形。

2、您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见证者，在您看来，80年代和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文学发生了哪些变化，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八十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兴起，文学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复兴热潮，涌现出了一大批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作品。然而，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政治化了的社会，政治对文学的侵入经常会对文学造成难以想象的伤害。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兴致勃勃向本应当有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时候，两场政治运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突然拦截了它，使得它不得不往回走。

这里所谓的“往回走”当然不是指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的状态中去，而是说，文学开始改变直面社会、人生的姿态，转向了没有政治风险的形式主义，它的直接表现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空前力度席卷了中国文坛。那段时间，中国作家言必称马尔克斯，仿佛没有读过《百年孤独》是一件耻辱的事情，结果，大量模仿之作被生产了出来，评论界不负责任的鼓吹进一步助长了文学的空洞化和形式主义化。尽管这些小说逃避现实与人生，作家却怀着很强烈的快感赋予它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就连语言也成为了“翻译体”，甚至有人不再使用标点符号，把小说写得鬼也看不懂。现在来看，可以认为这是一次基本上丧失内容或者说抛弃了内容的形式上的冲击，尽管它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表现形式，然而它却逃避和抛弃了拉丁美洲文学的精髓，其后果是中国文学由于轻率地玩弄技巧大规模地失去了读者，文学的神圣光环被文学自身的骄狂和漫不经心熄灭了。

拉丁美洲文学固然植根于那片神奇的土地，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欧洲近代思想对于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影响，换一句话说，是欧洲近代思想奠定了拉丁美洲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在力图用全新的方式对这种观察做出反映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就在身边的神奇的现实。一种好的文学必定是与时代最先进文化和思想并驾齐驱的文学。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文学独有的品格——深刻反映那个社会的现实生活，把人物命运全部放到社会舞台上来进行展现。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外加的形式归纳，很多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承认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而是宣称自己为“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仔细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阿斯图里亚斯、略萨、马尔克斯、卡彭铁尔、鲁尔福、亚马多等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都是积极涉入社会现实的作家，有的干脆具有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一位记者曾经问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应当什么样子？”马尔克斯的回答是：“最成功的小说是绝对自由的小说，是以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深入现实的力量让读者忧虑不安的小说。”马尔克斯进一步强调：“如果它能够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这或许可以说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干预，在历史与时代的舞台上展示人物内在命运，才真正是拉丁美洲文学发生“爆炸”的根本原因。

不幸的是，中国作家远非拉丁美洲作家那样自由，中国作家当然知道应当写什么，也知道应当怎么写，然而在严酷的意识形态管制中，他们不得不忽略或者回避拉丁美洲文学的这一光荣特性，去走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如果说九十年代之前中国文学还是低着头走路的话，那么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发生了那场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更由于那场风波的严峻后果对中国作家本来就羸弱的灵魂造成打击，中国文学也就只能趴到地面上匍匐前行了——这意味着它将更进一步脱离社会，脱离大多数民众置身其间的世界，不再对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事件做出自己的反应，满足于在一部分人群的狭小天地和不负责任的杯水风波中制造文学快感。至此，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也就与文学的本性和责任告别了，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部分写字的人的自娱自乐。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轻薄肤浅然而政治上无害的商品文学被权力所纵容，又从另一方面对当代文学构成了夹击，结果，文学的天地进一步逼仄，目前它基本上处于窒息的状态，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3、得知您在上世纪80年代在陕西生活时就发表过10多部中篇小说，是实力派作家，您与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都有很深的交往，也请您谈一下当年文坛上比较耀眼的文学陕军现象，以及您对这个作家群的评价。

我很敬佩贾平凹、陈忠实、路遥的文学创造，他们至少构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高点，这就是：对那块深沉厚重黄土地的独特领悟和感受，对在那里活着的人的命运的持续关切，对广阔社会领域里各色人生景况的真切描摹。他们为后世留下的这部分文学财富是非常宝贵的。

“陕军现象”是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余脉，随着那股健康的文学潮流的消退，即使是“陕”也不足以成“军”了。当然，这里也有陕军自身的原因，这就是在一部分作家中，作品的视野还不是很开阔，作家往往缺少哲学意识的支撑，作品的文化气象还不是那么雄浑厚重……这就造成了陕军作为一个创作群体的难以为继。

4、我注意到近年来您的思想随笔在网络引起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影响了不少青年读者，是什么原因使您从文学创作转向思想写作的？在思想写作和文学创作之间您是如何平衡的？

这是一件无意插柳的事情。进入新世纪以后，我的读书兴趣从文学转向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我有一个习惯，读书的时候总要随手记录涌现到脑子里的点滴想法。自2006年起我开了博客，开始把这些断想冠以标题发到上面去，没想到读者很喜欢，后来几家学术网站为我开了专栏，又进一步鼓励我多写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没想到近年来竟然有200多万字的积累。

其实我始终认为我的“主业”是长篇小说，在最近10年里一直没有中断长篇小说写作，随笔写作仅只是“业余”的事情，但这不意味着我不注重随笔写作。作为一个自认为肩负着某种社会责任的作家，我不可能轻慢我笔下的每一个字，所有随笔写作都是认真的，都是字斟句酌的，读者朋友们看到了我的苦心，所以他们才喜欢。

一个像样的作家要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社会见解，对外部世界要有独到的观察和洞悉，对人的心灵要有深邃细微的感觉和发现，要能够准确无误毫发毕现地表达和再现你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作家把心灵向文学以外更加广阔的领域打开。随笔写作虽然无法一一对应我对它的寄望，然而它至少让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了在单纯的文学世界中绝对看不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于长篇小说写作归根结底是有助益的，这或许就是我持续地写作思想随笔的主要动力。

我很感谢喜欢随笔的读者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没有他们，我也许坚持不到这么久。我非常感谢他们。

5、我读了您的长篇小说《危险的移动》，感到很震撼，我认为这是当代文学中很少有的展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大作品。我发现您对人物心灵的开掘达到了罕见的深度，呈现出和其他作家截然不同的审美品格，您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下写出这部作品的？

我始终认为，文学应当达到两个深度：社会的深度和人性的深度。而若达到这两个深度，除了对广阔的社会生活进行把握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精准地把握人性，当你具备了这两种把握能力的时候，你写出来的小说一定会是不同于他人的。我不敢说《危险的移动》达到了我为自己设定的标准，然而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确是把它作为必须坚持的方向去努力了。我所有的长篇小说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危险的移动》从一个体制内单位入手，描写了各色人等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权力影响下呈现出的各不相同的人生形态。我以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除了需要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之外，更需要深刻而真切的展现人物复杂的心灵形态，这就好比一幅油画，远看，应当能够看到广阔，看到雄浑；近看，则一定要看到细节，看到精致，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够被称之为艺术品。这方面，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危险的移动》中，我试图在这两方面都做到最好。读者之所以喜欢这本书，一定与我所做的努力有关，正是所谓一滴汗水一分收获，天道酬勤吧！

6、我注意到：在您的小说和思想随笔之间，对权力的审视始终是一个主题，在您看来，权力和文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这是因为，权力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支点，一切社会关系，一切人生际遇，一切心灵状态，都与这个支点有关。一个社会的支点当然有理由成为小说和随笔共同关心的主题。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权力同时还决定着文学的状态，决定着文学的生死，这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谈过了。

7、您的小说好像是在写官场，但和时下的官场小说显然不同，您更注重文学性和思想性，是在描写权力场中的人，人的位置和人的变异，您是如何看待当下官场小说的泛滥的？它依赖于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基础？

我在《危险的移动》后记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不愿意把这部作品解说成为所谓官场小说，尽管它涉及权力与位置。权力究竟是什么？人们为什么对它趋之若鹜？这是历史问题，也是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而文学关注的是情感方式，是心灵的震颤和扭曲，是孤独灵魂在无情世界面前毫无意义的反抗。权力在这里成了一种强力的象征。我更为关心的是，当权力——尽管它是一种象征——成为无法反抗的生活主宰的时候，人类怎样生存？我观察到尊严被伤害的痛楚、欲望被抑制的焦虑以及不被人和环境认可的孤独，鲜活跳动的心灵改变了颜色，像垂死的鸟儿一样挣扎和抽搐……这种状态的普遍性让我感到吃惊。……当社会正义缺席的时候，权力会成为世界上最野蛮的东西。它冷血，有时候会具有一种暴力色彩，其血腥和暴力的程度不亚于屠杀。它屠杀的是人的心灵。而正义的缺席不仅仅因为制度，这里还有更深刻的人性的原因。”

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描述的正是我看到的东西。

我不喜欢官场小说这个提法，这是因为，官场小说无意间将文学的本质用社会学关注替代了，而“社会学关注”离文学实际上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也正因为这样，尽管我们可以从官场小说中窥见某个社会角落发生的事情，甚至也能满足我们某些方面的心理需求，却很难把它提升到更高的审美境界来享受，这也是我们从官场小说中难于发现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长篇小说精品的主要原因。

8、在小说创作中，您总是能够将思想性的元素很顺畅的融入到叙述和小说结构中去，彰显了文学的思想性和批判性，这也是当代文学极为稀缺的品质，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坚持，持之以恒的坚持。因为文学的思想性和批判性能不能站立，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当你的作品因为思想性和批判性难于被出版的时候，作家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坚持。这意味着，你必须耐得住寂寞，你必须在耐得住寂寞的同时醉心于创造，你必须像西西弗那样坚韧——是的，你必须像西西弗那样坚韧地推石头上山，哪怕它周而复始，哪怕它一再证明世界荒诞不经。坚韧地推石头上山的过程就是你创造的过程。你不仅仅创造你创造的东西，你还创造你自身。作家的全部苦难和幸福都在这里。

9、文学如何介入现实？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现实？这也是作家和这个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前面引用的马尔克斯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要指出的是，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来说，马尔克斯的“介入现实”的文学见解是很难成为自己必须坚守的信念的，因为那样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谁愿意用一生光阴去换取寂寞和凄凉呢？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也正含蕴在这无限的寂寞与凄凉之中。梵高、卢梭、叔本华、曹雪芹的作品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或许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宿命”吧！

10、您这种独特的文学风格是否曾受到哪个作家的影响？

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精神上、气质上和技巧上都对我产生过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我甚至愿意把托尔斯泰称之为我的文学教父。

11、您作为《留给世界的记忆》三部曲之一的《危险的移动》已经出版，后两部《危险的位置》和《危险的结局》计划何时完稿？读者何时才能够看到？

我有一个颇为庞大的小说计划,试图通过大约10-12部长篇小说构建一座文学大厦。这座大厦从空间上来说涵盖从乡村到城市的广阔社会舞台，从时间上来说大体上包括20世纪和本世纪初的百余年中国历史，我将通过它全面表达我对社会人生的见解。这座大厦有宏伟的穹顶，也有精致的游廊；有幽深的曲径，也有静谧的池塘；有风霜雨雪，也有鸟语花香……它将是一个历历在目可见可感富于生命力的世界，我把这座大厦视为我用生命给这个世界的一个交代。感谢上帝给了我必要的时间和身体条件，现在全部计划已经过半，也许再过两三年我就可以把它们全部完成了，那时候我就可以像德国作家托马斯·曼那样宣布说：“……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完成了，它也就是好的。”

你说到的《留给世界的记忆》（三部曲）是这个长篇小说计划中处于核心位置中的一种。通过这部长篇小说，我将为世界留下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的心灵形态的真切记忆，它将独一无二。如你所说，《危险的移动》已经出版，《危险的位置》目前也已经定稿，顺利的话今年秋天可以付梓出版，《危险的结局》正在定稿，这个三部曲明年春天就全部完成了。

12、许多作家都开微博了，您一直没有开。是什么原因？前几天，作家莫言在上海书展上说他无法想象一个作家每天写微博还能写出好作品，对微博颇有微词，您是如何看的？

我很赞同莫言的见解。我非常钦佩海量的微博作者，钦佩他们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然而对于长篇小说和学术性思想随笔作家来说，微博却未必是传达思想的最合适有效的工具。我愿意只做一个欣赏者。

13、在这个时代，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了，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文学的未来前景将会怎样？

文学的处境在一定意义上是所有精神事物的处境。一个社会有在为精神事物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的情况下，精神事物才能够得到发展，所以，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前景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当整个社会的人都开始向人回归的时候，人自然也就向文学回归了，那时候一定会出现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文学。我相信，或早或晚，中国一定会拥有自己的托尔斯泰。

（2012-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