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理论与学说都有一种或暗含或明显的一种人性假设作为逻辑推演的起点，远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有关于人性恶善的讨论。直到近代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那里一直都隐含着一种人性恶的基本人性假定。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理论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并以个人追求短期利益为基础展开论述与分析。这种把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的做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引来了一些政治学者的忧虑：这势必会影响到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政治学应该提出自己的独立的研究前提和假设基础而不必过分依赖于政治学。由此也就行成了“政治理性人” 的假设[1]。

政治理性人假定认为：社会的人或经济的人进入政治权力领域就会变成政治理性之人，作为理性人，即在追求利益这一点上而言，政治理性人与经济理性人有了共同之处。所不同的是政治理性人的在政治运作过程中表现更为复杂，政治理性人并不像经济人假定那样认为个人单纯地依靠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官僚、选票和政治运行过程分别相当于市场主体、货币和市场调节过程。其基本逻辑是：需求：物质需求→利益：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自利性行为。而作为政治理性人，作为国家公共机构的组成人员他应该也必须承担起国家的公共职能，这就构成了政治理性人假定与经济人假定的显著不同，政治理性人不仅仅是简单地追求个人利益，他需要追求三种不同的利益：公共利益、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追求这三种利益就会导致公共行为、集团行为和自利行为等政治行为，而这三种利益又是由不同需求所产生，即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的不同进而导致利益的分野。这点也可以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得到支持，这也就能够解释政治现象中贪污腐败现象。

政治理性人假设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如下[2]：在政治系统中权力是连接需求与利益、利益和行动的桥梁，前者表现为权力的追求，后者表现为权力的运用。由于个人有公共、集团某以及个人的需求，通过追求权力能够实现公共、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又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通过运用权力而付诸于行动，最后产生了公共行为、集团行为以及个人行为。本文主要采用政治理性人的假定来分析“文革”。

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一方面自从“文革”结束以来，人们纷纷对“文革”时的种种遭遇和不公现象进行揭露和控诉，关于文革的论文和书层出不穷；另外一方面“文革”中许多敏感的问题由于材料不足或者中央高层对“文革”问题研究“宜粗不宜细”的定调的原因，文革研究的许多领域成为禁区，对于国外的研究者而言，“文革”研究中也有不少“黑洞”。但可喜的是，在坚持大的意识形态不变的情况下，“文革”研究领域正在逐步开放，逐渐由政治导向向学理导向转变。着也就使得中外学者对“文革”的研究有了交流和借鉴，西方学术界每至文革十周年纪念日就会开展文革研究，涌现出了一大批成果，而且还有一部分已经翻译成了中文。

1993年，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中介绍了西方在文革研究中两种基本取向：领袖取向和群众取向。这也就意味着文革并不是我们平时所习以为然的想法那样，文革时由毛泽东一人发动并推向高潮的，大规模的群众进行运动批斗完全是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几亿人口用毛泽东一个人的脑袋进行思考，群众是集体无理性的。在王绍光看来，整个文革当中，除了在上层进行领导权的争夺之外，还存在着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这是两个处于不同领域的革命，是两个“平行”的革命。这种判断意味着文革是“两个文革”，即文革同时在上层领导和基层群众中展开，激进的中央领导人和基层的造反派在为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的获益是“平行”,王绍光在他的《超凡魅力的失败》一书中采用武汉地区的个案研究做了证明。在浩大的文革当中，毛泽东的强大的个人主导并不存在，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利益考虑事实上也有自己的利益所得，这显然符合本文的政治理性人假设。

本文从王绍光的“两个文革”以及一些国外学者的“平行革命”中获得启发，将从文革的两个维度：社会与国家，来对文革进行政治理性人的考察，进而做出新的结论和判断。从这一视角出发，文革研究可以分为三部分[3]：一是对国家层面上的精英权力，特别是毛泽东的的政治理性人分析；二是对社会群体的政治理性人分析；三是对国家权力精英对社会群体的影响的政治理性人分析。本文主要围绕以上三个方面展开。

一、国家权力维度分析——对毛泽东的政治理性人分析。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人们常常把文革与毛泽东联系起来，原因是中国当时是个极权社会，毛泽东利用自己的超凡魅力进行统治。基本认识是将毛泽东对文革的影响赋予了决定性的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些观点强调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前现代特征，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神圣化。于毛泽东而言，他个人的需求显然不是物质需求而是精神需求。李泽厚认为，不能简单把文革视作是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者是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夺利，“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的情况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构，又有怀疑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的一面，又有渴望做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王年一的《大动乱年代》试图理解毛泽东“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主张，并强调正是这一理想最终形成了毛个人对抗中央集体的姿态。这种种问题的衍生，例如武断专横、批反党集团、重用奸佞小人，都是基于这种“孤单草莽似的悲情英雄情结。这是这样一种精神的需求使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二、社会自主性维度分析——群众运动的政治理性人分析。有不少学者认为文革当中，大众利益与大众运动有自身发展运动的逻辑和规律，而不是像之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受毛泽东一个人的驱使和鼓舞。社会群体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利益所得，他们运动的根本原因也是利益的需求。李鸿永1975年就注意到，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运动“中，一些社会集团发现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并激烈地要求改变中国政治体制；而另外一些社会集团则要求维持现状，在群众和精英层中都发生激进派与造反派的分化。其基本的区别是：前者认为运动的对象是“走资派”，后者认为的运动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的问题突出，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对于工人来说，经济因素对其派别的形成起很大的作用，一般而言，地位较低的合同工、零时工、小厂工人等构成了激进派的主力。有的学者认为，在整个文革涌动的进程当中，中国普通民众所展示出的惊人的政治行动能量使得我们更能够接受政治理性人的解释。因为大众也有自己的需求，而这种需求要实现就必须借助于权力，而获得权力的方式之一就是打倒当权者、打倒权威。

（作者：刘亚明 联系方式：yamingli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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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志伟.论政治人理性[D].北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03

[2] 汪波.“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的新思路，第一期，第26卷，[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 佟新 沈旭.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2007年第2其.[J]开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