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学术刊物在学术发展中至少可以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常规性的作用，即可以向学术共同体和社会大众发表、推介学术成果，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者的学术命运；二是与此种常规性作用相关，学术刊物在很大程度上还可以支配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方向。由于学术刊物位于知识生产体制的末端和学术评价体制的核心环节，这就使得在学术期刊与学者之间事实上可以建立起一种极具支配力的关系；而正是这样一种支配—被支配关系的存在，不仅可以对每个个别论者的学术立场、学术旨趣和研究路径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更可以经由这一影响而逐渐对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实质性的支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社会科学期刊的角色至关重要。[1]

然而，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在办刊理念上普遍缺乏世界眼光和全球化关照。这不仅表现在我们缺乏基于中国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的全球化理论探究，更表现在我们的办刊视野主要局限于汉语学界，甚至大陆学界的某个学科领域，而在根本上欠缺走向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学术的意识和能力。如果我们以目前国际通行的、由美国科技情报所（ISI）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为标准，那么SSCI在2007年度收录的来源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在2007年，SSCI共收录了1962种由40余国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国最多，所占比例将近60%，但其中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期刊却10种左右，而真正由大陆地区主办的只有两种，即2006年入选的、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世界经济》（China &World Economy）和2007入选的、由中国国际法学会和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国际法论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此外，由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经济与金融年刊》（Annals o fEconomics and Finance）也于2008年5月入围SSCI）。

为了以制度化的方式促进全球范围内英文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以整体联动的方式促进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真正走向世界，同时为了使全球（英文）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努力在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UNESCO）的协助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与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于2009年7月4—5日在复旦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了“学术期刊与走向世界的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论坛。来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相关学者与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Critical Asian Studies，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China Quarterly，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清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英文版）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杂志的主编一道围绕“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如何走向世界”的主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和较为严肃的讨论。

一、话语争夺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

在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看来，我们应当将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走向世界这一主题放在中国社会科学百年来历史发展的历时性背景和全球化这一共时性的背景来观照。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百年来的社会科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相对明晰的三个阶段：（1）从1840年至今的“引进”阶段，即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在翻译大量社会科学文献的同时，也在中国建立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2）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3）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际接轨”阶段，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运动。在上述历时性向度的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观照下，以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为载体的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不仅标志着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而且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学科发展的一个临界时刻，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的阶段。[2]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时刻的到来。

从共时性的视角看，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赋予一项新的时代使命，即参与全球化时代的“话语争夺”。根据邓正来的研究，无论是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还是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予以支配的性质来看，中国社会科学在贡献中国据以参与话语争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的“理想图景”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因为只要我们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以将参与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资格转化为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能力，并基于中国立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而中国社会科学在贡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方面则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一方面，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来看，如果我们采取“问题化的进路”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而不是前见性地将其看作是某种必然性的、客观存在的现实或过程，我们就可以洞见到全球化与全球性、特别是全球主义的关系，洞见到潜隐于全球化进程背后的话语争斗夺和“文明冲突”实质，进而洞见到一种服务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3]这是因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一元化的同质化进程，也不是一个只有客观维度的发展进程，更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甚或正确本身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可以根据人之认识或利益或传统被建构或被重构的博弈进程，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且可能是一个可逆且不确定的过程。”[4]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经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被裹挟进全球化进程后，西方对中国的支配实质是一种“基于承诺的支配”，而这种支配性质的变化则意味着：只要我们拥有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能在承诺遵守全球化规则的同时根据基于中国立场的“理想图景”而修改全球化的运行规则，进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5]作为一种“未来的意象”，“理想图景”尽管是一种高于现实的“准自然法”，但却对现实具有建构性的意义[6]；正如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1930—），指出的那样：“尽管我们现在很清楚地认识到，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确实的未来，然而未来的意象却会影响到人类目前的行动方式。”[7]显而易见，作为一国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理应在贡献出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方面做出我们责无旁贷的贡献。

邓正来教授的上述观点不仅为本次论坛的整个讨论奠定了学术基调，而且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在论坛正式开始前与邓正来进行的专场学术对话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Gudmund Hernes对中国参与话语权争夺的上述立场表示明确的赞同。他指出：“主流的国际学术期刊大部分是英美的杂志，而在其间，涉及到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知识霸权问题。这一话语霸权地位必须要受到挑战，惟其如此，全球的社会科学才能得以更为健康的发展。”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杨扬则把邓教授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参与话语争夺称为“中国社科界‘普遍觉悟’的时代已经到来”。他用“你们”、“我们”和“咱们”这种汉语特有的主语人称之谓形象地指出：“身份觉醒”是成长中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近十几年以来的最重要的阶段性认识，他们越来越自觉地树立了一种新的身份，即“中西相互关系和互动过程”的研究本体（主体）；申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论者们不再简单地把“你们”（西）直接视为“我们”（中），而是将“你们”（西）与“我们”（中）相乘（而非相加）形成汉语中特有的“咱们”，进而建构了“主述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他强调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这种‘咱们’的认知主体（叙述主体），是学贯中西之后的中国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叙事，当然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但又是世界主义的表述”。

二、中国的“成功故事”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机遇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GDP总量上，我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尽管我们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强调的单一性经济增长目标所带来的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环保问题等等，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在世界上传统最厚重、文明最悠久、人口最多、专制历史最长、现代化进程最曲折（仅半世纪以来，我们就先学习西方非主流的苏俄计划经济模式，接着又转向主流的欧美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初步完成了“市场化”的改革，持续了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8]显然，中国的这一“成功故事”（success story）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中国的成功并不能依靠西方既有的理论模式予以解释，而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做出我们自己的解释。[9]

在其他场合，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Gudmund Hernes已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21世纪则将是亚洲的世纪。[10]在此次论坛的基调演讲中，Gudmund Hernes又进一步结合当下中国的情势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机遇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中国所发生的变迁和面临的危机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理论上的机遇。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实践是世界最伟大的社会实验（social experiment）。因为中国的这种伟大是建立在如下条件基础上：人口最多；伦理群体、语言和经济组织（从游牧部落到高新技术）等共同性边界（common borders）最多样；“多时代性”（multichronism）（不同时代的文化因素共存）和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等。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在保有传统文化之持续性（如力主精英领导的儒学思想的影响、共同的成文化语言和家庭价值作为激励因素等）的同时从帝制和殖民地状态中解脱出来，实现了最具戏剧性的经济变迁。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正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能源、气候危机，以及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不平衡等。上述情势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列最具基本性的问题，比如说：发展理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积极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非均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身份或认同（identity）、个体性自由与集体性强制（collective constraints）等。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发展机遇。但他强调：这种机遇只是理论上的，能否将其转化为现实的机遇，则取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的培育。

然而，单就如何对待中国“成功故事”本身而言，这至少给我们开放出了如下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使中国“成功故事”获得更具普遍性的意义——用沃勒斯坦的话讲，“我们如何才能挣脱现时代的各种转瞬即逝的强制，从而对社会现实达成一些更长远的、持久的和有用的诠释”[11]？我们究竟该把中国的这种“成功故事”视为“地区研究”（area study）的对象，即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一个变异性范例，还是开展一种更具主体性和自觉性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y）？等等。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邓正来强调：我们要区分两类普适性的知识。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西方先发国家所形成的普适性知识，而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提炼自身发展经验所形成的知识同样也可以发展成为另一种具有普适性知识，比如说一些拉美学者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而提出的著名的“依附理论”就已经赢得了普适性。[12]然而，究竟如何超越特定时空的局限而使后发国家的知识具有普适性呢？一个较为通行的模式是开展所谓的“地区研究”，即以跨学科的视角开展对异域文化和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进而补充西方主流理论模式的不足。这种模式在中国研究中根深蒂固，在以中国为对象、以“跨文化”、“人类学”或“比较研究”为标签开展的各种跨学科研究（如法律人类学、比较政治学等）中大都无意识地采用此种模式[13]。就连Gudmund Hernes也不能幸免这种模式的影响。在与邓正来教授进行关于中国经验的讨论时，他一直强调的是：“中国视野的加入将完善和补充世界社会科学。”“中国独特与绵长的历史对一般性的社会科学知识而言将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从学术史看，“地区研究”模式于二战后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开始兴起。它对于打破此前社会科学研究所形成的学科壁垒具有鲜明的历史意义，但由于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后发国家因特定时空产生因素作为一个补充性的变量，它只是将后发国家的经验作为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一个变异性范例而已，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我们在前提上已经认可了既有理论模式的有效性和支配性。显而易见，如果采用这种模式开展对当下中国的跨学科研究，只会仍然落入西方知识霸权的窠臼之中，进而在根本上丧失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SSCI刊物《中国国际法论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的主编、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首席专家易显河教授在其演讲中明确区分“地区研究”和“中国研究”。他将“地区研究”重新定义为：它是学者表述、批判某个被聚焦区域之精神并将其一般性地理论化后所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他将“中国研究”重新定义为：它是学者表述、批判中国精神并将其一般性地理论化后所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与“地区研究”相比，“中国研究”更注重自身的主体性。以《中国国际法论刊》为例，他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对“中国精神”的关注，可以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讨论最具根本性和情境化（contextualized）的问题，如中国的世界观，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对国际法律和政治制度（legal and political system）的参与等；（2）选择最具创造力和原创性的论文；（3）运用最具代表性的素材。

如果我们超越当下视角和区别于人文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局限，社会科学界所关注的中国“成功故事”的背后事实上潜隐着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即如何对待中西哲学资源的问题。作为世界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创会会长、国际易经学会会长、《中国哲学杂志》主编、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Chung-ying Cheng）先生将其治学的基本思路确定为：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弘扬中国哲学的精华，推动融合中国哲学的世界哲学的创立。在此次论坛中，他结合《中国哲学杂志》的办刊经验，以康德哲学与儒家哲学的关系等为例，阐述了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做出贡献的可能性。他强调：中国哲学不仅要走向世界，而且要帮助世界；就人类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中西哲学资源是同等重要的，两者需“平等接近、彼此吸收”。

三、SSCI与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

一如前述，目前世界社会科学一个较为通行的评价体系是由美国科技情报所（ISI）编辑出版的SSCI。到目前为止，在入围该评价体系的刊物中，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约有十种。除了前文提到的由大陆主办的三种刊物外，其他几种是：美国纽约艾斯维尔公司出版的《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美国纽约大学出版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美国MESHARPE公司出版的《中国社会与教育》（Chinese Educationand Society）、《中国政府与法律》（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和《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美国塞奇公司出版的《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评论——中国发展综合期刊》（China Review-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台湾地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出版的《问题与研究》（Issues Stues）等。然而，作为参照自然科学引文索引（SCI）而建立一种评价体系，从建立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着诸多质疑。在此次论坛中，不少论者又围绕这SSCI对社会科学国际化标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题为《中国期刊国际化的几点疑问》的发言中，《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对SSCI作为国际社会科学评价标准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特殊性，社会科学的国际化道路并不能完全步自然科学的后尘。SSCI这种以英语为单一语言的评价体系在社会科学的国际化评价中具有显见的局限性：由于语言翻译本身的难题，至少像古文字学等这样的学科是无法用任何单一语言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必须提倡国际学术交流的多语性以及建基于此的国际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多元性。

与此相关的是，不少入会论者提出了与过于SSCI这种盲目国际化倾向相关的如下疑问：在包括SSCI刊物在内的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的水平？我们能说那些在英文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一定代表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吗？（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原副局长陈振声等）那些以中文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几乎千篇一律地刊发论文的英文标题和英文摘要是不是一种盲目的国际化或想象的国际化？等等。

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国家创新基地副主任、信息管理系教授叶继元则从期刊检索之必要性的角度对诸如SSCI、CSSCI等评价体系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他以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数据说明：社会科学论文的激增凸显了论文检索的必要性，而检索则离不开对社会科学期刊和论文进行归类、评价。我们不能因为某个评价体系的不完善而否定评价体系本身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国内社会科学期刊通行的英文题目和英文摘要而言，尽管已有《文史哲》等杂志率先取消了英文标题和英文摘要，但不少外籍华裔论者以自身的经验为例说明：“英文摘要”看似无用，但的确对国外相关论者进行文献检索具有重要意义（成中英等）。

不少论者还就“核心期刊”的遴选标准、转载或引用情况与论文质量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黄颂杰、《学术月刊》杂志主编田卫平等），如何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主编Xiaming Liu）、中国研究的翻译与出版（清华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座教授王宁）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四、关于“全球中国研究期刊高级论坛”的创设

为了巩固此次论坛的成果，在论坛的最后环节，复旦大学邓正来教授以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主编的身份向与会代表发出如下正式倡议：以此次参加论坛的杂志为主体，成立“全球中国研究期刊高级论坛”（以下简称“高级论坛”）。高级论坛的根本宗旨是：团结全球中国研究学术期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在学术理念上，我们将坚持“学术为本、追求卓越”的原则，潜心创办第一流的学术期刊，刊登第一流的学术成果；在学术旨趣上，坚持“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原则，坚持以中国化的学术成果促成国际化的学术影响。按照设想，高级论坛在性质上定位为一个较为松散的学术交流俱乐部，将每两年举行一次论坛，由论坛的成员期刊轮流主办，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常规性的交流。除了主办正式的论坛外，诸成员期刊之间也可加强日常性的交流。这些交流形式主要有：1.从论坛正式成立之日起，在www.yahoogroups.com建立一个电子邮件联络网（email listserv），成员期刊主编之间可借此进行日常性的信息交流和问题讨论；2.从论坛正式成立之日起，成员期刊之间相互赠阅今后各期期刊（若存量允许，也可补赠过往期刊）；如有网上期刊可允许成员期刊登陆；3.从论坛正式成立之日起，成员期刊之间相互刊登介绍成员期刊的广告；4.从论坛正式成立之日起，成员期刊之间可以相互推荐优秀稿件；5.成员期刊之间可以应邀相互推荐学术文章评审学者；6.成员期刊之间可以应邀为对方期刊的专号（special issue）相互推荐学术文章；7.为了真正地引领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旨趣、理论范式、研究方式等，成员期刊之间可以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在各自的期刊上联合开展专题研讨，甚至联合主办主题性的学术工作坊、学术会议；8.建立“全球中国研究期刊高级论坛”网站等。

与会代表就论坛的名称、具体组织形式、论坛的承办方式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商讨，并就上述倡议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大家提议，该高级论坛的秘书处将设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孙国东（1979-），法学博士，复旦大学讲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林曦（1982-），伦敦经济学院法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讲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兼伦敦经济学院中国比较研究网客座研究员。

【注释】

[1]参见邓正来：《中国学术刊物的发展与学术为本》，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参见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3]参见邓正来、孙国东：《全球化、文化政治与法律哲学：与邓正来先生谈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载《东方法学》2008年第1期。

[4]邓正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5、179页。

[5]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15页和邓正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81-193页。

[6]关于“理想图景”的性质及其意义，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页注2。

[7][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4-85页。

[8]经济学界已经开始探究所谓“中国奇迹”的成因。比如说，林毅夫提出的“后发优势论”：“发展中国家一般说来，资金相对稀缺而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丰富而相对便宜，这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载《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4期）秦晖则从交易费用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载《南方周末》2008年2月21日）

[9]参见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10]GudmundHernes,EuropeintheAsian21stCentury:ANORFACEForwardLookThinkPaper.见作者所提供的电子版材料。

[11][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6页。

[12]参见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想“走出去”必要先争夺话语权》，载《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12月8日。

[13]需要指出的是，“地区研究”并不必然导致自主性的丧失，关键取决于研究者本身的立场和取向。以人类学为例，“区域研究”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尤为盛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因人类学研究而兴起；比如，此次论坛的参与者、SSCI刊物《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ChineseSociologyandAnthropology）主编周大鸣教授就将“区域研究”作为与田野调查、历史人类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等相并列的一种人类学学术关怀予以审视。但是，正如吉登斯所言，人类学维度的感受力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欣赏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多姿多彩的人类生存方式”（参见[英]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20页）。但究竟是将非西方的多样性纳入到西方主流话语体系还是寻求其自身的自主性则取决于研究者本人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