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军先生：

来信收悉。

“道友”是一个很别致的称呼，但它不免让我想起它最原始的含义，即道士之间“修道之友”的互称；即使以“问道之友”“志同道合者”赋意，我总觉得有些过于张扬了，而我更喜欢心神内守的感觉。因此，我个人仍愿意带有敬意的“先生”称呼您。不过，我并不介意您以“道友”称呼我——就像我们俩之间存在的众多分歧一样，让它们如其所是地存在，不强求一致，反而会让人觉得更真实一些。

您建议我用古典中国的“道论思维”化解我力图“把‘政治统一’建构为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匹配的政治价值，以完成我所设定的‘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的课题”时面临的各种学理张力。

不过，请恕我直言，你的建议并没有真正进入我的学理情境中。从“道论思维”出发落实到“人性”之类的思路，也许可以回应你所主张的道德和权利问题，但它无法回应我对“政治统一”这一政治价值的论证。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道论思维”对应的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即拥有轴心文明遗产的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政治统一”对应的则是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社会政治遗产。两者尽管相关，但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甚至还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张力：“政治统一”预设了对某种在政治上具有专断性的事物（政治疆界、最高领袖的权威等）的合理性，“道论思维”则预设了凸显超越现世秩序（“势”）的天道秩序（“道”）的正当性。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写到这里，我发现赵汀阳老师所说的“漩涡模式”，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传统中国是如何化解这两者之间的张力的：以中原地带为核心的文化圈之于“四夷”的文化向心力，就像漩涡一样不断吸引着中原以外的征服者，并使他们最终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华文明的被征服者。这种文化向心力的核心，当然包括中华文明在“轴心突破”时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即古典中国儒、墨、道诸家所共享的“道论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道论思维”所具有的文化吸引力，对于维系中国作为多元一体格局的“政治统一”，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不宜过于浪漫化地夸大“道论思维”这一文化要素的作用。以清代为例，其政治统一的维系，至少在边境地区，并不依赖传统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道论思维”，而主要依赖一种“王者无外，天下一统”的政治文化，以及像通过土司制度（西南地区）、盟旗制度即扎萨克制（内外蒙古诸部）、伯克制（维吾尔地区）、册封和金瓶掣签（西藏地区）等带有自治色彩的制度。

那么，在经历了“古今之变”后，能否及如何以“道论思维”化解“政治统一”所面临的政治哲学张力？这一问题，显然不能靠我们对“道”“人性”的空洞承诺来解决，而只能依靠遵循学理逻辑的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理论建构来回应。

关于你提到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精华”（“道、民本、尚贤、大一统”），我之所以只论及“尚贤”（贤能政治）和“大一统”（政治统一），并不是不认可你的这一判断。据我个人体会，相比“道”“民本”，“尚贤”和“大一统”是更具有结构性、也更具制度关联的历史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尚贤”已经吸纳了“道”和“民本”。这涉及我们对中华“轴心文明”及“尚贤”的理解。按照艾森斯塔特、史华慈、余英时等论者的解读，像中国、西方及印度等这样的轴心文明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00-200年）所实现的文化跃升，就是在文化中把超越秩序高于世俗/现实秩序的观念结构制度化——只不过中西方关于超越性来源的理解，有“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的分野。正是这种超越秩序高于现实秩序的观念结构，为以士君子为代表的精英人士推动超越秩序（符合“天道”的秩序）在现实世界的实行提供了功能空间，从而为以“尚贤”为基础的中国式贤能政治的运行提供了具有某种超越性的文化背景——质言之，由“轴心突破”产生的士君子“道尊于势”的文化传统与“政者正也，选贤与能”的贤能政治传统是相因相成的。天道即人道，人道则蕴含着民本。一旦不折不扣地践习尚贤，它们都可为其吸纳。

另一方面，依我个人鄙见，“道论思维”尽管是极其高明的智慧，但它也有内在的问题，即它常常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缺乏现代学术（科学）所需要的“认知性”（cognitive）要素。这可能与中西思维模式的区别有关：正如一些论者指出的，西方人习惯于以“概念”（concept）为基础的推理模式，中国人则习惯以“意向”（image）为基础的思维模式。“道论思维”就集中体现了基于“意向”的推理模式。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是也。因此，它常常会走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非认知主义路向，乃至滑向反智主义。今人如何以科学的学理逻辑“言道”？无论是从您目前的努力，包括魏敦友老师“新道统论法哲学”的努力来看，当代中国学人所做的努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据我个人体会，把“道论思维”作为一种认识论视野和方法论自觉，而不是作为一种整全性和基底性的认知框架来运用，可能是以避免其走向空洞的更佳出路。或者，像赵汀阳老师在《历史·山水·渔樵》中所做的努力那般，自主地探索一种针对中国文化/历史的阐释路向，可能是挖掘“道论思维”之现代潜力和世界文明史意义的一个方向。

先说这么多吧。

顺颂时绥！

国东叩首2021年11月14日

国东教授，您好！

既然您不喜欢道友的称呼，我就改回来吧。我原认为我们是学术上的同道，以追求真理为职志，看来是我有僭了。

我之所以给您写上封信，一是想了解一下您的近况，一是在您8月16日的信中看到您的疑难，是想建议您换一个角度，或调整一下思路来考虑您的难题，说不定能别开生面。何况您作的是“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课题，为何不在中国的传统资源中汲取其精华呢？

您说您不能接受“道论思维”，“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道论思维’对应的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即拥有轴心文明遗产的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政治统一’对应的则是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型国家’的社会政治遗产。两者尽管相关，但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甚至还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张力：‘政治统一’预设了对某种在政治上具有专断性的事物（政治疆界、最高领袖的权威等）的合理性，‘道论思维’则预设了凸显超越现世秩序（‘势’）的天道秩序（‘道’）的正当性。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不言而喻的。”姑且不说现在时髦的“文明型国家”和“超大规模型国家”的划分是否有深厚的学理基础，就您对“政治统一”的理解来说，是和中国的“大一统”是有质的区别的。中国的“大一统”，主要是道的一统，虽然董仲舒把它换算为儒学一统，根本上也是儒家理解的道的一统，这在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天人三问”(亦称天人三策)中表现出来。而不是您所说的政治疆域、最高领袖的权威等。诚然，政治疆域的广大统一，最高领袖的权威，是“大一统”的要件，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道的一统，非此而不能有“大一统”。远有秦始皇、亚历山大的统一帝国，但无有道的一统，很快就崩解了；近有成吉思汗横跨欧亚的世罕其匹的帝国，开始不久就分崩离析。就拿中国历史上的分分合合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分是人道衰微，民生凋敝，道德窳败的恶果；合总是和道统重建，对民瘼的关注，道德风尚的再新联系在一起。所以，道与您的“政治统一”并不违和，反而应是“政治统一”的中坚，更一般地说道是“政治统一”的根本遵循。

您对道的抵拒，还反映在您的这段话中：“‘道论思维’尽管是极其高明的智慧，但它也有内在的问题，即它常常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缺乏现代学术（科学）所需要的‘认知性’（cognitive）要素。……‘道论思维’就集中体现了基于‘意向’的推理模式。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是也。因此，它常常会走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非认知主义路向，乃至滑向反智主义。”道在子学时代的各家中理解是不一样，您这里理解的道，是属于道家一脉。确实，道家对道的界说是有神秘主义、不可知论的嫌疑。总体上讲，道家是遁世的、消极的，虽然其中有深刻的含义。儒家则是入世的，经世济民的，儒家所阐释的道，起于人性，专注民本，化为德礼，更贴近人类社会。这样的道不能解您之惑吗？

我和敦友的努力，不能令您满意，这无妨呀，以您的年青、活力、智慧，完全可以“接着讲”，或者“另外讲”，这是我们所期待于您的，为中国学术的自主发出您耀眼的光芒！

即颂

学安！

方宇军2021.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