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森教授历经七次修订，最后完成了题为《国魂——三个世纪的陈翰笙》的传记。田森与翰老有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深交，该书除了给予读者以人民革命家、人民外交家、社会活动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民教育家这样五重名家、大家的鲜明形象外，还写到了翰老的诸多细节。尤其是以下五个社会上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第一，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展后，他对整天不工作，只搞政治运动很反感，敢于提出：“右不好，要反右，搞‘左’了也不好，为什么不反‘左’呢？”他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反右派”斗争。为此他遭到猛烈批判，险些被划为右派分子，幸好得到周总理保护过关。可是当他所在的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组组长陈洪进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大会上遭到批斗时，他却敢在大会上挺身而出为之辩护说：“你们在发言中列举的他的所有错误言论，没有一条不是从我这里听说的”，“你们把他打成右派是很不公正的，还不如把我打成右派更好。”

第二，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常到下边视察，了解到各地虚报产量的情况。他敢于逢人就说：这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跃井”，意即自己往井里猛跳。知情知心者都劝他少说为好，不要再去“捅娄子”。他反而强调应该人人敢讲真话，才能使我们的事业进步得更快。事情发展到研究所有的年轻人公然贴出大字报说：他在一天之内把一份英文日报一年之内的报纸通读了一遍，并且已经圈选完毕。这无非是想作为研究所工作“大跃进”的大喜报来宣传。翰老看后却敢于贴出自己撰写的小字报，来批驳这张大字报所说之事绝不可信，一针见血指出：这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跃井”。他这张小字报贴出后，遭到众多大字报围攻。他泰然处之。

第三，“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后，他这位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打进国民党活动的老革命，就因为与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有过交往，居然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加以批斗。他一身正气，决不低头。还由于他与第三国际有长期联系，有人硬逼他交代共产党叛徒的名单，他宁愿自己受辱受苦，决不胡说半个字。造反派甚至逼迫他这位70岁高龄的老人跪在冰天雪地里好几个钟头，甚至对他动手挥拳，他也是威武不能屈、宁死不胡说。连党外著名作家萧乾眼见这种真情后都惊奇地赞扬说：“他是我心目中最神圣的共产党人！”

第四，“文革”后期他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他自己主动找工作做，在家里办起了英文讲习班，给愿意学习英文的青年人尽义务讲授英语。知情上门求学者越来越多。有一天有两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登门拜访，也想参加学习，她们如实自称是刘少奇的女儿。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早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永远开除党籍。当时许多人都是为了避嫌而不愿与“黑帮”的子女接近。可是翰老不怕自己被株连，为刘少奇的两个女儿补习英文。翰老这样做，当时确实遭到不少人非议，说他与大“黑帮”子女划不清界限，甚至由组织出面要他交出跟随他学习英文的学生及其家长的名单。连他胞妹也劝他尽快收摊，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直到1979年9月，这时刘少奇尚未获得平反，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专门登门拜望翰老，对他雪中送炭教她女儿深表由衷感激之情。他却敢于对王光美细说：“刘少奇不是叛徒，应当早日为少奇同志平反。”事过半年后，即1980年3月党中央才公布了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决定。

第五，“文革”中发生的种种绝灭人性的惨剧，使他逐步认清了江青之流祸国殃民的罪行。然而在许多人当时敢怒不敢言的恶劣环境中，他却不顾个人安危，也不怕别人揭发，敢于直言不讳大骂江青。1975年1月19日下午翰老到田森家去看望他，两人正交谈热烈之时，忽然翰老用劲往痰盂里吐出了一口吐沫，连声说：“呸！呸！呸！好一个臭妖婆江青！”主人好意劝他压低一下嗓门，以免院外别人听见，可是他依然气愤难抑，历数江青罪状，破口大骂不停。他不仅私下里骂，而且还敢于在党小组会上指名道姓公开批评江青。不少人都为他捏一把冷汗，为他如此坦荡直言而深感忧虑。历史上有很多人很多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聚会，以各种方式为争取国家民族解放和自由民主而奋斗。翰老也敢于直抒胸臆，吐露心声，他在那天与田森同志分别前，紧紧握手说：“我真想在天安门广场上献出我的身躯，只要能唤起人们的觉醒。”

从上述这五种细节小事可以看出翰老的政治嗅觉非常敏锐，思想境界非常崇高，革命气节非常自重，助人愿望非常浓烈，所以他在关键时刻每每都会敢讲真话，见义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