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和批判以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说的基础上，在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创新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高扬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旗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建党90年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一、意识形态的一般涵义
“意识形态”概念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早由法国哲学家托拉西引入哲学领域。在托拉西那里，意识形态即“观念学”的意思，也即意识形态是一门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认识的可靠性程度的学问。［1］30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托拉西的意识形态观点做了批评性论述。如“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2］404。“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52。由上可以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意识形态是阶级统治的产物，是一种经过加工的、有着鲜明阶级性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对社会现实颠倒的、神秘的反映。
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发生了变化。为了革命的理论需要，“意识形态”概念从一个否定性和中性的概念演变成一个中性和肯定的概念。列宁第一个赋予意识形态以肯定的意义。他认为，“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都与客观真理和绝对自然相符合”［4］153。在列宁看来，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是虚假意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学说，是科学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来选择，开始大规模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相结合，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真正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到一种意识形态的过渡。
可见，意识形态是由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宗教等社会学说和观点所构成的理论体系，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来看，可以分为观念化的意识形态、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化的意识形态三种形式。从意识形态的主体形式来看，可划分为社会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来看，可划分为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三个层次。从意识形态的构成要素来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包括理论学说、价值理想和政策主张这三大要素。理论学说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价值理想是主体对未来有可能实现的价值目标的设定和追求，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价值判断。［5］政策主张，包括国家的法律制度、政府的公共政策和执政党针对或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专项政策以及其它特殊政策。
二、中国共产党90年来意识形态的变迁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它能够从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党，发展为领导人民取得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其中的原因和规律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总结。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和认识这些规律，都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革命战争年代（1921—1949年）——革命型意识形态。所谓革命型意识形态，是指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建立新政权而宣扬的用以凝聚革命力量、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精神。
20世纪20年代，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介绍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萌芽产生。
1.理论学说。创造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型意识形态的是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这种革命型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代表就是毛泽东思想。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萌芽时期。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是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发展成果的概括。1937年《实践论》、《矛盾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的形成。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独立地掌握了分析和应付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方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系统阐述和发挥，并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欧洲形式转变为中国形式，形成了符合革命实际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的代表，同时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被广泛运用，指导中国革命在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新的胜利，毛泽东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
2.价值理想。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想可以概括为“改造中国、造福人民”。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造者，毛泽东的价值理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想的形成。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明确表示，“改造中国与世界”正是他自己的主张，这里虽未明确提出“造福人民”，但从他以后多次强调共产党人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思想来看，“造福人民”必然内含于“改造中国”之中。这封信可以看作是党的“改造中国、造福人民”价值理想的形成标志。通过“改造中国”达到“造福人民”的目的，二者同为价值理想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6］
3.政策主张。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政策主张尚未上升到国家法律制度的层面，主要体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中。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反对本本主义》，再到《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的问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著名论断。同时，这些论述提供了一套分析中国问题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它们的指导下，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问题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等问题都得以顺利解决。特别是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有着纲领性作用。
（二）建国初期（1949—1976年）——批判型意识形态。所谓批判型意识形态是指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27年间，中国共产党为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的批判性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的确立。从1949年建国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可以概括为批判型意识形态。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57年，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开展意识形态斗争中，对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批判，对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二阶段从1957年到1976年由于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1.理论学说。在建国初期的第一阶段，党的理论教育任务是：“领导或推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包括爱国主义的宣传），领导或推广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7］240因此，这一阶段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学说仍然是毛泽东思想。这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明确指出革命战争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另一方面又意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些理论对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着重要作用。在建国初期的第二阶段，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片面夸大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作用，比较多地注意抓意识形态本身的建设，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建设。
2.价值理想。这一时期的价值理想主要体现为改造人的主观精神世界，追求社会公平。为了达到社会公平而力主改造人的主观精神世界，进而追求高尚纯洁的社会精神面貌，这一点本身没有错。但是这种追求一旦脱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忽视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它就容易导致将社会主义同现代化建设相分离，甚至对立起来。尤其是在第二阶段，通过人为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所谓的社会公平，就造成最大的不公平；通过灵魂革命来建构的精神家园，那是没有现实根基的空中楼阁。［8］
3.政策主张。在建国初期，为了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党和政府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保护、教育”的政策，在对知识分子充分尊重的同时，注重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对三个改造的宣传和实施过程中，对广大人民群众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教育，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1956年，党更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双百”方针。1957年到1976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逐渐偏离正常轨道。特别是毛泽东在1963年9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从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评。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年）——建设型意识形态。所谓建设型意识形态是指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注重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理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由此开始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程，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基础上，也开始了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再认识。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吸取“文革”时期推行批判型意识形态带来的教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理论学说。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主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根本上说，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他最大的贡献在于纠正了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不正确做法，破除旧的思想观念障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2.价值理想。在对历史的反思中，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从价值目标角度来论证社会主义本质的，它深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的正确理解。邓小平在扬弃毛泽东价值理想的空想性的同时，又牢固地把握住了其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建设的思想，注重两个文明一起抓，防范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冲击。
3.政策主张。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内市场繁荣，对外经济活跃，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了新的进展。1982年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五爱”，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准则，号召人们将自身的劳动成就与祖国的建设结合起来。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一个在新时期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保证意识形态建设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
（四）新时代（1992年至今）——和谐型意识形态。所谓和谐型意识形态，是指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和谐稳定而倡导的和谐理念与和谐哲学。［8］
1.理论学说。这一阶段十分注重理论学说的创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与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10—11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进一步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目标具体化，形成了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2.价值理想。关注价值理想的建设，提出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观而建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10］3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概括，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功能、整合功能和稳定功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观，既能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又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3.政策主张。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要求通过政策主张得到更好的落实和体现，国家法律制度、政府公共政策的制订或修改，也都较好地体现了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意识形态领域的专项政策主要体现在制订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项政策，如2004年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贯彻“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活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2006年制订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
总之，90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其理论学说、价值理想和政策主张都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旋律并没有变，这个主旋律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以“时代活力”更好地统领各种社会思潮，保证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实践的、有“群众立场”的理论武装人民群众，要让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提高觉悟，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并自觉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主体。
参考文献
［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北京:外文出版社，1973．
［5］孙鹏．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价值理想的当代意义［J］．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09，(4)．
［6］程新英，李士菊．毛泽东“改造中国、造福人民”的价值理想［J］．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7］国防大学主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
［8］张建云．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J］．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9］范秋迎，姜海燕．论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范式变迁及启示［J］．前沿，2010，(8)．
［10］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