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摔跤了。

有人说，刘翔因此下跪了，对着镜头，亦即对着咱们亿万国人下跪了。

这当然是一时的误解，抑或只是玩笑一下，摔跤后的刘翔跪了一下，可能是在看看自己的跟腱伤处。

可是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玩笑一下”？

皆因为刘翔背上背着个“1356”——56个民族的13亿国人。

确实是万众瞩目。我是不怎么看体育竞赛节目的，可是昨天午间的凤凰台读报节目特别地作了预告：下午五点十分看刘翔了。那是我的运动时间，我于是也赶热闹，放弃了自己的运动，来看刘翔运动。

好象是没法不赶赶这热闹似的，电视广播等诸多媒体里，周边人们这些日的谈论中，刘翔又是焦点。

据说08北京奥运时刘翔开跑的那一场，有一半人是冲着刘翔买那票的。刘翔退赛，场上登时就空了一片。当然这只是道听途说。

这次刘翔摔了，于是网上有一片的失落，甚至一片的骂声，于是有人发出感慨：为什么最是中国人不原谅刘翔？

当然也有劝慰的声音：原谅刘翔，宽容刘翔吧！

可是为什么要如此痛心疾首地失落？更为什么要骂人？刘翔犯了什么错需要受到人们的原谅，或受到人们的宽容呢？

一个运动员参加比赛，无论胜或败，不都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吗？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不是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耳熟能详的咱们的古谚吗？有谁规定刘翔不可以退赛，不可以摔跤，不可以失败吗？除非是老天爷，不是吗？

无疑，问题还是出在“1356”上，既然你背负了56个民族13亿国人的希望，背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某种图腾，背负了大国崛起的象征——“百米跨栏”与“跨越式发展”，“大项目大比赛夺大金”与“大国崛起”等等之间似乎是有隐喻关系的，你当然就没有了退赛、摔跤、失败的允许了！

可是，刘翔是怎么背起这么个号码来的呢？我是毫不知原委，只知北京奥运会上他是这个号码，伦敦奥运会上他又是这个号码。我想这应该不是偶然，不会有这么巧合的偶然吧，难道刘翔真是上苍选定来作我们“大国崛起”的象征的吗？退一万步说，即使北京奥运会是偶然，那么伦敦奥运会则一定是故意了。

网上有说是刘翔自己选的，表明他有这个信心。

可是刘翔为什么要选这么个号呢？他没有想过，背这么个其伟无伦其重无比的号，还能跑得动吗？是狂妄至极？或是迫不得已？

不过，不管是某个方面派给他的，还是他自己选的，这里面肯定都有某种非常的国民心理在。

也有人说，一切都是刘翔后面的政绩与商利的缘故。

可是，如果这确实，那么聪明的官员或商人，在背负着“1356”的刘翔身上，看到的难道不是这么一种正可以拿来一用的非常的国民心理吗？

这种非常的国民心理，也许可以一言蔽之：“我们总想有神”。

我们总想见到“战无不胜”，尤其这种“战无不胜”隐喻着一个巨大的意义。

希望见到我们喜欢的运动员取胜，甚至圆满，是很自然的，愿望落空而有一点失落，亦是自然。事实上也确有相当圆满的运动员，如邓亚平、林丹。可是，当我们喜欢的运动员输了，我们如此地不能接受，要骂人，或者要说服自己去“原谅”他，“宽容”他，那么，“我们总想有神”的国民心理就显露无疑了——我们总觉得刘翔应当是神跑，神跨，神飞，我们的无意识里总相信刘翔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神喻。而结果竟“神”不再“神”，如何可以？！

我们难道不知道“战无不胜”是没有的吗？理性地说，比赛便总有胜负，失败是绝对的，胜利是相对的，尤其在奥运会这样的比赛中，取生，乃是风云际会的结果，乃是万千因缘或曰因素齐齐聚全的结果，有万分之一的因素不到位，失败就可能发生。

可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要执拗地期盼“战无不胜”呢？为什么就一定要把一个运动员的一个项目的一场比赛与“1356”的伟业联系在一起呢？

这样的国民心理，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的民族文化基因。

我们总想有神！

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总想有的这个神，往往不是那种绝对超越之神，如上天，上苍，或上帝，而是血肉之躯的作为个体的生命。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无论是作为统治者一面的“天子”一说，还是作为造反统治者一面的“替天行道”一说，其中都蕴含了这一层意思：血肉之躯的个体生命，只要达于至尊，或只要能够合道，便可以等天、为神的。

文化大革命的深在根源，“四个伟大”与“一句顶一万句”的深在根源，难道不正是这种“总想有神”，而此神又总是血肉之躯的个体生命，这血肉之躯的个体生命之“神”却是能够“战无不胜”的这样一种国民心理和民族文化基因吗？

如果不是这样一种国民心理和民族文化基因，那么，为什么立意绝然相反的《国际歌》与《东方红》——一首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一首则是“出了个大救星”——我们能够那么长时间整天一起震天价响地唱，而十数亿人，无论一般百姓，还是各级领导或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皆见不出其中的矛盾来呢？

我曾和一位朋友聊天时聊到过不久前的“重庆事件”，我的这位朋友是思想非常开放，且充满自由激情的，然而这次他却忧心忡忡地表示，现在的情势，非强人，非强人的非常手段不行。

也就是说：法治不行，民主不行，理性不行，只有期待强人——那种血肉之躯的“神”一般的强人——的非法治非民主程序的，非理性的手段才行。

这让我深觉悲哀。

其实，今天中国，最要警惕的是什么，我以为恰恰正是这种“总想有神”的国民心理。

而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以为，最需要的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常人”——非神非圣亦非鬼非痞的“常人”——的国民心理。只有“常人”心理，才可能具备公民理性，只有公民理性，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可能理性、持续而稳健地进展。

201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