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崛起”已不只是受尽近代以来屈辱历史的中华民族内心的抱负，而被认为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有国际舆论还将之视为21世纪的世界头等大事。然而，现在人们所谈论的中国崛起，主要以中国物质性力量的崛起为指标。但是，在“有核时代大国之间不打战”的判断依然有效、国际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话语权政治”[1]的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缺乏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就谈不上真正的崛起，反而可能因此使自己的物质力量发展失去国际社会的合法性认同。正如古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前中国的崛起就面临这种风险。尽管过去30多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以和平发展为基础、以和平的方式而非武力的方式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崛起也是中国走向未来崛起进程的基本方针，但毋庸讳言的现实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诉求和发展道路，却遭遇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的种种质疑、误解、非难和恶意的贬损。这一方面给中国的和平崛起造成了严重的“话语困扰”，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中国自身国际话语权不足的困境。因此，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要真正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以之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就必须在深入辨析话语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起系统性的国际话语权战略。
和平崛起遭遇国际话语困扰
虽然“和平崛起”一词本身出现较晚，且在2003年与2004年作为“国家话语”使用一段时间后被“和平发展”的新提法所代替，但可以说和平崛起仍然是中国内外政策交汇之下一种真实意愿的表达，并非“和平发展”概念所能完全涵盖。“和平发展”更多地强调中国发展模式的非掠夺性、非奴役性、非殖民性，而“和平崛起”侧重于中国崛起的非武力性和非战争性，并以中国力量的崛起来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事实上，只有“崛起”一词才能准确地表达近代以来中国努力改变在国际体系中的弱势地位“重新做回大国”的基本诉求；也只有“崛起”一词，才能准确地说明中国力量的增长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影响，因为所谓国际政治格局，就是指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结构。2004年中国政府对“和平崛起”一词的使用做出调整，主要是担心国际社会基于对西方大国“战争崛起”的历史记忆而对“崛起”一词较为敏感，但“和平崛起”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知度。2012年2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见访美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时即表示：“我总是强调我们欢迎中国和平崛起。”[2]这无疑是“和平崛起”概念被国际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时间维度来看，在国际体系中崛起虽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长久理想，周恩来年轻时“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自勉也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脚，新中国的成立更使中华民族开始屹立于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改革开放则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是，“中国崛起”真正被世人所普遍感知还是冷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事情。从动因来看，中国选择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至少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不幸历史与国际遭遇，使中国认识到即使强大起来了也不能走西方列强对外战争和奴役的崛起老路；二是中国深厚的和平文化传统使中国怀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和文化使命感；三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逐渐明确地形成了“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理想世界观念，和平崛起是通向这一理想的必然选择。概括而言，中国选择和平崛起道路不仅是中国自身的理想和诉求，也包含着对国际责任的承担，“和平崛起”不仅是一条正当的道路，也是一条创新的道路和光辉的道路。然而，中国崛起态势的彰显恰是在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结构和舆论结构的失衡使得和平崛起的中国遭遇严重的国际话语困扰。
具体而言，中国和平崛起所遭遇到的国际话语困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国际舆论结构下的“挨骂”。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从东亚国际体系的“天朝上国”跌落到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和“半边缘”地位，又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和“半边缘”国家重新走上独立自主、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曲折历程。诚如著名作家和文化学者李敖先生所言：“中国一百五十年来如何避免挨打，如何避免挨饿，是中国人的主题。”[3]所幸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解决了中国“挨打”问题，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解决了中国的“挨饿”问题。然而，寻求和平崛起的中国，却面临“挨骂”的新问题。[4]这就是冷战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或出于误解和不明真相、或出于利益冲突、或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偏见、或出于将拥有和平文化传统的中国与信奉“理性自私”现实主义的西方国家作不恰当的类比，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与发展模式提出种种质疑、非难和恶意的贬损。虽然也有些国际舆论有较公正的评价和赞美之词，却被“骂声”所掩盖。国际话语对中国的“骂”既有针对具体问题或国际议题上的中国政策的，也有针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基本原则立场的；既有针对中国国内政策和政治制度模式的，也有针对中国的国际身份与国际责任承担的，不一而足。近二十多年来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不尊重人权论”、“挑战美国霸权论”、“血汗工厂论”，以及近年所谓的“中国傲慢论”、“中国在非洲殖民论”、“在气候问题上不负责任论”、“在南海妨碍航行自由论”、“国强必霸论”等等，都是中国“挨骂”的典型。
二是在美国或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话语霸权下的“理亏”。如果说以西方为首的国际舆论对中国的“骂”往往因其带有非理性色彩而给中国的和平崛起造成了严重的“话语困扰”，那么，还有一种源自西方的国际话语，虽然或不直接针对中国，或不点名批评中国，却同样地、甚至更严重地侵蚀和消解着中国崛起的合法性、价值基础与前景预期。这就是冷战后时代普遍流行、影响广泛却以“学术话语”面貌出现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大国政治悲剧论”等等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相比于普通西方媒体上的负面舆论，这些以美国或西方为中心的学术话语都以学术著作为支撑，通常隐藏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底色，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依据、大量的数据运用、因果逻辑关系的推演等学术论证的方式而形成系统性的学说，往往引领国际思潮。这些学术话语霸权，让中国国际身份、发展道路和崛起进程被置于敌意的审视和质疑之下，甚至自觉“理亏”。比如，“历史终结论”宣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后的制度模式，就相当于宣告中国社会主义的穷途末路；“文明冲突论”把中国置于与美国和西方不可调和的对抗地位，是变相地鼓动西方世界不认同中国崛起的合法性，而把中国看做文明的敌人；又如，“民主和平论”宣告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却把中国自然地划到非民主国家之列，实际上贬损了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而如果要对这些西方中心的学术话语霸权进行有说服力的批驳，一是必须同样基于学术研究之上，懂得“学术对话”，二是对其进行批驳的作者群体也必须属于国际学术精英群体，有强势的理论影响力。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学术差距”至为显然，即使对这些学术话语有过一些批驳，也基本上被其话题牵着鼻子走，因此这些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话语霸权对寻求和平崛起的中国造成了更深层次的“话语困扰”。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话语困扰”，是“挨骂”还是崛起合法性和国际身份正当性在西方学术话语霸权下的“理亏”，无疑都反映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严重不足。或者说，面对美国和西方的话语霸权，中国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尚不能在国际舆论中掌握主动，尚不足以引导国际舆论走上公正地评价中国和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发展方向。因此，如何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寻求中国和平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事关和平崛起的成败。
中国的话语权意识与国家层面的话语权阐述
话语权意识的强化，无疑是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前提。近年来，中国处于一个国际话语权意识高涨的时期，几乎各行各业都提出了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要求，如传媒界提出了中国的媒体话语权问题，商界提出了中国在商品定价上的话语权问题，气候国际谈判部门提出了中国的减排话语权问题，能源部门提出了中国的能源话语权，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提出了外宣的话语权，语言学界提出了汉语的话语权问题，服装生产行业提出了中国的服装话语权，还有诸如网络话语权、稀土话语权、人民币结算话语权等等。客观地说，其中某些行业部门关于话语权的认识，实际上是将“话语权”泛化或窄化了，扭曲了话语权概念的本义。因为从本义来说，“话语权”（power of discourse）是指“话语”所包含的或体现的权力，即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载体和表达方式。而离开“话语”谈话语权，往往混淆了实力对比关系与话语--权力关系。不过，这种对“话语权”概念的实用主义理解，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在当今和平发展与崛起的进程中，中国社会对国际话语权不足现实的深切感知，以及寻求增强话语权以维护和争取利益的正当诉求。虽然除非是代表国家的机构所阐述的话语，一般性行业部门的话语不能等同于国家话语，但各行业部门“话语权”意识的高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家层面上话语权意识的提升。
近年来，中国国家层面上国际话语权意识的强化也是有目共睹，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政府文件中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阐述”。这些国家层面的话语权阐述，有主动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行为和意见，但主要是对当前中国和平发展和崛起进程中所遭遇“话语困扰”的回应，努力“妥善回应外部关切”，阐述越来越全面，思路也越来越清晰，而其核心则是如何“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
2010年1月4日，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示外宣工作要“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上迈出新步伐”，以及“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努力营造客观友善、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5]2010年5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活动期间，就加强中俄战略协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一点就是：“加强二十国集团机制化问题上的协调和配合，提高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基本利益。”[6]这是中国关于通过国际合作增强国际话语权思想的重要阐述。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方式和目标也做了特别强调，即“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就这一《决定》进行解读和说明，发表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文章，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增强国际话语权相联系，其中阐述道：“我们必须加快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坚持政府与民间并举、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并重，推动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造福人类，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让各国人民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情感和发展进程，深切感受中国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真诚愿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新贡献。”[7]2012年6月2日，李长春在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时发表讲话，对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理论和学术方向做出更加具体的指导性阐述，即“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深入开展对外交流，努力扩大我国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8]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讲话首次在国家层面上提出了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问题，也首次将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上升到构建“话语体系”的高度，反映了国家层面上话语权意识和话语权阐述的新进展。
分析当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意识和国家层面的话语权阐述，可以发现，各行业部门的“话语权”要求主要是一种利益关切，即希望以增强“话语权”来增加其行业部门的利益，而国家层面的“增强话语权赢得主动权”关注的是一些“大问题”，即中国的国际身份的合法性被认同，具体的国情和文化传统被客观了解，中国的国际权利、国际利益和内政外交政策的合理性被接受，和平发展与中国崛起道路的正当性被认同等。所谓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其实主要就是指国家层面上的国际话语权，尤其是指一个国家的国际政治话语权。国际政治话语权才是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结构的重心所在，因而也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着力点所在。概而言之，现有的中国国家层面的话语权意识和话语权阐述为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原则性指导。当然，客观而言，中国当前的国际话语权尚处于冷战后时代背景下的“结构性弱势”地位以及自身话语质量不足的“本质性弱势”地位之中，与中国和平崛起的话语权需求之间尚存在巨大的落差。如何弥补这一落差，并为国际社会提供创新性话语，需要切实地构建起系统性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
理论基础与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基本思路
事实上，对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认知是话语权战略构建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在提出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基本思路之前，阐明这一理论基础，尤其是话语何以产生权力的逻辑辩证关系，至关重要。
有一种通行的说法认为，只要国家实力强大了，自然就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这一说法将美国和西方拥有的强势话语权与其国家实力相挂钩，看似有现实依据，其实只是看到了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事实上，国际话语权并不完全按照国家实力的大小来分配，虽然大国通常拥有比小国更多的话语权，但就具体的国际议题而言，小国掌握主流话语权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如北欧一些小国在全球气候变暖与二氧化碳减排问题上比中国、印度甚至美国这样的大国更加“理直气壮”，梵蒂冈这样的“国中之国”比绝大多数国家在宗教问题上有更多的话语权。显然，话语权不同于经济和军事这样的硬实力，它以话语为权力的载体或表达方式，具有“话语特性”。美国和西方之所以在总体上拥有强势话语权，恰在于“话语特性”与它们强大的“话语能力”或“话语霸权”，尤其是话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的影响力。如果认为国家实力强大了自然就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那就无法理解实力不断崛起的中国为何反而产生话语权不足的困境，也将无视当前中国和平崛起中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强烈需求和遭遇“话语困扰”的严峻现实，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走出“由实力决定话语权”的迷信，是直面中国崛起的话语权需求，踏实地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一大理论认知前提。
“话语特性”可以从话语的构成来理解，而在认知话语构成的基础上才能理解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的作用机制和逻辑关系。
话语的构成要素包括：话语所运用的概念、所选择的论述对象或议题、对事实的陈述、对规则的把握、逻辑推理的严谨性与论证方式方法的科学性、话语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本质等。根据这些话语要素可知，一个国家的“话语能力”事实上可以分解为概念的创新能力、议题的设置能力、对事实的说明能力、对规则的制定和把握能力、逻辑性和科学性上的说服能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被认同度，以及基于上述这些能力之上的话语引导能力。再根据“话语能力”的这些方面，可以判断什么样的话语是高质量话语，什么样的话语是低质量话语。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关键正在于话语质量。[9]相比于西方强大的话语能力，目前中国在话语能力的各个方面大都相形见绌，话语质量自然不足。由于话语质量不足而导致的话语权弱势，可以称为话语权的“本质性弱势”。
除了话语能力和话语质量因素外，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还取决于一些外在的因素。这包括话语阐述的时机与场合，传播的条件与被接收的几率，话语与行为的一致性，国际舆论结构和国际思潮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国际信誉等。话语阐述的时机与场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某一时机和场合阐述的话语不被接受和认同，在时机与场合变化的情况下却可以被接受和认同，反之亦然。如中国最初提出“和平崛起”时，西方主流舆论关注的是中国的“崛起”本身可能带来的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而非崛起的“和平”性质，因而认同度较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美国奥巴马政府也高调地“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了。又如一些“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流行话语，则因时过境迁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显得不合时宜，不再被认同。
话语传播的条件好差则决定了话语被接收的几率，话语只有首先被接收到，才有可能被认同。话语与行为的一致性，要求的“言行一致”，如果“说一套做一套”，再漂亮的话语也不能产生认同效果。这就是中国外交中一向强调“说话是算数的”的原因。国际舆论结构和国际思潮对话语产生权力的影响，是由于在有主导性的国际舆论和流行的国际思潮的背景下，与之不同的话语阐述难以被重视，发出的声音容易被淹没，或被视为其对立面和异端而加以贬损。结合中国的案例来说，由于冷战以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和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胜利”的方式终结，西方话语失去了制衡而成了“普世话语”，社会主义制度被贬损，因而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自然被置于一种非常不利的舆论劣势地位。而“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国际思潮的流行，也使共产党领导的、东方的、有自己独特文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一时陷入被国际舆论责难和贬损、被流行国际思潮审视和批评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冷战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处于一种“结构性弱势”之中。
国家的国际信誉对于话语权的影响，在于信誉良好的国家的话语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国家信誉可以说是一个国家赢得国际话语权的无形资产。虽然有时候对某一国家国际信誉的认同是盲目的，如冷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华盛顿共识”话语的信奉颇有点鲁迅先生所讽刺的“赵太爷田都有三百亩咧，他的话还会错么”的味道。概括而言，一方面提升话语质量才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但另一方面话语产生权力也取决于许多重要的外在条件。要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就要同时重视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在理解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作用机制和逻辑辩证关系之后，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就有了话语权的理论基础。由于话语权战略绝不仅是一种理论认识上的构建，更应该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实践性纲领，因此不仅要考虑话语权的理论建设，更要预设通过该战略达到提升话语权的基本目的。笔者仅在此提出一些关于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基本思路。
其一，明确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与战略重点。指导思想要回答的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为谁服务的问题以及构建什么样的话语体系问题。因此，第一，由于话语权竞争的基本动力仍然是国家利益，这是由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决定的，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就是要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就当前状况而言，鉴于在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之下，中国的和平崛起诉求深受贬抑，中国的话语权战略就是要服务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诉求。第二，不做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殖民地”，寻求突破西方的话语体系，构建起具有中国话语自主性、同时吸收西方话语合理成分的、开放融通的新式话语体系。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基本目标可以说就是“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但又可以分为防御性目标和进取性目标。防御性目标就是摆脱中国崛起的“话语困扰”，有效地为中国的国际身份、内外政策、发展道路、制度模式、价值原则及其合理变革“正名”，通过中国自己的话语阐述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满足和平崛起的话语权需求。进取性目标就是为国际社会贡献创新性话语，逐步引导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向着反映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和共享价值的新型话语体系转型。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重点，在于增强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权。
其二，努力拓宽中国话语的传播渠道，高度重视话语能力和话语质量建设。拓宽话语传播的渠道才能提高中国话语被接收的几率，而只有话语被接收到了才可能被认同，从而产生话语权。增加发行外文媒体、发展人文交流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开展公共外交等都是拓宽中国话语传播的重要渠道。最近几年，在原有的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今日中国》等对外传播渠道的基础上，又有中国网络电视台的开播、《求是》杂志英文刊和《环球时报》英文版的发行、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国际在线等网站增加更多语种等等，表明中国政府和对外宣传部门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不过，拓宽传播渠道只是为中国话语被认同而转化为话语权提高了可能性而非必然，有关数据也显示，“我国外文新闻媒体报道在新闻品质和受众认知形象上还有很大改善空间”。[10]事实上，话语能否被认同而转化为话语权的关键在于话语质量而非传播渠道，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话语能力建设，生产出高质量的话语，使和平崛起中的中国能够“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
其三，构建对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具有统摄性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各种话语阐述的价值源泉，也是话语体系的灵魂。换言之，只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才能构建起一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年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无疑是明确的，但在后冷战与全球化相互叠加的当代，在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国际观念的分化成为常态。如何回应源自西方的“普世价值”，是构建当前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最大挑战。但很显然，如果照搬西方的“普世价值”，那就意味着要移植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话语体系，这与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意愿是相违背的；而如果完全无视西方的“普世价值”，那么中国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就不可能获得广泛认同，达不到增强话语权的目的。所以，现实的路子是借鉴西方价值，融合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和现代人文精神，进而构建起对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具有统摄性作用的核心价值观。
最后，发展繁荣人文和社会科学，增强在国际领域里的理论和学术话语权。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是一个国家话语生产的基地、知识生产的场所及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阵地，因而也是国际话语权、特别是国际领域的理论和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来源。从冷战后中国所遭遇的“话语困扰”来看，不管是国际舆论结构下的“挨骂”还是西方学术霸权对照下的“理亏”，都直接与中国自身的理论和学术话语权不足相关。而话语能力建设的各个方面，即概念的创新、议题的设置、对事实的说明、对规则的制定和把握、逻辑性和科学性上的说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被认同以及话语引导，无不需要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说话语能力建设是高质量话语的保证，那么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是话语能力建设的保证。从中国崛起的角度来说，拥有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以及在国际领域里拥有强大的理论和学术话语权，这本身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内容。
【注释】
[1]张志洲．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J]．红旗文稿，2010年，14．
[2] 奥巴马的原话为：“I have always emphasized that we welcome China's peaceful rise”。参见：VOA News: “Obama to Xi: We Welcome China’s Peaceful Rise”, http://www.voanews.com/media/video/176979.html, February 14, 2012.
[3]李敖在2002年6月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中国一百五十年来如何避免挨打，如何避免挨饿，是中国人的主题。”2005年他在清华大学所作的“神州文化之旅”第二场演讲中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参见人人网.“打开天窗说亮话，脱下裤子谈思想”--李敖访谈[EB/OL]．http://blog.renren.com/share/232197827/1527356905；李敖：共产党使中国不再挨打[N/OL]．京华时报，2005-9-24．
[4]在“挨打”和“挨饿”的问题被阐述后，一些学者补充了“挨骂”一说，例如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等。分别参见“挨打”、“挨饿”与“挨骂”[J]．环球时报，2008-4-10；玛雅．挨打-挨饿-挨骂：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黄平研究员[J]．天涯，2008，7．
[5]2010年1月4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李长春在出席会议时的讲话中阐述了这一意见。参见中国政府网．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李长春出席并讲话．2010-1-4．http://www.gov.cn/ldhd/2010-01/04/content_1502833.htm
[6]中国网．胡锦涛建议中俄加强协调配合提高国际话语权[EB/OL]．2010-5-10.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0-05/10/content_20002318.htm
[7]刘延东．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N]人民日报，2011-11-1．
[8]中国政府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李长春出席会议并讲话．2012-6-2．http://www.gov.cn/ldhd/2012-06/02/content_2151697.htm
[9]张志洲．话语质量：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关键[J]．红旗文稿，2010，14．
[10]刘扬．外国留学生眼中的中国外文媒体--首都高校外国留学生使用中国外文媒体情况调查[J]．对外传播，2012，7．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