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话语权成了政治权力的一种越来越突出的表现方式，国际政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话语权政治”。纵观当今世界的话语权状况，大体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处于一种明显的优势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则相当有限。只有从根本上加强话语质量建设，才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出路。
一、什么是话语权
话语权这一概念，直接脱胎于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话语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理论。1970年12月，福柯在其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的演讲《话语的秩序》之中，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著名命题，他深刻地认识到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话语权”指的是一种“权力”（power），而非“权利”（right）。换言之，话语权不是指有没有说话的权利，而是指话语背后体现着的权力关系。
作为一种权力的表现形式，话语权以话语为载体，有着自己内在的特性。话语权的内在特性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除了基于社会“共有知识”或科学的、客观性的叙述之外，话语的逻辑性越强，以及在不同时机和场合下的话语越具有一致性，其说服力就越强，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于其逻辑性和说服力；二是由于具有社会性，话语不可避免地带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三是所使用的概念和知识的创新，以及观察视角上对他人的引导，会有利于话语转化为权力。四是诸多外在因素，如“受众”的既有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性和结构性制约状况，以及时机与舆论环境等，参与话语权的塑造，改变这些因素的状况，也就影响到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最后，对于话语的言说者而言，越有系统地使用“属于自己的”话语，便越能主动地获得由这种话语所带来的权力，如果只是做他人话语的追随者，则很难获得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二、中国国际话语的质量问题
当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意识高涨，许许多多的行业都发出要求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的呼声。然而，对于国家实力与国际话语权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舆论往往作片面的理解，认为国际话语权的大小根本取决于国家实力的大小。这种看法严重忽视了话语作为权力载体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并且与事实相悖。当然，这种观点似乎来自于当今世界一个迷惑人的现象，即今天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拥有最强的国际话语权，传统强国比较集中的欧洲也拥有很大的国际话语权。但是，美国和欧洲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并非仅仅因其实力强大，更是因为他们的话语中所包含的观念创新性引导着大多重要国际议题的设置，他们话语中的逻辑性和说服力较强等等。虽然不能否认实力强大对于话语权是一个积极性因素，但国际话语权从来不是按国家的实力大小来分配的，在某些问题或某些领域，一些实力小的国家比一些实力大的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的问题上，古巴比美国更理直气壮，而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上，北欧的一些小国比许多大国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些都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对于中国来说，首先需要破除国家实力与国际话语权份额相对应的迷信，才能回到对话语本身的探索上来，真正认识到强化话语质量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意义。
其一，要努力将自己的优势观念转化为国际主流话语。但凡国际主流话语，首先都是一种关于国际事务的观念和看法被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而为此，必须为这种观念和看法提供包括科学依据、道德精神和利害关系论述在内的强有力的逻辑论证，从而具有说服力。虽然在“西强我弱”的既有历史结构下，中国话语的国际说服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西方主流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为自己的话语提供强有力的论证，仍然有可能转化为国际主流话语。何况，我们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拥有优势的观念。例如，中国作为有核国家最早明确地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张，以及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无核世界观念。又如，冷战后我们提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等等。这些中国话语在根本上事关世界和平和人类前途，利害关系明确且具有道德伦理上不可辩驳的正当性。然而，我们往往只有好的观念却缺乏深入的学术论证和学理支撑，结果是优势观念流于政策性宣告，说服力大打折扣，更没有能够置奉行相反政策的国家于道德困境之中，因而我们的优势观念没能转化为具有引导力的国际主流话语。
其二，要努力增强设置国际议题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话语能力。设置国际议题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虽然不单单取决于话语的使用，但现实告诉我们，当今世界的许多国际议题的设置，许多国际规则的制定，是不同国家间话语竞争的结果，阐述理论和思想的话语的使用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说，人类面临的每一个国际问题都可以被设置为国际议题，进行讨论并寻找解决方案。冷战后最为重要的国际议题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全球治理、人权与人道主义援助、维和、反恐、反核扩散、减少贫困、妇女发展、公民社会建设、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与减排、互联网安全与信息自由、生物技术风险管理与伦理禁忌、金融制度改革与稳定、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等等。虽然我们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中，特别是在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制度改革和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总体上说，中国的话语能力和话语质量仍然偏弱，中国话语在某些国际议题设置和国际规则制定中远没有起到关键性作用。
其三，要努力摆脱中国的国际身份“被定位”的状况。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建构自己国际身份或国际角色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国家都会用自己的话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国家身份定位。国家的国际身份定位往往有多个角度，而整体性身份性质的定位或其中某些关键项的定位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有着直接影响，因而也影响到其国际话语权。冷战后时代，中国对于自己的国际身份有着相当清晰的定位，如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寻求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走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等，并认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金砖四国”之一的身份。然而，冷战终结以来，中国的国际身份不断地“被定位”，西方话语、特别是美国话语对于中国国际身份定位及国家形象建构起着强势的塑造性作用，对国家身份自我定位的中国话语反而成为弱势话语。从负面的角度看，西方话语曾将中国定位为非自由民主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霸权的挑战者、前现代国家，甚至侵犯人权的国家等等。这种种定位构成了“中国威胁论”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论基础。从正面的角度看，近年来西方又对中国的国际身份进行了“重新定位”，如欧盟及英、法、德将中国定位为贸易伙伴或战略伙伴，美国认为中国是其“利益攸关者”，要求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直至有的美国学者把中美关系定位为“中美国”（Chimerica）与“G2”（“两国集团”）。虽然正面的定位总比负面的定位要好，但是中国的国际身份毕竟都是处于“被定位”的状况之中。
三、如何加强中国国际话语质量建设
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推广，号称“中国CNN”的中文媒体联盟的构建，国家网络电视台的创办，《求是》英文版以及《环球时报》英文版等外文媒体的发行，都表明了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努力。但这类方案和举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立足于提高现有中国话语的宣传音量和拓展现有话语的传播渠道。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须“对症下药”，强化中国话语的质量建设。鉴于话语质量建设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里重点阐述加强中国国际话语质量建设的三个根本途径。
首先，确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冷战后的时代，西方不仅在实力地位上、而且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处于强势地位，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话语几乎可以通行天下，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西方话语更成了国际社会的“普通话”。与此同时，欧美诸国利益的扩展也使其对国际议题的设置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更加关注，并积极利用其话语优势地位。如果说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国际政治，并制衡着西方话语，那么冷战后的西方话语则因失去了制衡而取得了“话语霸权”。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说，今天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弱势地位是冷战终结这一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结果。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须面对整个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话语结构。因此，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总体性的国际话语权战略，从战略高度指明话语质量建设的出路。
其次，发展和繁荣基础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理论阵地，因而也是高质量话语的生产机构和基地。话语包含的诸种要素和特性，如概念的创新、话语逻辑、说服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等，只有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能够赋予。西方在今天世界的话语优势地位，与其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冷战后的国际主流话语，如源自美国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化第三波”等理论，以及“软权力”、“权力转移”、“无核武器世界”等概念，来自欧洲的“全球化”、“全球治理”、“第三条道路”、“人道主义干预”、“气候变暖”等话语，无不首先出自他们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今天构成西方话语权基础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等概念和理论，也首先是西方历史上人文和社会科学思想家们的产儿。可见，没有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就难以提升话语的质量。以此来观察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出版的书籍越来越多，一些研究者的课题应接不暇，但有一个现象却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那就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各学科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和主流话语，都来自西方。要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质量，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发展和繁荣基础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
最后，在平衡现代化、国际化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弘扬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与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平衡现代化、国际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进程中一个不断被追问被讨论的话题，对这一话题的解答对于弘扬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至关重要。话语之所以能产生权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被认同。核心社会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则能对不同领域的话语起到统摄性作用，使之形成内在价值一致和逻辑一致的话语体系。同时，由核心社会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统摄之下的话语，也能保证话语的真实意义表达。当前，弘扬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把握好一个原则，即在现代化、国际化与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之间取得平衡。这样，未来中国的国际话语才会具有新的价值源泉，并因而获得强大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